薜涌先生是我十分喜爱的专栏作家，他的文章材料丰富翔实，观点鲜明独到。在他这一代中国学人中，薜涌自况评点美国政坛风云无出其右者。有些读者虽然不同意薜涌的观点，但还真想不出第二支健笔。
不过，薜先生最近恐怕是一时兴起，偏离了一贯扎实稳健的文风，洋洋洒洒刷下一篇《西方文明优越论》。此文收录在薜涌的新著《中国文化的边界》一书中，被他博客上的一位网友评为“罕见的败笔”。我粗粗看过，觉得这位网友反驳得还不够透彻，这里再闲扯几句。
说起中西文明比较，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一则钱钟书的秩事。一日，某青年找到钱老，要跟他谈中西文化异同。钱钟书告诉他，你谈这个，我拔出手枪来。夫人杨绛在侧，补上一句：“没手枪剪刀也可以”。所谓中西文明比较，正是这种扎人的大题目。学贯东西的大学者用砖头厚的巨著也不见得能说清一二，薜涌先生却打算拿千把字就判定两文明体的高下。英谚说“规模的确重要（The size does matter）”，这样小的篇幅论述如此大的题目，薜涌注定一下笔就上演“Mission Impossible（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第四部。
薜涌当然也清楚这不是一篇小文能说清楚的事儿。他的策略是化大事为小事，在中西文明中各找一个代表人物出来作比较，中国是孔子，西方是苏格拉底。这好比美国大选，两党各自推出己方的一位候选人，选民只要瞧瞧他俩顺不顺眼就成了，不挺省事儿吗？问题是，薜涌选错了西方文化的代表。如果硬要从西方历史中选一位代表人物出来，我看只能是耶稣。想想看，有多少西方人读过《圣经》，又有多少西方人知道苏格拉底讲过什么——除了那句“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什么也不知道”？占西方国家人口最大比例的基督教徒对耶稣的言传身教耳熟能详，甚至每周在查经班上进行有组织的系统性学习。即使不信教的西方人也多多少少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而苏格拉底的知名度，恐怕还排在他的学生柏拉图和学生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之后。
比较东西方两位思想界的大人物还是很复杂，薜涌接着又从两人的对话录中各摘出一句代表性格言，以说明孔子要人确信，苏氏要人怀疑，所以中国文明的本质是尊从，西方文明的本质是反省。可惜，比苏格拉底影响大得多的耶稣恰恰符合薜先生对孔子的描述：“有一点他与苏格拉底大为不同：他直接告诉你什么对，什么不对；他自信自己在这方面有充分的权威。他要求人们遵照他的话去作。”耶稣比孔子更甚，他自居为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他的话语就是神的话语，他本人就是三位一体的神明的一部分，你还敢置疑吗？这种天启般的圣言，“敬鬼神而远之”的孔老头万万讲不出来。《圣经》这本教科书两千年都没有变过，而且还不许改，请问这算反省的文化吗？
任何文明都有两幅面孔，甚至多幅面孔，尤其像中国和西方这样庞大的文明体，几乎什么样的文化因子都能从其历史中挑出来。以前有人（好像是季羡林老先生）说中国是融合的文明，西方是竞争的文明。其实西方人融合的能力也非常强，美国就是世界第一号种族大融炉；中国人竞争的本事也不差，要不然不可能在东亚这块地盘经营几千年。一味讲和或一味打拼的民族都不太可能生存下来。薜涌的对文明定性分析的错误正在于以偏概全。若说尊从，农业时代的文明体大概都强调服从权威；若说反省，各文明体也都不乏另类思想者的异议之音。如果让我设计文明比较的游戏规则，中西两边至少应各选出“三个代表”，组成辩论队再唇枪舌战。中国这边儒家和道家各出一位，法家或者佛家再选一位；西方那边耶稣和亚里士多德各算一位，再从达尔文或爱因斯坦中选一位。最逗的是，儒道法三家组团还相安无事，西方代表队没上场可能就先乱作一团了。可见，给文明定性很难，通过定性再比较高下就难上加难了。
