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一贯关注民众,认为革命和建设都是各种人合力的结果。《孙文学说》中,孙中山提出在“人类的进化”中,有三种不同作用的人,首次使用了“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的概念,着眼于三种人“合力”共成革命和建设事业。又指出,中国的现状是“先知先觉者”缺少,“后知后觉者”“重实行而轻理想”,“不知不觉者”受“迷惑”,故未造成合力。孙中山晚年,在经历了一次次失败之后,对在帝国主义卵翼之下的军阀失去了信心,开始转向寻求民众的力量。在民国13年(1924)的“三民主义”讲演中,他进一步阐述“三种人”学说时,仍主张世间的事均由“三种人”“合力”作成,同时一方面把注意力转为强调第三种人作为“实行家”的作用,一方面也十分注重“先知先觉者”的聪明才智和发明作用 。 “三种人”论的基本内涵:(1)提出划分“三种人”的依据。孙中山认为,过去中国社会把人分为“士农工商”四种,他却依据“天赋的聪明才力”,把人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三种。(2)人类文明由三种人共同创造。孙中山认为人类文明进化“成于”三种人,“世界上的进步,都是靠这三种人”,“无论是缺少了那一种,都是不可能”。(3)三种人作用各异,但“相需为用,缺一不可”。孙中山认为“先知先觉”——“是发明家”,“后知后觉”——“是宣传家”,“不知不觉”——“是实行家”,由第一种人“创造发明”,第二种人“仿效推行”,第三种人“竭力乐行”。“三种人”的关系就像建楼房时工程师、工头和工人的关系,工程师通盘计算、画出图纸,工头看清图纸后交工人搬运材料、砌砖盖瓦,楼房是“三种人共同做出来”,世界上的大事也都如此 。故孙中山强调“为惟国家强盛与否,非一人之力可以成功”,“国家之强弱,人人有莫大之责任”。(4)世界的进步,或说是靠“第一种人”,或说是靠“第三种人”。孙中山认为,第一种人称“先知先觉”,有“绝顶的聪明”,由于这种人“预先想出许多办法”,“做了许多事情”,“世界才有进步”,“人类才有文明”;但又认为,天下事业的进步,都是“靠实行”,所以“世界上进步的责任,都在第三种人的身上”,政治改革的责任,第三种人“也要有一份” 。 “三种人”论,没有彻底摆脱“英雄人物创造历史”观的影响,但揭示了历史由三种人创造,并重视“不知不觉”的“实行家”,即人民群众对革命事业和世界进步的作用。孙中山早年便关注民众,致力于“唤醒民众”,晚年又从依靠军阀转向依靠民众,相信“求中国民族解放”实以“多数之民众”为后盾,提出“扶助农工”,并坚定建立“四万万人当皇帝”的民主政治的决心。“三种人”论是孙中山晚年思想转变的理论依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