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日章同蒋介石有两层关系：一是汪日章的母亲是孙琴风的堂妹，因此，汪日章与蒋介石一样都称孙琴风为娘舅。算起来是表兄弟；二是汪日章的姐姐嫁给后竺村的竺芝馨为妻，竺芝馨是蒋介石妹夫竺芝珊的胞兄，因此，竺培基、竺培风、蒋经国、蒋纬国都叫汪日章为娘舅。蒋介石外甥竺培风与四川军阀杨森之女杨郁文的联姻，就是汪日章做的媒。
汪日章曾经跟随蒋介石亲历了几个重大历史事件： 蒋介石实行独裁统治，消灭异己，坚持反共内战，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不抵抗政策，导致东北、热河大量国土沦丧，引起了国民党内一部份有识之士和爱国官兵的强烈不满，发生了1933年11月的福建事变。福建事变的主力是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它的前身是北伐战争初期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在北伐中战功显赫。十九路军在上海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威震全国。可是触犯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将该军从抗日前线调到福建“围剿”红军。十九路军官兵从几年的亲身经历中逐渐看清了蒋介石对内独裁、对外妥协政策的危害。这年6月1日，中华苏维埃政府发表宣言，揭露蒋介石及南京政府的卖国、内战政策，提出了联合抗日的条件，使十九路军的官兵认识到要抗日反蒋必须联合共产党，9月与红军代表签订了《反蒋抗日初步协定》。11月20日，有全国25个省、市、地区和华侨代表80多人，以及数万军民参加的“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在福州召开，接着，于11月22日宣告成立反蒋、联共、抗日的福建人民政府。福建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极为恼火，亲任“讨逆军”总司令，调动指挥部队对福建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并亲自到建瓯建立行辕，坐镇指挥。在这次事变中，汪日章始终随蒋左右，帮助处理来往文电，是蒋介石一日不可须臾离的人物。1933年12月，蒋介石、宋美龄及侍卫6人从南京同机飞往福建前线。随后汪日章乘一架波音双引擎可斯基水陆两用机前往，同机的有德籍警卫顾问斯太奈斯、电务员3人、厨师2人。还有宋美龄的女秘书。不料起飞一小时后，飞机的一个发动机失灵，在距景德镇20里的小河上被迫降落。那天正是圣诞前夕，机上有两个外国人(一个是美籍飞行师斯密司)，就把原准备带给宋美龄的一只火鸡拿出来吃了。由于蒋介石的文件印信由汪日章随身携带，想不到汪日章随行的飞机中途出事，蒋到达目的地后，因汪未到而贻误办公一天。有了这次教训，后来再出差，汪日章就和蒋介石乘同一架飞机。汪日章后来说：“跟随蒋介石，总是提心吊胆，福建事变中我险些堕机丧命，那次险象，至今仍历历在目。”
蒋介石指挥的军队，于1934年1月上旬先后攻占延平、水口、厦门，12日占古田，16日进驻福州。21日泉州、漳州也失陷，福建事变以福建人民政府和十九路军的失败而告终。 1936年5月12日，两广政治领袖胡汉民突然病逝。蒋介石企图利用这一机会加强对两广的控制，扬言要撤销“国民党中央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并将“对桂用兵”。当时的两广领导人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研究后，决心反蒋。于6月1日通电全国。要求南京政府对日宣战，并将两广部队改称“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由陈济棠、李宗仁分任正、副总司令，宣布将北上抗日，收复失地。这就是历史上的“两广事变”。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在准备作战的同时，拿出很大一笔钱来收买分化陈济棠的部下，获得成功。7月6日，广东空军黄志刚等40多人驾机投蒋。第二军副军长李汉魂弃职离陈，接着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叛陈投蒋，随后空军司令黄光锐率剩余空军驾机归附南京。陈济棠在众叛亲离下下野去了香港，广东局势很快被蒋介石所控制。蒋介石乘势调集40万大军包围广西，桂方也迅速扩大军队44个团，预备和蒋决一雌雄。后来由于日本制造华北事变后继续加紧扩大侵略，民族危机严重，蒋桂双方对重开内战都有顾虑。8月11日，蒋介石到达广州。他设行辕于旧日发祥地黄埔，加强对广东控制。提出武力为后盾和平解决广西问题的方针，桂方也向蒋提出了和平方案，最后，经过程潜、居正、朱培德等人斡旋，终于促成了广西问题的和平了结。
事变结束后，广西派的高级幕僚刘斐在广州文园酒家设宴招待蒋介石的全体随行人员，汪日章自然是座上贵宾。那天，在宴席上服务的女招待员就是汪日章现在的夫人冯锦华女士。当时，汪30岁，冯才15岁，南国妇女发育早，已长得楚楚动人，汪日章一见钟情，问了姓名地址，宴会结束后，即登门拜访，几经交往，1937年，冯锦华成了汪日章的如夫人，以后升为正室。汪日章事后说：“那次到广州，原来认为有一定的风险，想不到化‘险’为‘喜’，于偶然中得了个意中人。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幸亏有锦华相伴，我才度过了难关；以后我担任人大、政协、群众团体的许多职务，在双目基本失明(青光眼所致)的情况下，仍能参加各种活动，赴杭州、北京、济南开会，都全靠有锦华陪同。” 1936年12月4日，汪日章随蒋介石再到西安(10月22日已到过西安)。蒋介石坐镇临潼华清池，调动万耀煌部开赴潼关，胡宗南部向宁夏和陕甘边境移动，刘峙部集结陇海线准备西进；同时命令张学良、杨虎城立即出兵进击红军，由“中央军在后面接应”。威胁张、杨：若违抗“剿共”命令，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分别调往福建、安徽，由中央军进驻西北“剿共”。“剿共”与调离，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来说，都是死路一条，张、杨和两军官兵均无法接受。张、杨苦谏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失败。激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兵谏。
12月12日凌晨，孙铭九营长率领张学良的卫队二营和原在华清池保卫蒋介石的王玉瓒营长率领的卫队一营一起，包围临潼华清池，迅速粉碎了蒋介石卫队的抵抗。孙铭九亲自带领部队进入五间厅蒋介石的卧室，捉蒋扑空，一摸被子尚有余热，假牙放于桌上，估什人未离远，就进入隔壁汪日章住宿的房间。捉蒋的枪声一响，汪日章连忙起床，穿好农服，准备出门，但此时子弹乱飞，根本无法出去，只好退了回来，仍旧躺在床上。听天由命。孙铭九一进门就立即命令汪日章起来，接着两支手枪同时顶住了汪日章的胸膛，喝问：“委员长在那里?快说!”汪日章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当时情况确是吓人，孙铭九两眼通红，声如雷鸣，似乎要把我一口吞下去，也好像当场要向我开枪。我交不出人，只好让他们押着出门。当时总以为押去枪毙，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不料是送到新城大楼优待起来。”第二天，张学良亲来解释，说：“除了要求委员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以外，别无他意。”他在向受惊的侍从人员表示歉意之后，要他们委屈几天，待委员长接受条件，即可平安回京。过了几天，杨虎城也亲来看望，陪汪日章和毛庆祥等侍从人员共进早点。他笑着说：“你们受惊了。我们已与委员长谈妥，他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很快就可以送你们回去。”12月25日圣诞节那天，张学良决定放蒋，并亲自伴送回南京，汪日章也于此日离开西安，随蒋飞往洛阳，第二天再从洛阳启程，返回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