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这一辈子,过得太辛苦。他太聪明了,他总是发现当权派的错误并一针见血地指出来,戳到权贵的痛处,落得个一贬再贬。
苏轼是有很好的政治前途的,他二十岁就考中了进士,二十四岁就有官做,本可以大有作为。可他总是被排挤,被陷害,被贬。
在他日后的仕途里,不是被贬,就是走在被贬的路上。
正如苏轼自己所说:“我被聪明误一生。”如果苏轼稍微笨那么一点,或许他就能顺利得多。
苏轼没生在好时候。他生活的时代,正是北宋建立一百多年、积贫积弱的时代。国家面临着许多潜在的危机,如果不进行改革,确实有亡国的危险。
于是,有一个人掀起了这场改革,他就是王安石,历史上把这次改革称作“王安石变法”。
在王安石实施变法的前夕,苏轼就给皇帝上疏建议变法,也就是说,他是支持变法的,只不过,苏轼比王安石要保守。
那么问题来了。苏轼和王安石有了政治上的分歧。
王安石是什么人物?宰相;苏轼呢?一个京官而已。本来,王安石是很想提携苏轼的,毕竟这小伙子年轻有为,文采又好,把他拉到我的帐下,让他给我干点活儿。于是,王安石向苏轼抛出了橄榄枝。
可苏轼并不买账,他的理由很简单:你的变法政策过于激进。
其实,天下的革命和改革,没有不激进的。过于平和就不能真正地推进改革。
可是王安石还是照样变法,不能因为你苏轼不同意我就不变法,毕竟王安石得到了皇帝的支持。
既然是改革,就一定要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也就是说,原来处处受保护的皇亲国戚、达官显宦都要受到一定的冲击。这样的话,不论是京城还是地方,就有很多反对的人在。这些人的核心,是司马光。
是的,是那个砸缸的司马光,也是写《资治通鉴》的那个。
苏轼因为对王安石变法有反对的意见,也被卷进反对王安石的浪潮中来,一度被认作“旧党”。
所谓“旧党”,指的是守旧派,反对变法的人,而“新党”则是支持变革的变法派。
在古代中国,“党”的概念和今天不太一样。西方人的政治斗争主要是政党斗争,一个大国可能有几百个政党,这些政党分别推荐党魁参与大选,争取占据尽可能多的席位,从而掌握国家政权。而在古代中国,所谓的“党”是指派系,有共同政见的人自动地成为一个派系,派系与派系之间进行斗争。
在激烈的派系斗争中,大部分人明确地表示自己是新党还是旧党,以争取团队的支持,这是上策;最忌讳的就是态度不明朗,而苏轼,就是政治态度模糊的代表。
因为苏轼上疏反对王安石变法,所以他理所当然被认为是“旧党”。这时候,王安石虽然被罢免了职务,“新党”处在下风,可仍有相当的势力,于是,一些支持王安石的人,说苏轼曾经写过讥讽新法的诗,议论朝政惑乱人心,把他抓进了监狱,史称“乌台诗案”。
这场文字狱的主谋是“新党”,他们的目的,就是打击司马光、苏轼等人,维护新法。苏轼在这个案子里吃尽了苦头,险些死在监狱里。
这是苏轼受的第一次打击,来自新党。
等他出狱之后,司马光已经上台执政,和王安石一样,他也向苏轼伸出了橄榄枝,希望他加入自己的团队,废除新法。
苏轼还是没能控制住自己,上疏反对司马光,理由也很简单:新法不能完全废除。
在王安石执政时期,苏轼当过多年的地方官,他亲自带领老百姓去实施新法,真切地看到了新法也有一些可取之处,如果全部废掉,对老百姓不利。
司马光当然很不高兴。王安石是他的政敌,既然现在政敌已经下台,就应该把他的政策全部废掉,把这个人一棒子打死。再说了,当年因为苏轼口口声声说新法激进,司马光才把他当做自己人来看的。今天苏轼又来反对“旧党”,看来跟我还不是一条心。
“旧党”已经占有了绝对的优势,司马光一声令下:贬!苏轼又因为得罪了“旧党”而走上流放之路。
这是第二次打击,来自旧党。
不过,守旧派也没得瑟几天,司马光就下台了,“新党”重新上台,不过已经不是王安石的人马。“新党”知道,苏轼曾经说新法怎么怎么不好,他一定不是我们的人,贬!
