中国古代文学

一、名词解释题:

1、韩孟诗派

2、新乐府运动

3、古文运动

4、北宋诗文革新运动

5、江西诗派

6、诚斋体

二、论述题:

1、李杜异同论。

2、白居易诗歌的内容和艺术。

3、苏辛词异同论。

4、唐宋诗较异。

第1个回答  2008-12-14
一、名词解释题:
1.韩孟诗派
韩孟诗派是中唐时期与新乐府运动同时崛起的一个影响较大的诗派。
其代表人物是韩愈、孟郊,此外还包括贾岛、卢仝以及马异、刘叉等人。这个诗派创作的特点是通过抒写个人的不幸遭遇来揭示社会的弊病,他们主张“不平则鸣”,苦吟以抒愤,并互相切磋酬唱。他们诗风尚奇求险,韩愈奇而雄,孟郊奇而古,贾岛奇而清,卢仝奇而怪。
他们具有独特的审美品味,以震荡光怪为美,以瘁索枯槁为美,以五彩斑斓为美。由于受韩愈古文运动“陈言务去”的影响,他们在艺术上力求避熟就生,标新立异,注重苦吟和锤炼功夫,力矫大历诗风的平弱纤巧。这种诗歌的新的追求与新的变化,积极推动了盛唐以后诗歌艺术境界的开拓。
中唐时期由白居易、元稹倡导的,以创作新题乐府诗为中心的诗歌革新运动。
新乐府是指唐人自立新题而作的乐府诗。宋代郭茂倩指出:“新乐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尝被于声,故曰新乐府也。”(《乐府诗集》)明代胡震亨说:“乐府内又有往题新题之别。往题者,汉魏以下,陈隋以上乐府古题,唐人所拟作也。新题者,古乐府所无,唐人新制为乐府题者也。”(《唐音癸签》)初唐诗人写乐府诗,多数袭用乐府旧题,但已有少数另立新题。这类新题乐府,至杜甫而大有发展。杜甫善于用乐府诗体描写时事,所作如《兵车行》、《丽人行》、《悲陈陶》、《哀江头》等,“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元稹《乐府古题序》)。元结、韦应物、戴叔伦、顾况等人,也都有新题乐府之作。元结还提出诗歌创作应“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二风诗论》),使“上感于上、下化于下”(《新乐府序》)。他们可说是新乐府运动的先驱。

