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说到马扩是在三月二日应诏上书的，时隔三天，高宗还未及对马扩的上书作出反应，杭州行在就爆发了一场军事政变。
高宗逃至杭州以后，虽然罢黜了黄潜善和汪伯彦，但御敌无术的御营使司都统制王渊，却因主张逃往杭州而被高宗提拔为同签书枢密院事，仍兼御营使司都统制。
这引起了先期到达杭州的扈从统制、武功大夫、鼎州团练使苗傅和武功大夫、威州刺史刘正彦（刘法之子）的愤恨。与此同时，苗、刘部下将士对专横跋扈的宦官也怀恨已久。
三月五日（癸未）大清早，早朝已经开始了，一支全副武装的军士在苗傅和刘正彦的指挥下，悄然开抵城北，埋伏于北桥（在杭州中山北路仙林寺街一带）之下。不久，毫无戒备的王渊退朝路经此地，苗、刘伏兵一拥而上。王渊还未回过神来，便被冲上来的军士一把“捽下马”，刘正彦上前“手斩之”。
紧接着，苗傅和刘正彦以教阅军阵为名，率军顺利抵达行宫附近街巷，扼守要口，不放行人过往，堵住了行宫的出路。 苗、刘进而闯宫搜杀了一大批宦官，最后逼迫高宗禅位于其三岁幼子赵旉，而以孟太后（隆祐太后）垂帘听政，改元“明受”。这场政变史称“苗刘之变”或“明受之变”。
苗傅和刘正彦发动兵变之际，马扩正在杭州等待高宗对他的上书的回应。兵变之后时局动荡，一般人或从或走，或坚定地反对苗、刘，兵戎相见。
而马扩此时却显得立场不明，对于苗、刘二人，既未欣然认同支持，也未愤然势不两立，却以三个举动把自己卷进了这趟浑水。
第一，马扩接受了苗、刘的提拔。
明受改元后，保静军承宣使、枢密都承旨邢焕以告老为由，提出辞职。起初苗、刘不予答应，但“顽固”的邢焕坚决要求卸职，一连上了六道辞呈，苗、刘这才不得不答应他的请求。
邢焕撂下挑子一走，这枢密都承旨一职由谁来担当呢？这时候，一直不被人重视的马扩却成了这一要职的合适人选。
三月二十一日（己亥），也即“苗刘之变”发动半个月后，原先因为兵败清平而被连降三级的右武大夫、和州防御使马扩，在未立寸功的情况下官复原级，“复拱卫大夫、利州观察使，充枢密都承旨、兼知镇江府”。
不过，这道显然是苗、刘颁发的“委任状”却要求马扩等到调兵防守金军入侵的“防秋”事宜筹划安排妥贴，才能履任。邢焕六上奏章以求致政，其急于开溜逃避政治风险之心情可谓昭然若揭。
而马扩恰恰在这种非常时期顶替了邢焕的职位，卷入了你死我活的政治漩涡。邢焕的“老到”行为，反衬了马扩在政治上的幼稚。
第二，马扩出入于苗、刘军营。
马扩除都承旨之职，其背后是有人推荐的，此人即当时的宰相朱胜非。三月五日兵变之后，朱胜非明里和苗、刘二人虚与委蛇，暗中又处处遮护高宗，而且还与行在之外准备向苗、刘二人兴师问罪的张浚等人暗通声气。
与此同时，朱胜非看上了知晓军事的马扩，要他时不时地去苗傅、刘正彦军中察看人心向背。也就是为了这个非常隐秘的目的，马扩被推荐接替邢焕，担任了枢密都承旨新职。后来事实上马扩也确实有所行动，出没于苗、刘军中。 但是，尽管马扩是受朱胜非之命前往苗、刘军中的，但到了苗、刘事败，朱胜非辞官罢政、全身而退时，竟无人出面为马扩开脱一言。
而像马扩一样经常向朱胜非报告苗、刘军中实情的王世修，最终还被杀了头。
第三，马扩转而向名为听政、实为傀儡的孟太后上书“三策论”。
因为“苗刘之变”，高宗自顾不暇，马扩在三月二日的上书被搁置是毫无疑问的。
但马扩对此似乎心有不甘，孟太后被苗、刘抬出前台垂帘听政，马扩便再次抛出“三策论”，向当局者提议。这段事实在当时并未引起什么反响，也不曾为人提起，却一直到苗、刘事败之后的六月二日（己酉），被中书舍人季陵说起。
季陵当时对高宗道：
高宗听了季陵此言非常赞赏，“嘉纳之”。马扩向高宗上书前，即有人对马扩提议的建都“三策论”持反对意见，正如马扩所说：
而马扩当时即已明白告知高宗：
可是季陵还要指责马扩上书的“三策论”，以为：
而季陵所称“昨太母临朝，奸臣马扩上疏”，则透露了马扩在孟太后垂帘听政的明受之时，对曾经向高宗建言的“三策论”又有过一次上书，其对象则是孟太后。
马扩这三个举动，后来差一点构成为他致命的罪证。
除此之外，马扩还参与了高宗复辟的谈判。苗、刘发动兵变后，正在平江府（江苏苏州）的张浚、吕颐浩等人传檄天下，发兵勤王，当即有刘光世、韩世忠和张俊等将领率兵响应。张浚还上疏请高宗复位。
苗、刘二人这时的政治表现极为差劲，他们既慑于在外勤王军的浩大声势，又迫于朝中朱胜非等人的威胁利诱，“遂与朱胜非会商高宗复辟，马扩奉命参与协商，高宗乃于四月一日复位”。