这是第三次打击,来自新党。
苏轼一辈子就在为老百姓说话,他说新法激进,这是很客观的;他说新法有可取之处,这也是客观的。而且,因为他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因为他聪明,他往往一针见血地指出要害。他说新法不好,王安石吃不消;他说旧法不好,司马光吃不消,因此只能把他排挤出去,防止他发声。
如果苏轼再笨一点呢?
如果他坚定不移地跟着新党,那么只有旧党打击他;如果他跟着旧党,那么只有新党打击他。
如果苏轼完全没有自己的见解,只是见风使舵,新党上台支持新党,旧党上台支持旧党,也能安安稳稳在京城混,不必这么辛苦。
可苏轼不能这样做,他厌恶无谓的党争,他从不明确地说自己属于哪个派系,他的政治态度是模糊的,他的出发点是人民的利益,他不能人云亦云以求提升。因此,新党也不理解他,旧党也不理解他,大家都排挤他,因为他聪明——万一他又上疏反对我们,我们可吃不消。
苏轼一生颠沛流离,就是因为自己太聪明,总是说当权派这里不好那里不好,因此被一贬再贬。“惟愿诸生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如果苏轼当年笨一点,看不到问题,或者是看到了问题而甘心做个哑巴,或许就不会这么辛苦了吧。
如果那样,苏轼就成了一个圆滑、庸俗的官僚,他就不再是我们喜欢的那个刚正不阿的苏轼了,他就不再有任何的人格魅力。如果他真的靠着圆滑而一帆风顺的话,他就不会有那么丰富的阅历,他就不会体会人民疾苦,他也写不出那么多优秀的诗篇,他也不会说出“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这样率真的话来。
苏轼在政治上不得意是必然的,因为率真的人往往不得意。那些得意的人什么都没有留下,而一生潦倒的苏轼给我们留下了2824首诗、350首词和难以计数的散文、政论、尺牍,他给后人的精神财富是无穷的。
大哉坡公,此生足矣!
因为苏轼桀骜不驯的性格,导致他的穷困潦倒。苏轼一心想走仕途,能够光宗耀祖。还有他的一个大的志向就是报效祖国,为朝廷效力。
当如愿走上仕途时,却适应不了官场的生活。走上官场中人,必须懂得人情世故,做事说话必须得圆滑。如果一味的直率,那么只能是受到更大的挫折。并且受到更多的排挤。
因为官场上的人都是在勾心斗角,在官场上是为了赚钱。要想在那里交到真正的朋友,几乎是不可能的。也有好多人,他们走的比较近,但是那都是为了各自的利益互相利用罢了。
可以说苏轼是一个实在的人,直爽的人。有什么掏心窝子的话,他都敢直言。这样就注定他不可能立足于官场。因此他只能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不穷困潦倒一生呢?
苏东坡多次被贬,这也沉重的打击了他走仕途之路的积极性。于是他借被贬期间,游山玩水饱尝了世间的沧桑与铅华。这些也都为他做出激昂雄壮的诗做了很大的铺垫。
苏东坡做官期间,心里想的都是百姓,知道百姓在人间的疾苦。但是在当时那个环境下,好官是做不成的。他的这种,他一辈子穷困潦倒。
一两句很难说得清,但是我觉得苏轼这个人是一个为朋友两肋插刀,不顾后果的人;也是一个不争功名,醉看人间的人。正因为他的这两个性格导致他出世之后的穷困潦倒。
苏轼一生对朋友,都是最大的善意与温柔,而他这一生也是被朋友坑害。元佑党人的碑文上。之所以有他的名字,是因为他的朋友的名字都在碑文上,所以他把自己的名字也题了上去。即便因此被远窜黄州,但仍然乐观的写出了《黄州寒食帖》。
妻子赤脚在东坡耕种,他拄着竹杖在黄州劳碌,这样的境遇之下写出——“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句子。对朋友这么好,以至于那些曾经的朋友翻脸之后心中的愧疚之情变成变本加厉的迫害。
当有朋自远方来时,让妻子当掉首饰换取薄酒,与流落到同样境遇的朋友把酒言欢。不吝啬身份,赤壁泛舟写出《赤壁怀古》,和大和尚同乐。笑着看世人忙忙碌碌,庸庸无为。
苏轼这个已经影响整个亚洲的男人也正是因为一生的苦涩和乐观,使世人铭记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