2.新乐府运动
新乐府运动是贞元、元和年间特定时代条件下的产物。这时,安史之乱已经过去,唐王朝正走向衰落。一方面,藩镇割据,宦官擅权,赋税繁重,贫富悬殊,蕃族侵扰,战祸频仍,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矛盾进一步显露出来;另一方面,统治阶级中一部分有识之士,对现实的弊病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他们希望通过改良政治,缓和社会矛盾,使得唐王朝中兴。这种情况反映在当时的文坛和诗坛上,便分别出现了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和白居易、元稹倡导的新乐府运动。
3.唐宋古文运动的介绍
唐宋时期的文学革新运动,其内容主要是复兴儒学,其形式就是反对骈文,提倡古文。
所谓“古文”,是对骈文而言的。先秦和汉朝的散文,特点是质朴自由,以散行单句为主,不受格式拘束,有利于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自南北朝以来,文坛上盛行骈文,流于对偶、声律、典故、词藻等形式,华而不实,不适于用。西魏苏绰曾仿《尚书》作《大诰》,提倡商朝、周朝古文以改革文体,未有成效。隋文帝时下诏禁止“文表华艳”,李谔上书请革文华,都没有扭转颓风。唐朝初期文坛,骈文仍占主要地位。唐太宗为文也尚浮华。史学家刘知几曾在《史通》中提出“言必近真”、“不尚雕彩”的主张;王勃提议改革文弊,但他们自己的作品,仍用骈体;陈子昂也揭橥复古的旗帜。唐玄宗天宝年间至中唐前期,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先后提出宗经明道的主张,并用散体作文,成为古文运动的先驱。韩愈、柳宗元则进一步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古文理论,并写出了相当数量的优秀古文作品,当时有一批学生和追随者热烈响应,终于在文坛上形成了颇有声势的古文运动,把散文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4.北宋诗文革新运动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
中国北宋继唐代古文运动而起的文学革新运动。主要反对以西昆体为代表的浮靡文风,主张对诗、文进行革新。北宋初年,面对土地兼并日剧,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暴露,政治斗争日趋尖锐,一些开明的中下层士大夫文人主张革除社会弊病,要求文学反映现实,而当时风靡文坛的西昆体根本无法担当这样的历史使命。于是推崇韩愈、白居易,反西昆成为政治改革派们在文学上的反映。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发展过程大体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宋太祖立国至真宗朝,是初发阶段。第二阶段在宋仁宗时期,是运动形成高潮阶段。第三阶段从宋英宗朝至哲宗朝,是诗文革新运动完成期,代表人物是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以及黄庭坚、秦观等人。
5.江西诗派
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正式名称的诗文派别。北宋后期,黄庭坚在诗坛上影响很大,追随和效法黄庭坚的诗人颇多,逐渐形成以黄庭坚为中心的诗歌流派。宋徽宗时,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下列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刍、洪炎、洪朋、饶节、僧祖可、徐俯、林敏修、汪革、李錞、韩驹、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杨符、谢薖、夏倪、林敏功 、潘大观、何觊、王直方、僧善权、高荷,合25人。认为这些诗人与黄庭坚是一脉相承的。诗派中并不都是江西人。后被人归入江西诗派的还有吕本中、曾几、陈与义等。稍后曾纮、曾思等人也被补入江西诗派。
诗派成员多数学杜甫,宋末方回又把杜甫和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为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江西诗派的诗歌理论强调“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即或师承前人之辞,或师承前人之意;崇尚瘦硬奇拗的诗风;追求字字有出处。在创作实践中,诗派“以故为新”,重要作家的诗作风格迥异,自成一体,成为宋代最有影响的诗歌流派。它的影响遍及整个南宋诗坛,余波一直延及近代的同光体诗人
