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烛》诞生于1923年，为同名诗集《红烛》的序诗。全诗9节，分别围绕“红”“光”“烧”“泪”“流”“灰”“果”“因”等关键词而展开，既绘红烛之形色，又塑红烛之灵魂。
首节 的五个短句，以当下的审美标准而言属于大白话，缺乏诗情画意。唯一的亮点，在于“吐”的行为。诗人永远也无法真正把心从嗓子眼中“吐”出来，“吐”不过是借一毫无道理的反常态要求，倾诉一位赤子对国家与时代的一份无比真挚的热爱之情。
第2、3两节 扣住“光”与“烧”而展开。“光”是“烧”之果，“烧”是“光”之因。诗人写红烛之光时，先用三个问句引发读者的思考：“是谁制的蜡——给你躯体？是谁点的火——点着灵魂？为何更须烧蜡成灰，然后才放光出？”再用“矛盾！冲突！”“不误，不误！”三个感叹句进行回答，最后以“这正是自然的方法”作结，强化因燃烧而发光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两节诗句中，“点着灵魂”的“谁”是诗意的着力点。不确指的“谁”当然既可以是诗人自身，也可以是时代和社会。从诗句本身的隐藏意义看，更应该是新文化的时代潮流和觉醒中的青春生命的结合体。
第4节 虽继续写“烧”，但视角转向“烧”的对象与结果。“烧破世人的梦，烧沸世人的血—— 也救出他们的灵魂，也捣破他们的监狱！”四个诗句中，前两句写现实，以“梦”之虚幻缥缈描绘世人对社会的非理性认知，以“烧沸”的期盼呈现世人普遍性的冷血；后两句写理想，以“救出”“捣破”写燃烧与光的价值和力量，以“监狱”揭示因思想、文化、精神的封闭而带来的人性的束缚和灵魂的囚禁。此节文字中的“红烛”显然具备了照彻昏暗、唤醒麻木的先驱者特征。这样的先驱者，为了“他们的灵魂”的救赎而心甘情愿地拆下自己的肋骨当火把。
第5-7节 属于诗意的第一个转折点，由奉献、牺牲的浪漫与豪迈，转向行为价值的终极追思。其中，第5节的三个短句，前两句“承上”，后一句“启下”，在一边“心火发光”一边“泪流开始”的矛盾中申诉“痛并思考着”的普适性价值。第6节的“匠人造了你，原是为烧的”，既赋予了红烛以牺牲的崇高与悲壮，又强化了红烛与生俱来的悲剧性角色定位；而“是残风来侵你的光芒，你烧得不稳时，才着急得流泪！”则又将“流泪”翻出了新意，凸显出红烛渴望更完美地燃烧的彻底奉献精神。第7节以“脂膏”代替了“泪”，直接点明烛泪对于人间的营养价值，宣告其“培出慰藉的花儿，结成快乐的果子”的巨大功用，使原本抽象的奉献与牺牲拥有了实实在在的成果。此三节诗句，欲扬先抑，让“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泪”不再具有任何的悲伤与凄凉，完全转换为一种迫不及待地完整性付出，转换为为了理想而甘愿献出一切的彻底牺牲精神，转换为足以滋养千秋万代的丰厚的物质养分和精神养料，转换为可以期待并切实拥有的慰藉和快乐。
第8-9节 为诗意的第二个转折点，此次转折的关键在于“灰心”。从红烛的主观意愿而言，其所有的付出并不希望带来自身的任何回报，但它渴望用自己的一腔热血肥沃中华的土地，为了这样的愿望，它竭尽全力地燃烧，努力发出最大的光亮。但现实的黑暗总是超过理想的光芒，沉沉暗夜之中，红烛所有的牺牲却并未催生出灿烂的光明，于是红烛只能拥有“流一滴泪，灰一分心”的悲凉结局。这样的结局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属于无法改变的命运悲剧，当社会不再拥有公平正义时，“创造光明”的美好动因，注定无法结出幸福快乐的果实，只能换来“灰心流泪”的苍凉落寞。
诗歌倘若就此作结，红烛便成了理想幻灭者的代表，这当然不是诗人的真正意愿，也不符合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华文化表征。新文化的高潮虽已涌过，奋斗与创新的精气神却依旧存在于鼓荡着青春激情的新一代文人的灵魂中。在这一特定时代背景下，闻一多借助“红烛”这一意象传达出的就不会是面对厚重现实的无可奈何，而是直面惨淡人生和淋漓鲜血的勇气，是“不可为而为之”的坚毅。于是，诗歌再次走向振作，以“莫问收获，但问耕耘”的行动宣言，将现实人生的各种“灰心”毅然决然地抛诸脑后，只留下一颗执着的心，在理想与幻灭并存的大地上无怨无悔地耕耘。
1.《红烛》应该学什么
《红烛》是部编版高中语文必修上册第一单元第二课选录的第二首必读诗歌。其课程定位与《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大体相同，依旧侧重于“诗歌内容鉴赏”“诗歌意蕴探究”“诗歌抒情手法探究”和“尝试写作诗歌”四项。