薜涌文章后面提到钱穆访美时的高度评价，说是“三代之治也不过如此”。这条引证看上去非常有力，但仔细一想也有问题。拿美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整个二十世纪）和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最近二十年）来比较中西文明——学过统计学的朋友都知道——这种极值比较是最不可靠的。因为巅峰表现和平均水平并没有直接关系，张三在一百次考试中得过一次满分并不能说明他的平均成绩就比从没得过满分的李四更高。如果我们回首过去三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中国文明的表现至少在很长时期内不输于其他文明，在某些时段还大大高于西方文明。按照薜涌先生极值比较的思路，如果地球毁灭于公元六世纪，他可能会为大唐帝国颁发最佳文明奖；如果宇宙时间定格在公元十一世纪，他可能会写篇“阿拉伯文明优越论”；如果乘坐时间机器返回大航海时代的十六世纪，他可能认为西班牙是最强大的国家，因为拉丁文明是敢于冒险的文明，而中国文明是固步自封的文明。薜先生不只选取了时间上的极值，还选取了地理上的极值——美国并不能代表西方文明，首先欧洲人就不答应。今天的西方文明是一个区域性体系，美国只是这个体系的领头羊。你总不能把拉美国家的落后归咎于印加文明吧？那可是最早受西方文明“开化”的地区。北非和近东历史上也是西方的一部分，今天的表现又如何？当然薜涌先生可以说那是受了伊斯兰文明的负面影响，但这正说明遵从的伊斯兰文明曾经胜过有反省能力的西方文明。
如果说中西比较的题目有些不着边际，薜涌先生后来还在博客上提出过一个可以通过肉眼目测的命题：中国的月亮不如外国的亮。我承认，北京的月亮是不如波士顿的那么亮，可拉萨的月亮总不输于东京的吧。薜先生也不要忘记，十九世纪雾都伦敦的月亮是怎样的光景。模糊的月亮是工业化的代价，中西皆然；清晰的月亮是后工业化的好处，中国经济发展到那一阶段，月亮也会重新亮起来。这也正是薜涌先生所主张的。月亮的明暗只反映了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跟文明和国家的性质并没有什么直接联系。
西方文明真正厉害之处，是比中国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更早一步迈入了工业时代、科技时代和民主时代的门槛。具体原因见仁见智，奉天承运也好，走狗屎运也罢，这里不能详谈。不过，我倾向于认为西方近代以来的崛起可能源于中世纪原本不太发达的文明。所谓中西文明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差异，科技发达与迷信落后的差异，民主开明与专制蒙昧的差异。不像文明，这些制度器物层面的“组件”都是可以比较，而且容易比较的。香港台湾和新加坡近十年的发展表明，华人社会一旦拥有全部或部分组件，民众就可以享有不逊于西方人的高水平生活质量。这时他们愿意祭孔也好，拜耶稣也好，在家阅读苏格拉底也好，其实关系并不大。 任何人都可以于此书中发现自己所缺乏的，并获得其所需要的。
作者薛涌，1961年人，1983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于1994年赴美，一直为其无尽的学生生涯而奋斗，现为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波士顿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开始了“海不归”生涯。欣慰之处，此君一直关心国内各路风声，长期为国内多家媒体撰写时评，质量之高，足以自负言：“我可以一天写四篇稿子，谈不同的问题，照样篇篇在国内媒体中达到一流水平。……和国内人士进行过几个辩论，到今天还没有打败过。”甚至到了“许多媒体的编辑为我的名字的出现频率太高而犯愁。他们能找到水平接近的文章，，就不会用我的。问题是找不到。”不过，莫莫不要因此君的水平之高所吓到，以为此君狂妄自大。其实，此君乃赤诚之心，谦谦之仪之人也。为国内媒体写稿，只署大名，但苦于编辑们屡屡为其带上光环，或称之为“耶鲁学者”，或誉之为“旅美著名作家”，薛涌为之羞愧无奈不已，最终以“来自美国纽黑文”为妥协。
此书涉及当今中国在发展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包括广泛被讨论的，但薛涌的讨论最为接近问题的关键之处，从而最有建设性，最给予人醍醐灌顶的清新境界的；亦包括已悄然发生，产生一定影响，然未曾被认识到考虑到的诸多问题，发出预言性的判断的。因此，也无须为其书名的“文化边界”之宽阔而以为高深，其实文化即存在于人们最基本的行为思想之中。这是混杂着美利坚大地成熟的异土气息的一场思想风暴，准备将把在“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对自己一知半解的人们思想中的片面性一扫而净。