6.诚斋体
南宋诗人杨万里号“诚斋”,因为抗金名将张浚曾以“正心诚意”勉励过他,光宗皇帝又亲书“诚斋”二字赐之。这样“诚斋”不但表现了他在学习上的“正心诚意”,而且还包含着他对国家的“真心诚意”,有深刻的寓意。其创作平易自然、清新活泼的诗体,时人号为“诚斋体”。
“诚斋体”的特点,最突出的是善于敏锐地发现与迅速地把握自然万物和日常生活中常人难以发现的或容易忽视的富有情趣与美感的景象。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注意在景物的描写中融入自己
二、论述题:
2. 白居易诗歌的内容和艺术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立身行事,以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指导思想。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
“辞质而径”,辞句质朴,表达直率;
“言直而切”,直书其事,切近事理;
“事核而实”,内容真实,有案可稽;
“体顺而肆”,文字流畅,易于吟唱(《新乐府序》)。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文学创作
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成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大体上,前三类为古体,后一类为近体。前三类大致以内容区分,但有相交。四类诗中,白氏自己比较重视前两类,认为讽谕诗反映了“兼济之志”;闲适诗显示出“独善之义”;都是他人生目标的直接体现。感伤诗和杂律诗则“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与元九书》)。讽谕诗是白诗中的精华。他的诗歌通俗易懂、流畅自然,代表作有《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它们广泛反映了中唐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这些诗措辞激烈,毫无顾忌,突破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十分突出。讽谕诗在形式上多直赋其事。叙事完整,情节生动,人物情节细致传神。另一部分讽谕诗则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寄托政治感慨。这两类作品都是概括深广,主题集中,形象鲜明,语言晓畅明白。部分《新乐府》还采用“三、三、七”言句式,有民间通俗文艺的痕迹。闲适诗多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不少诗也宣扬了知足保和、乐天安命的思想。但也有些诗从侧面表现对现实的不满,说明他追求闲适只是无可奈何的解脱。感伤诗以叙事长诗《长恨歌》、《琵琶行》最为著名,形象鲜明,情节连贯,语言优美,同样是脍炙人口的篇章。《长恨歌》歌咏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婚姻爱情故事,既有“汉皇重色思倾国”的寄讽,更有“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感伤和同情。《琵琶行》则有“天涯沦落人”的遭际之感,且语言成就突出。此二诗叙事曲折,写情入微,善于铺排烘托,声韵流畅和谐,流传甚广。白氏还有不少赠酬亲朋篇什,情真意切,挚朴动人。但这类诗中较多叹老嗟病,伤往悼亡的伤感色彩及度脱尘嚣的佛家思想。杂律诗在白诗中最多,以一些耐人寻味的抒情山水小诗较著名,白描手法,寥寥几笔,生意盎然。另有一些铺陈故实、排比声律的长篇排律和杯光酒影、艳情风月的小诗,也颇为时人效仿。白诗在当时流传广泛,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是,其声名还远播新疆和朝鲜、日本。白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晚唐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罗隐、杜荀鹤,宋代王禹偁、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及清代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受到白诗的启示。白居易的诗歌在日本的影响最大,他是日本最喜欢的唐代诗人,在日本的古典小说中常常可以见到引用他的诗文,可以说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才是中国唐代诗歌的颠峰人物。