课后“学习提示”中，《红烛》的主题被确立为“化用‘蜡炬’这一古典意象，赋予它新的含义，赞美了红烛以‘蜡炬成灰’来点亮世界的奉献精神”。要求“注意体会诗人如何借助与红烛的‘对话’来表达青春的困惑与希望，以及对理想的坚毅追求”，关注“洋溢在诗中的幻想与情绪渲染，感叹词的回环使用，诗句长短错落形成的节奏感”。
2.《红烛》中的认知冲突与和解
《红烛》诞生于1923年。创作《红烛》时，闻一多已在美国生活了一年时间。西方文化无处不在的强烈自我意识，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摇动闻一多从启蒙之初便开始接受的中华儒家文化思想，令其不得不站在东西方文化交融的时代背景下审视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但闻一多灵魂深处激荡其一生的，始终是传统文人的家国情怀。此种由童年时期植入生命的元认知，决定了他纵使接受了十多年的新式教育的洗礼、经历了近八年的新文化思想启蒙，但也只是将其由祖辈处传承的功业意识剥离出主导思想，并未削减其“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担当。故而，当闻一多将多年来的诗歌汇编成集时，其情感依旧倾向于古典主义的舍生取义，致力于颂扬“莫问收获，但问耕耘”的彻底奉献精神。
然而闻一多毕竟不是生活在文化与思想的真空中。“五四”精神对旧文化、旧道德的彻底性摧毁，西方文化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极度推崇，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的沉重现实，都在特定的时空中逼迫着闻一多不得不全方位思考奉献与牺牲的价值。投射到《红烛》中，此种思考便体现为一方面诗人热情洋溢地颂扬红烛的自我燃烧与点亮，另一方面又反复喟叹整个社会的无边黑暗与难以改变。与鲁迅一样，闻一多也清醒地认识到“世人”的冷漠、自欺，幻想着凭借了一己之力而“烧破世人的梦，烧沸世人的血──也救出他们的灵魂，也捣破他们的监狱”，但“流一滴泪，灰一分心”的现实却又随时警醒他不得不反思此种燃烧的真实意义。现实与理想，在特定的时代与特定的灵魂中凝聚成一个因果关系的死结，灵魂向往着创造光明，现实却只能收获灰心流泪。
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够求得现实与理想的调和？鲁迅寄希望于“真的猛士”，闻一多则诉之于“莫问收获，但问耕耘”的价值取舍。闻一多并不否认社会的黑暗和国民的愚昧，也并不隐藏自身对社会的失望甚至绝望，但绝不因此而放弃了自身的努力。此时的闻一多，或许是一位社会改良主义者，只想着尽最大的力、发最强的光，在层层暗夜中获取灵魂的安宁。
3.《红烛》与《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的情感差异
从诗歌风格而言，《红烛》直面沉重的现实而抒发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属于典型的现实主义；《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淡化社会环境而一味放大个体的创造力量，属于典型的浪漫主义。从诗歌情感而言，《红烛》悲而不伤，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中试图用自身的一腔热血作路标，以伟大的牺牲抒写并不缤纷的图画；《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张扬有余而厚重不足，在“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极度自信中无限放大青春的力量，用浓烈的浪漫遮蔽了现实的惨痛。如果将这两首诗歌比作两个历史人物，则《红烛》只能是杜甫，《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只能是李白。
4.《红烛》是一首咏物诗。咏物，或托物言志，或借物抒怀。闻一多借“红烛”这一意象，言了何志，抒了何怀？
【提示】红烛烧蜡成灰，为创造光明而彻底牺牲自我；红烛伤心落泪，为创造光明而忍受各种苦痛；红烛以“莫问收获，但问耕耘”的价值诉求，追寻将个体无私奉献于并不美好的时代的决心……红烛的这些品质，代表的是诗人内心中秉持的价值观念。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社会大变革中，诗人怀揣赤诚的爱国爱民之心，可能通过自身的奉献而唤醒世人沉睡的灵魂，为世界带来“慰藉的花儿”和“快乐的果子”。可以说，“红烛”就是诗人光辉人格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