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字文叔，西汉末年南阳郡人，西汉皇族后裔，汉高祖九世孙。
虽名为皇族后裔，但刘秀这一支属远支旁庶的一脉，尤其是到了西汉后期，刘氏皇族的子孙遍布天下，《汉书·平帝纪》载：“宗室子，汉元至今，十有余万人”，可见，到了西汉末年，刘氏宗族后裔的数量是何等的庞大。
刘秀的这一支族人生活在南阳，地位是一代不如一代，到了刘秀这里，更是完全成了布衣平民。
故三国时代的曹植曾言：“汉之二祖（即指高祖刘邦、世祖刘秀），俱起于布衣”（《金楼子》卷四《立言篇》）。
刘秀为人、与其长兄刘演不同，刘演不事家人居业，倾身破产，交结天下豪杰，欲图大事；而刘秀则为人“多权略”（《太平御览》卷九十引《东观汉记》），处事极为谨慎。
新莽末年，天下的乱象已现，刘演和南阳的诸多子弟都欲趁乱起兵，而刘秀却持谨慎的态度以观时局。
据《太平御览》卷九十引《东观汉记》载：“上深念良久，天变已成，遂市兵弩”，可见刘秀起兵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和谨慎决断的，见天下确已大乱，方才决定起兵！性格上的不同也决定了日后刘演、刘秀两兄弟截然不同的结局。
因为刘秀兄弟和南阳宗室子弟在南阳郡的舂陵乡起兵，故史称刘秀兄弟的兵马为舂陵军。
舂陵军的主力为南阳的刘氏宗室和本郡的豪杰，兵少将寡，装备很差，甚至在初期，刘秀是骑牛上阵的，这也成为了后世演义中的一段佳话，即所谓的“牛背上的开国皇帝”。
后经过激战杀死了新野尉，刘秀才有了战马。
为了壮大声势，加强反莽力量，舂陵兵与新市、平林、下江这三支绿林军中的最大的主力进行了联合，从而扩大了相互的力量，并先后于沘水、育阳等地与新莽的征讨大军激战，大破莽军，并击杀了新莽大将甄阜、梁丘疵等人。
新莽地皇四年，即公元23年，西汉宗室刘玄被绿林军的主要将领拥立为帝，建元“更始”，刘玄就是历史上的更始帝。
对于此，刘演及南阳刘姓宗室极为不满，只是迫于在联军之中，绿林军人多势大，又有强敌在前，只得暂且作罢。
刘演被封为大司徒，刘秀则受封为太常偏将军。
更始政权建立，复用汉朝旗号，此举大大震动了新室，王莽即遣大司空王邑、大司徒王寻发各州郡精兵共四十二万扑向昆阳和宛城一线，力图一举扑灭新生的更始政权
此时，小小的昆阳成为了新、汉两方争夺的首要目标。
昆阳，位于昆水北岸，故而得名，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史载，王莽大军“余在道者，旌旗、辎重，千里不绝”，“自秦、汉出师之盛，未尝有也”。
面对着声势滔天的新莽大军，昆阳守军只有区区万余人，诸将皆惶恐，忧念妻子家人的安全，都欲弃守昆阳，远走他城。
而刘秀则陈述自己的观点道：“今兵谷既少，而外寇强大，并力御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势无俱全。
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阳即破，一日之间，诸部亦灭矣。
今不同心胆共举功名，反欲守妻子财物邪？”刘秀的这番慷慨陈词并没有得到绿林军将领们的认同，但是不久之后，探马来报：“大兵且至城北，军陈数百里，不见其后”。
见此情形，诸将只得又请刘秀来商讨对策，刘秀为众将谋划，由成国上公王凤等坚守城池，自己则率十三骑趁夜色突围搬取救兵。