后代剧作家也多有据白诗故事进行再创作,如白朴、洪据《长恨歌》分别作《梧桐雨》、《长生殿》;马致远、蒋士铨据《琵琶行》分别作《青衫泪》、《四弦秋》。白诗词句,也多为宋、元、明话本所采用。白居易不属韩柳文学团体,但也是新体古文的倡导者和创作者。其《策林》七十五篇,识见卓著,议论风发,词畅意深,是追踪贾谊《治安策》的政论文;《与元九书》洋洋洒洒,夹叙夹议,是唐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草堂记》、《冷泉亭记》、《三游洞序》、《荔枝图序》等文,均文笔简洁,旨趣隽永。为唐代散文中的优秀之作。白居易还是词创作的有力推动者,《忆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长相思》诸小令,为文人词发展开拓了道路。
同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豪刘禹锡,诗鬼李贺等,白居易被称为"诗魔"
3.苏辛词异同论
1 在情感上,都不再只是以儿女情长为主要内容,而是把自己的情趣、思想、追求,心情的苦闷,对哲理的探索等作为一种主要的表现对象,写进词中。
2 在形式上,拓展了词的表现方法和语言风格,以诗为词,以文为词,以论为词,都是两人常用的方式。
3 在情感上,两人的词作都加入了男性情感的因素,直接抒发男性所具有的情感,而不仅仅是以男性的视角写女性,表现揣摩后的女性的情感。
(婉约与豪放与其说是对词的一种风格的区分,不如说是对次所表现的情感的类别的区分,即婉约属于女性的情感特征,而豪放属于男性的情感特征。这样来理解,或许能更好地说明为什么苏轼的词,超逸的多一些,却依然属于豪放派。这里面的原因,或许就是“超逸”一般地说也是属于男性的情感,而不能属于女性的。——题外话)
两人的词作有以下的不同:
1 两人创作态度不一样。苏轼以写词为暇余之事,辛弃疾则以此为文学上的目标,感情的“陶写之具”,所以苏词多轻快,而辛词更沉重。
2 苏轼因较多受佛道思想的影响,在词中较多表现的是旷达的思想。对于人生的痛苦,他更能放下。辛弃疾则有山东豪杰之士的风采,豪迈之情较盛。而其由于执着于对恢复中原的追求,其词中的情感则更加盘旋激荡,有一种无法令人忽略的悲慨和矛盾之情。
3 苏词里的以典为词之作少于辛氏,辛弃疾更爱用古人的话来写自己的情怀。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2个回答  2008-12-08
qwe
第3个回答  2008-12-08
晕!!!!!!!!!!!!!!!!!
第4个回答  2008-12-08
没分哪?
第5个回答  2008-12-16
一、名词解释题:
1.韩孟诗派
韩孟诗派是中唐时期与新乐府运动同时崛起的一个影响较大的诗派。
其代表人物是韩愈、孟郊,此外还包括贾岛、卢仝以及马异、刘叉等人。这个诗派创作的特点是通过抒写个人的不幸遭遇来揭示社会的弊病,他们主张“不平则鸣”,苦吟以抒愤,并互相切磋酬唱。他们诗风尚奇求险,韩愈奇而雄,孟郊奇而古,贾岛奇而清,卢仝奇而怪。
他们具有独特的审美品味,以震荡光怪为美,以瘁索枯槁为美,以五彩斑斓为美。由于受韩愈古文运动“陈言务去”的影响,他们在艺术上力求避熟就生,标新立异,注重苦吟和锤炼功夫,力矫大历诗风的平弱纤巧。这种诗歌的新的追求与新的变化,积极推动了盛唐以后诗歌艺术境界的开拓。
中唐时期由白居易、元稹倡导的,以创作新题乐府诗为中心的诗歌革新运动。
新乐府是指唐人自立新题而作的乐府诗。宋代郭茂倩指出:“新乐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尝被于声,故曰新乐府也。”(《乐府诗集》)明代胡震亨说:“乐府内又有往题新题之别。往题者,汉魏以下,陈隋以上乐府古题,唐人所拟作也。新题者,古乐府所无,唐人新制为乐府题者也。”(《唐音癸签》)初唐诗人写乐府诗,多数袭用乐府旧题,但已有少数另立新题。这类新题乐府,至杜甫而大有发展。杜甫善于用乐府诗体描写时事,所作如《兵车行》、《丽人行》、《悲陈陶》、《哀江头》等,“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元稹《乐府古题序》)。元结、韦应物、戴叔伦、顾况等人,也都有新题乐府之作。元结还提出诗歌创作应“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二风诗论》),使“上感于上、下化于下”(《新乐府序》)。他们可说是新乐府运动的先驱。