高宗复辟后，韩世忠等人的勤王军并未就此止步，反而加快了向杭州挺进的步伐。四月三日（庚戌），韩世忠率兵抵达杭州北郊的临平，经过一场激战，一举击败苗、刘二人的部属。 在此紧要关头，苗、刘二人再次暴露了政治上的幼稚，以为高宗对他俩有过许诺，答应绝不加害他们，便于当晚率领区区两千士兵，逃离杭州，往南而去。 勤王军顺利进入杭州，高宗毫发无损地度过了这场性命攸关的重大政治危机。
高宗重掌大权后，于四月七日（甲寅）对于众人在“苗刘之变”的不同表现予以了不同对待，赏罚分明。
所赏之人：
所悼之人：
所杀之人：
所贬之人：
苗、刘二人更是高宗绝不允许放过的仇敌。这年的六月，先是刘正彦在浦城县（今属福建）被穷追而来的韩世忠擒获，继而苗傅又在建阳县（今属福建）被当地土豪捉住了送交朝廷。到七月五日（辛巳），苗、刘二人“伏诛”，这场几乎危及高宗政治生命和肉体生命的兵变，总算偃旗息鼓。
至于马扩，非常不幸，他被高宗划入了所罚之人的行列，枢密都承旨之职被罢免，远远地遣送到“永州（今属湖南）居住”。
理由是，马扩在“苗刘之变”时，“往来其间”，而且“阴怀观望”。
虽然相比其他被贬之人，马扩受到的惩罚是最轻的，但这已是马扩继率军河北抗金失败之后遭受的又一次严重挫折。
马扩在“苗刘之变”中就是因这些“不太恰当”的行为，抵消了唯一那次与苗、刘商谈高宗复位的恰当行为，最终难逃贬官僻壤的下场。
和徽宗、钦宗一起被金人押解北去的曹勋，后来与马扩有相似的经历，在途中逃脱回南方。他向高宗透露了金人对江南评价的信息：“上界有天堂，下界有苏杭”，这也是名谚“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最早出典。
高宗最终以临安为行在，反映了他对杭州之地的价值判断与金人的眼光非常相似。北方真定差一点成为马扩的地狱，而天堂杭州又因为“苗刘之变”，也差一点成为马扩的地狱。
宋朝继承了唐朝的“传统”，将永州作为一个安置贬官的主要地方。岂不知永州其实是一个风景绝佳之地，唐朝柳宗元撰有著名的《永州八记》就是一证。又有潇、湘二水汇流于永州城北，是为永州著名风景胜地。
相传北宋宋迪曾选取永州的湘水、潇水交汇处的景色，绘制成“潇湘八景”，至今享誉盛名。
马扩并非文士画师，我们绝难看到他笔下的永州风景及其永州心境，同时，因为文献的缺失，我们也找不到任何相关马扩在永州的事迹记载。
唯一可以让人间接看到马扩在永州的一点“蛛丝马迹”，是当时的名士胡寅写给马扩的一首七言律诗一《马扩作亭湘江之上，来求名，以“饮江”名之》：
从胡寅的诗题来看，马扩在永州时曾在湘江之上建有一亭，胡寅名为“饮江亭”。可知马扩在永州也并非无所作为，只是史料阙载而已。
马扩在永州贬所“居住”了两年，一直到高宗绍兴元年(1131)三月七日(甲辰)，他的命运才稍稍有所好转，这天有朝旨传来，马扩“降授右武大夫、和州防御使”，并准许“自便”。 这意味着，“停官”两年的马扩又有了一官半职，已经结束了谪居命运，重获人身自由，可以离开永州地界了。
可是，马扩又可以去哪里呢？又能去哪里呢？这些都是没有人会跟他说的事。 于是，离开“囹圄之地”永州城后，马扩没有往北而行，而是继续往西南，从永州所在的荆湖南路一直到了广南西路地界，最后把融州（广西融水县）作为了自己避世隐居之地，“野衣竹杖，日吟钓于仙溪之上”，如同桃源中人，过起了逍遥自在的隐士生活。
融州虽然地处边远，却是个山水秀美的地方，当地第一名胜真仙岩在宋代具有特别的意义。
真仙岩又名灵岩、老君洞，是中国道教圣地“三十六洞天”之一，在当地为“融州八景”之首，称“水月洞天”。
马扩在融州的一则生活故事，还被时人“改编”收入志怪体的笔记之中，让人啧啧称奇。
这则故事说，马扩在融州居于天宁寺，在居所旁竹林中建了一座茅厕。有一天他持矛如厕，忽然听到好像有人在呵斥什么，向四周视之，却并无一人。正自奇怪，又听到了一阵呵斥声。仔细一看，原来是一条蛇盘踞厕中一角，正在开口吐信，叱叱作响。这蛇极为怪异，有一个如斗那么大的头，夸张得出奇。马扩挺矛向蛇突刺，矛刃刺穿蛇头竟钉入柱子中。
马扩急忙跑出茅厕，叫仆人一起来看，发现怪蛇已死，却有头无身。再张大眼睛仔细搜寻，才发现蛇身居然只有细绳这点粗，但非常地长，缠在屋椽上足足有数十圈。马扩取了死蛇让当地土著辨识。可是，即使那些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没有一个认得出这究竟是什么蛇。
这则故事虽然事近荒诞，但也许透露了一些真情：
马扩以这样一种隐居的生活方式消磨人生，也反映了他对高宗朝廷的失望。然而，虽然马扩隐居于如此偏僻之地，但并不能使人遗忘于他，许多对于高宗朝廷仍然满怀希望的朝臣，都想到这位曾经的抗金英雄。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