且如清明已尽，端午且过，关于传统节日的争论又有浮出水面的迹象。在沸沸扬扬的保护传统节日而实际寸步难行的矛盾之中，静听一下薛涌的与众不同的看法。首先，应建立一种共识：“节日表达着人们的某种价值理念。如果没有这种价值理念，节日就变得空洞无聊，就会被人忘记。”以孙中山先生的话，即“顺之则畅，逆之则亡”。又如同救人之时，思考一下，被救之人是不是已大缺血了。若是，则你用最先进的仪器而不顾此人已没了最重要的血液，也是徒劳无济。其次，由普便推及特殊，由人及己，思考“现在我们的传统节日都在表达什么？有什么普遍认同，珍惜的价值在里面？回答了这个问题，才能够明白为什么有传统节日的危机。”遇事想必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仅仅回忆当年如何如何，而不思考为什么，在哪里出了问题，那与怀古愤今无异了。若觉得以上两点仍不够深刻，则请睁大眼睛，看第三点——“传统节日沦落，洋节风行的另一大原因，在于中国是农业社会，传统节日本质上大多都是农村的节日。看看我们的社会对农民是什么态度，就明白为什么大家不重视传统节日了。……在中国，农村是不堪回首的噩梦，人们反而觉得外面的社会充满了人情味，所以洋节时髦，也并非完全是崇洋媚外所致。”原来对传统节日的思考可以深及三农问题，原来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的根本。读到这，你不得不对马克思先生几百年前提出的“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大感佩服，也会对诸多复兴传统节日的小打小闹倍感肤浅，因为问题的关键竟是关系到社会结构的问题。岂可不为薛涌君的深刻解释拍案叫绝兮？
既然提到传统节日，再走深一步，便至传统文化。人大成立了国学院，更早的孔子学院计划，也在全球大地落地生花了，于是举国上下不说全部，也有一半为之鼓舞。且不讨论用纳税人那几个不多的钱，却不顾山区灾区的孩子们，但只是问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以为只有从古典之中才找到传统文化，却对活着的传统文化熟视无睹。薛涌道：“不是中国现在没有伟大的人，是现在的中国人不认识这些伟大的人。（如为人头马盛宴落泪的志愿者们，复旦出身的诗人马骅在贫困地区当教师并殉职的事迹，走遍天下的温州人，洪战辉等），这些是我们挖掘和弘扬的路径。你想要道德重建吗？看看马骅，要理解中国经济的动力吗？研究一下传统社会中国农民的生活史，求生欲望和创造力，看看当今民工身上的开创精神。这些年中国经济的成就，难道他们不是动力军吗？我们要的是活着的中国传统，而不是为传统文化盖一个典雅的博物馆。”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言，传统文化就如同一位老者历经艰难爬上半山腰，筋疲力尽，正要休息一下，这时来了一群青年人，看见老者，兴奋的围上去却请他带路爬上山顶 。我们现在要做的也许不仅仅是将这些伟大的人作为个别事例加以宣传，更要将他们提升到文化的高度，用现实来诠释两千年被翻来覆去阐释的圣人之行。
再如“教科书事件”。教科书，关系到未来进展之大事也，不可轻视之。于是乎，政府对于“日本教科书”持续强烈而坚定的反抗；同时，对于自己身上的“教科书”问题亦不可等闲视之。前两年，杨利伟坦言在太空看不见长城，但小学语文教科书上却言可以，一时间制造了一个全国性的新闻热点。这表面上所面临的问题是出了错怎么办？深层上可以涉及很多，如教科书喜大功的说教色彩，过于权威以至威胁到父母权威进而阻碍自由思考的问题，僵化缺少时代感的问题……归根结底，则可以在薛涌的论述中，归结为未养成参与公众事务的习惯。“特别是家长，对家长的权利没有察觉。按说，把自己的孩子教育成什么人，家长有最大的发言权，而我们的学校大都是在没有这种‘家长民主’的情况下运作的。最大的权威永远在‘上面’，一切要听教委的，而教委没有‘更上面’的精神，下面怎么吵也可以高枕无忧。……怎么教育孩子，最能体现一个国家基层社会的自我管理的能力。这种能力，有维持着这个社会的基本价值和秩序。……比如一般美国中产阶级的家长，要把孩子的教材自己仔细读一遍，发现违反自己价值观念的地方或事实上的错误，马上同学校交涉。……大家还是习惯被动地接受权威，还是对公共事务冷漠，孩子还是缺乏怀疑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们的教育，最终还是一个失败。”但若询问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又会是一个漠视公共事务的社会，则不能不重新回味鲁迅先生在1925年提出的“两种时代——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尽管这两个时代都过去了，我们也漫漫实现了“人的价格”，但几千年的影响仍不可忽视。或再次用“教科书”问题来解释，前一段时间，教育部的教科书材料中因未明确提出岳飞是“民族英雄”，引得舆论大哗。