2.新乐府运动
新乐府运动是贞元、元和年间特定时代条件下的产物。这时,安史之乱已经过去,唐王朝正走向衰落。一方面,藩镇割据,宦官擅权,赋税繁重,贫富悬殊,蕃族侵扰,战祸频仍,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矛盾进一步显露出来;另一方面,统治阶级中一部分有识之士,对现实的弊病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他们希望通过改良政治,缓和社会矛盾,使得唐王朝中兴。这种情况反映在当时的文坛和诗坛上,便分别出现了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和白居易、元稹倡导的新乐府运动。
3.唐宋古文运动的介绍
唐宋时期的文学革新运动,其内容主要是复兴儒学,其形式就是反对骈文,提倡古文。
所谓“古文”,是对骈文而言的。先秦和汉朝的散文,特点是质朴自由,以散行单句为主,不受格式拘束,有利于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自南北朝以来,文坛上盛行骈文,流于对偶、声律、典故、词藻等形式,华而不实,不适于用。西魏苏绰曾仿《尚书》作《大诰》,提倡商朝、周朝古文以改革文体,未有成效。隋文帝时下诏禁止“文表华艳”,李谔上书请革文华,都没有扭转颓风。唐朝初期文坛,骈文仍占主要地位。唐太宗为文也尚浮华。史学家刘知几曾在《史通》中提出“言必近真”、“不尚雕彩”的主张;王勃提议改革文弊,但他们自己的作品,仍用骈体;陈子昂也揭橥复古的旗帜。唐玄宗天宝年间至中唐前期,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先后提出宗经明道的主张,并用散体作文,成为古文运动的先驱。韩愈、柳宗元则进一步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古文理论,并写出了相当数量的优秀古文作品,当时有一批学生和追随者热烈响应,终于在文坛上形成了颇有声势的古文运动,把散文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4.北宋诗文革新运动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
中国北宋继唐代古文运动而起的文学革新运动。主要反对以西昆体为代表的浮靡文风,主张对诗、文进行革新。北宋初年,面对土地兼并日剧,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暴露,政治斗争日趋尖锐,一些开明的中下层士大夫文人主张革除社会弊病,要求文学反映现实,而当时风靡文坛的西昆体根本无法担当这样的历史使命。于是推崇韩愈、白居易,反西昆成为政治改革派们在文学上的反映。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发展过程大体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宋太祖立国至真宗朝,是初发阶段。第二阶段在宋仁宗时期,是运动形成高潮阶段。第三阶段从宋英宗朝至哲宗朝,是诗文革新运动完成期,代表人物是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以及黄庭坚、秦观等人。
5.江西诗派
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正式名称的诗文派别。北宋后期,黄庭坚在诗坛上影响很大,追随和效法黄庭坚的诗人颇多,逐渐形成以黄庭坚为中心的诗歌流派。宋徽宗时,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下列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刍、洪炎、洪朋、饶节、僧祖可、徐俯、林敏修、汪革、李錞、韩驹、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杨符、谢薖、夏倪、林敏功 、潘大观、何觊、王直方、僧善权、高荷,合25人。认为这些诗人与黄庭坚是一脉相承的。诗派中并不都是江西人。后被人归入江西诗派的还有吕本中、曾几、陈与义等。稍后曾纮、曾思等人也被补入江西诗派。
诗派成员多数学杜甫,宋末方回又把杜甫和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为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江西诗派的诗歌理论强调“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即或师承前人之辞,或师承前人之意;崇尚瘦硬奇拗的诗风;追求字字有出处。在创作实践中,诗派“以故为新”,重要作家的诗作风格迥异,自成一体,成为宋代最有影响的诗歌流派。它的影响遍及整个南宋诗坛,余波一直延及近代的同光体诗人
6.诚斋体
南宋诗人杨万里号“诚斋”,因为抗金名将张浚曾以“正心诚意”勉励过他,光宗皇帝又亲书“诚斋”二字赐之。这样“诚斋”不但表现了他在学习上的“正心诚意”,而且还包含着他对国家的“真心诚意”,有深刻的寓意。其创作平易自然、清新活泼的诗体,时人号为“诚斋体”。
“诚斋体”的特点,最突出的是善于敏锐地发现与迅速地把握自然万物和日常生活中常人难以发现的或容易忽视的富有情趣与美感的景象。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注意在景物的描写中融入自己
二、论述题:
2. 白居易诗歌的内容和艺术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立身行事,以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指导思想。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
“辞质而径”,辞句质朴,表达直率;
“言直而切”,直书其事,切近事理;
“事核而实”,内容真实,有案可稽;
“体顺而肆”,文字流畅,易于吟唱(《新乐府序》)。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文学创作
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成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大体上,前三类为古体,后一类为近体。前三类大致以内容区分,但有相交。四类诗中,白氏自己比较重视前两类,认为讽谕诗反映了“兼济之志”;闲适诗显示出“独善之义”;都是他人生目标的直接体现。感伤诗和杂律诗则“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与元九书》)。讽谕诗是白诗中的精华。他的诗歌通俗易懂、流畅自然,代表作有《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它们广泛反映了中唐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这些诗措辞激烈,毫无顾忌,突破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十分突出。讽谕诗在形式上多直赋其事。叙事完整,情节生动,人物情节细致传神。另一部分讽谕诗则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寄托政治感慨。这两类作品都是概括深广,主题集中,形象鲜明,语言晓畅明白。部分《新乐府》还采用“三、三、七”言句式,有民间通俗文艺的痕迹。闲适诗多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不少诗也宣扬了知足保和、乐天安命的思想。但也有些诗从侧面表现对现实的不满,说明他追求闲适只是无可奈何的解脱。感伤诗以叙事长诗《长恨歌》、《琵琶行》最为著名,形象鲜明,情节连贯,语言优美,同样是脍炙人口的篇章。《长恨歌》歌咏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婚姻爱情故事,既有“汉皇重色思倾国”的寄讽,更有“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感伤和同情。《琵琶行》则有“天涯沦落人”的遭际之感,且语言成就突出。此二诗叙事曲折,写情入微,善于铺排烘托,声韵流畅和谐,流传甚广。白氏还有不少赠酬亲朋篇什,情真意切,挚朴动人。但这类诗中较多叹老嗟病,伤往悼亡的伤感色彩及度脱尘嚣的佛家思想。杂律诗在白诗中最多,以一些耐人寻味的抒情山水小诗较著名,白描手法,寥寥几笔,生意盎然。另有一些铺陈故实、排比声律的长篇排律和杯光酒影、艳情风月的小诗,也颇为时人效仿。白诗在当时流传广泛,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是,其声名还远播新疆和朝鲜、日本。白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晚唐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罗隐、杜荀鹤,宋代王禹偁、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及清代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受到白诗的启示。白居易的诗歌在日本的影响最大,他是日本最喜欢的唐代诗人,在日本的古典小说中常常可以见到引用他的诗文,可以说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才是中国唐代诗歌的颠峰人物。
后代剧作家也多有据白诗故事进行再创作,如白朴、洪据《长恨歌》分别作《梧桐雨》、《长生殿》;马致远、蒋士铨据《琵琶行》分别作《青衫泪》、《四弦秋》。白诗词句,也多为宋、元、明话本所采用。白居易不属韩柳文学团体,但也是新体古文的倡导者和创作者。其《策林》七十五篇,识见卓著,议论风发,词畅意深,是追踪贾谊《治安策》的政论文;《与元九书》洋洋洒洒,夹叙夹议,是唐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草堂记》、《冷泉亭记》、《三游洞序》、《荔枝图序》等文,均文笔简洁,旨趣隽永。为唐代散文中的优秀之作。白居易还是词创作的有力推动者,《忆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长相思》诸小令,为文人词发展开拓了道路。
同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豪刘禹锡,诗鬼李贺等,白居易被称为"诗魔"
3.苏辛词异同论
1 在情感上,都不再只是以儿女情长为主要内容,而是把自己的情趣、思想、追求,心情的苦闷,对哲理的探索等作为一种主要的表现对象,写进词中。
2 在形式上,拓展了词的表现方法和语言风格,以诗为词,以文为词,以论为词,都是两人常用的方式。
3 在情感上,两人的词作都加入了男性情感的因素,直接抒发男性所具有的情感,而不仅仅是以男性的视角写女性,表现揣摩后的女性的情感。
(婉约与豪放与其说是对词的一种风格的区分,不如说是对次所表现的情感的类别的区分,即婉约属于女性的情感特征,而豪放属于男性的情感特征。这样来理解,或许能更好地说明为什么苏轼的词,超逸的多一些,却依然属于豪放派。这里面的原因,或许就是“超逸”一般地说也是属于男性的情感,而不能属于女性的。——题外话)
两人的词作有以下的不同:
1 两人创作态度不一样。苏轼以写词为暇余之事,辛弃疾则以此为文学上的目标,感情的“陶写之具”,所以苏词多轻快,而辛词更沉重。
2 苏轼因较多受佛道思想的影响,在词中较多表现的是旷达的思想。对于人生的痛苦,他更能放下。辛弃疾则有山东豪杰之士的风采,豪迈之情较盛。而其由于执着于对恢复中原的追求,其词中的情感则更加盘旋激荡,有一种无法令人忽略的悲慨和矛盾之情。
3 苏词里的以典为词之作少于辛氏,辛弃疾更爱用古人的话来写自己的情怀。
二、论述题:
1、李杜就是李白和杜甫。
3、苏辛就是苏轼和辛弃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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