而薛涌解释言“岳飞之死的意义，不是什么‘民族英雄’与‘投降派’之间的是非，而是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对私人团体和社会力量的不容。只要权力集中在中央，而武力又是这一集权的最重要保障，岳飞就非死不可。‘投降派’本身并杀不了岳飞。……集权的官僚政治扼杀社会的创造力，这是几千年中国历史给我们留下的最后一课。对此绕开不学，才是历史教育的失职。”“以史为镜，可以知兴亡”，随着对认识的不断要求，这个“史”更应时时赋予新的时代意义，从社会制度而非民族情感来看待问题，这样才可以一步步培养社会创造力，不至于在给予了参加公共事务的权利后，却因没有主见而将其浪费。
《中国文化的边界》之宽阔，尚包括关于“美国学”的呼唤；中国高考的改革思考及设想方案；中国高校的诸多虚夸问题；英语学习以及海龟的深度体验；读书以及图书馆普及等公民文化素养的问题；体育商业化及高尔夫问题等等，都给予文化一个360度的审视。
一言以蔽之，曰思未曾思之者也。我们欣赏文字，不仅仅是为了读书当时的畅快，更是为了在合上封面，静静回味，觉得有所得，觉得自己体会了以前未曾有过爽朗，看见了一个以前未曾认识到的世界，以往的狭见，今日豁然开朗，一个全新的宇宙在眼前缓缓打开。若是尝未有过这样的经历，则现在请拿起《中国文化的边界》。 早上在期刊看南方周末时留意到一篇谈论孔子的文章，记下了作者的名字，在文一就有，晚上在库本看完
以美国为对比写中国的事，因为立足点的客观，姑且这么叫吧，而直指症结之所在
虽然有些东西听起来在中国很难实行，但不为则易者亦难矣
有些似看张千帆的教科书的感觉
分析就是和那帮主流不同
讲的确实是实话 面对现代社会，中国经典是否无用了？
只有全面了解过东西方文化，才能写出这些与众不同的观点。薛涌的通才很让人感触。
这本书出版于2007年左右，书中提到当时的“国学热”到了去年算是到了高潮。随着海外孔子学院被质疑的新闻出现，隐在背后的政治交锋日渐强烈。——有领导把文化大发展当做一个施政目标，具体的贯彻就是读经典，推国学。换届之秋，不一样的声音就会传出。
读经，国学，在现代社会有意义吗？那些经典宣扬的是什么？从现代西方的角度看，似乎是“百无一用”。是否还需要用现在的研究方法一一解读呢？就像是中国的传统建筑，由梁思成先生用现代的科学方法记录，存档，解析之后，如同翻译成西方人能懂的语言，再度和他们交流。
毕竟我们的老大帝国沉沦了这么多年了，想必那文化也是落后的。要知道中国近100年的巨变完全是向西方学习后的结果，虽然作为中国人心存不甘，但事实就在那里，你不能视而不见。
以后，还要多看西方文化的书，了解的越多，才越能体味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几何。 1.中国有很值得骄傲的几千年文明，但这种文明，并没有创造一个国际秩序。欧洲人通过白银制造了一个世界体系，连中国这个世界第一大经济，也严重依赖白银的供应。从大英帝国到如今美国这个超霸，从以WTO为代表的世界贸易体系到联合国等国际政治体系，都说明制造现在这个世界秩序的，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并不是说这样的秩序代表了正义，只想指出这套秩序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目前还是我们要进入现有的国际秩序而非要求人家进入我们的秩序的时代，因为中国现在还不具备自己打造一个新的国际秩序的能力，必须利用人家的资本，人家的市场，人家的技术在现有的秩序中求得生存空间。以中国为中心并没有错，但这必须是以中国的利益为中心，而不是以某些中国人的心态为中心。 2.中国目前需要的，是一种文化自觉，一种塑造自己的生活方式的能力，以及一种立足于自己生活方式的经济结构。也只有如此，才能在全球化中立于不败之地。 3.我们频频觉得自己受辱，实际上是自信心的缺失。 4.节日表达着人们的某种价值理念。如果没有这种价值理念，节日就变得空洞无聊，就会被人们忘记。复兴传统节日，首先要复兴传统的价值。 5.犹太人的赎罪日（Yom Kippur）。犹太人在这个节前，要反省自己在过去一年做了什么错事，然后对被自己冒犯或伤害的人，一家一家登门道歉，请求人家的宽恕，不管人家是否意识到被你冒犯或伤害。这是犹太人最重要的节日。 6.现代社会对所有传统文化都提出了挑战，只有对这些挑战做出创造性的回应，传统才可能有生机。 7.当一个民族的传统无法为这个民族面临的基本问题（包括吃饭、生存问题）作出回应时，这个传统最多只能是博物馆中的传统，就像发了财的大款家中摆着的几件明式家具。这样的传统，不可能在现实中复兴，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生命力。所以，本土文化运动如果向右任何前途的话，就必须把学习西方文化摆在自己的中心议事日程之中。舍此之外，别无复兴之路。 8.语言必须达意，这个达意，并不仅仅是说出自己的想法，而且要保证把思想传送到别人那里，使别人能够理解。这是语言的公共品位的基础。 9.当你进入这样的公共领域时，就不得不对小民百姓讲道理，就必须用最平浅、最有力的语言，把最复杂的思想表达出来。这样的语言的权威性是建筑在公众共鸣的基础上，权威的源泉是在下不在上。所以，这样的语言是公共语言，不是一个收优越教育的阶层的圈内人的语言。而“党八股”也好，“洋八股”也好，其权威是建筑在政治权力或者文化权力（或优越感）之上，不依赖听众、读者的反应。因为没有这种公共性，中国的语文传统，虽然有过“古文运动”，“白话文运动”，但很快还是成为一个特权阶层的语言、小圈子的语言，变得生涩僵硬起来。 10.社会学加观察社会比较宏观，常常处理大量数据，比如城市人口、就业状况、职业的性别差异等等；人类学家即使总结出宏观的理论，也常常从微观入手，比如人类学家在一个村里一蹲就是几年，事无巨细，一一记录，最后能够以小见大。简单化地说，虽然大家殊途同归，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观察社会的方式还是多少有些不同：前者见森林，后者见树木。 11.教育的目的不是让学生相信书本，而是让他们能够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最终能够质疑、挑战书本。书上的东西常常不可靠，教材上的东西尤其不可靠。因为教材的框框太多，说真话不容易。 12.岳飞之死的意义，不是什么“民族英雄”与“投降派”之间的是非，而是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对私人的团体和社会力量的不容。只要权力集中在中央，而武力又是这一集权的最重要的保障，岳飞就非死不可。“投降派”本身杀不了岳飞。集权的官僚政治扼杀社会的创造力，这是几千年中国历史给我们留下的最大一课。对此绕开不学，才是历史教育的失职。 13，科举在形式上非常理性化，但是，形式并不是一切。如果教育的目标错了，有时形式上越理性化、越有效率，危害就越大。在前近代的世界，大概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和科举相当的制度，能够这么有效地把这么多的人口推到这么狭窄的“事业格局”上，把他们的智力吸引到这么少的几本“圣贤书”上。仅此一项，就抽走了中国社会的元气。 14,。历史学界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15.我们的社会，要从权威主义转向个人主义，社会要理解个人，尊重个人。说到底，社会是由个人自愿组织起来的共同体，而不是按照一定规格八个人冲压成零件组装而成的机器。 16.在美国，如果说华盛顿是政治之都，纽约市商业之都的话，那么波士顿就是文化之都。 17.后工业社会的城市，将由工业城市过渡到环境城市，最终落实到文化城市。城市的文化品位，将成为城市经济的最大本钱。 18.在一个市场经济的竞争社会，我们的学校，应该通过体育来教给孩子基本的竞争规则和人生哲学。这是体育在未来中国社会的一个立足点，也是职业体育生长的根基。体育是社会和生活的灵魂。这里面体现的，却是一个竞争社会所推崇的素质：冒险精神，创造性，竞争的激情，勇气和意志，敢想人之不敢想，敢为人之不敢为的领袖气质。 19.东西只要珍惜到一定程度，威胁这种东西存在的商业行为就应该被禁止，不管这种东西是动物，还是土地、环境。 20.历史的真正动力，并不在于国家的钱堆出来的表面的热闹，而在与社会中的创造力能否得到有力的保护。也许，这是我们从郑和下西洋中应该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 21.基督教和儒学。虽说不应该有高低之分，但其所影响的社会对之信奉的强度却大为不同。 为何如此？首要原因，是儒家把人分成小人和君子，相信“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影响所及，读书人对道德有一定的垄断权，结果“礼不下庶人”，国人自然对信仰不认真、无特操。基督教中则人人平等，读书人占不到便宜。教堂常常可以成为平民百姓“反智主义”的大本营，对抗有教养阶级的文化霸权。所以，美国的小民百姓，对读书人没有道德劣势，常常通过宗教的“励志”，是自己和优位阶层在精神上平起平坐。从某种意义上说，宗教对知识阶层的道德专制，有一种制衡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