此时，新莽大军已经开始大举围城，史载，“秀等几不得出”，就是说刘秀等人险些不能突围出去。
刘秀走后不久新莽大军开到昆阳城下，开始攻城，史载，“围之数十重，列营百数，云车十余丈，瞰临城中，旗帜蔽野，埃尘连天，钲鼓之声闻数百里。
或为地道，冲輣幢城。
积弩乱发，矢下如雨，城中负户而汲”。
可见，小小的昆阳城经受着何等的压力，数日后，城中主将成国上公王凤等向莽军乞降，新莽主帅、大司空王邑不准。
王邑认为昆阳城不日即下，准备在攻下城池后尽屠此城。
昆阳城内的守军见乞降不准，反倒坚定了必死守城的决心，新莽大军冲车、地道无所不用，射入城中的乱箭如下雨一般，但城内绿林军仍奋力坚守，小小的昆阳城在如此攻势下竟然多日巍然不动。
六月初，突围搬取救兵的刘秀发郾城与定陵的兵马驰援昆阳，刘秀亲自率步、骑千余人为先锋，在距新莽大军数里外的地方布阵。
二公（即大司空王邑和大司徒王寻，皆为三公之一，故称二公）见刘秀兵少，亦只率数千人迎战，结果数战不利，被刘秀军斩杀千余人。
初战获胜的刘秀军士气大振，而新莽军连日攻城不下，士卒疲惫，加之与刘秀所率之援军作战又折损了不少兵马，故而士气低落。
此时，刘秀遣人故意遗落书信于战场，言宛城已下，宛城之汉军正回援昆阳，王邑得此书信，极为不安。
这时刘秀选三千精兵，组成敢死之师，刘秀亲率其反复冲击新莽大军的中军，混战中大司徒王寻被杀，而莽军其余大营皆不敢违背王邑之令而相救，新莽的中军大营崩溃，此时城内已经被困多日的绿林军将领们见莽军中军已乱，也从城内冲杀出来，杀声震天，此时正值雷电交加，大雨倾盆而至，惊的新莽大军中的猛兽四处奔逃。
此时，新莽大军见中军阵乱，主帅被杀，也顿时乱作一团，争相溃逃，结果被杀、践踏、溺死者不计其数，滍水为之不流。
王邑率少数人踏着莽军的尸体渡河逃回了洛阳。
昆阳之战，新莽四十二万大军的统帅、大司空王邑好大喜功，犯了兵家大忌，数十万大军在昆阳坚城之下受挫，攻城多日不下，士气大损。
王邑手下的纳言将军严尤在刚刚攻城之时就建言大司空王邑：“昆阳城小而坚，今假号者在宛，亟进大兵，彼必奔走；宛败，昆阳自服。
” 王邑则曰：“吾昔以虎牙将军围翟义，坐不生得，以见责让。
今将百万之众，遇城而不能下，非所以 *** 也!当先屠此城，喋血而进，前歌后舞，顾不快邪！” 以此可以看出，新莽军主帅大司空王邑是何等的骄纵与轻敌，这也是昆阳之战新莽四十几万大军溃败的一个主要原因。
而刘秀和绿林军的将领们则抱着死战的决心，无不以一当百，势不可挡，故能在昆阳城下，以少胜多，力破强敌。
新朝号称百万大军的主力覆灭于昆阳城下，三辅震动。
而在昆阳之战中立下首功的刘秀则马不停蹄的南下攻城略地，此时一个噩耗传来，刘秀的兄长大司马刘演被更始帝所杀。
刘玄被新市和平林的将领拥立为皇帝，刘演及其属下心中不服，双方早就各怀异心。
攻取宛城后，刘演因为一个部下为更始所收捕，上殿力争，结果被更始帝下令斩杀。
刘秀得此消息，极为震惊，不得不急返宛城向刘玄谢罪。
刘秀到了宛城后，不与刘演的部将私下接触，更不表昆阳之功，只是表示兄长犯上，自己也有过错。
更始本因刘演一向不服皇威，故而杀之，见刘秀如此谦恭，反而有些自愧，毕竟刘秀两兄弟立有大功，故刘秀不但未获罪，反而得封武信侯。
刘秀回到宛城并受封武信侯后不久，在宛城即迎娶了他思慕多年的新野豪门千金—阴丽华。
更始元年九月，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死于混战之中，新朝覆灭。
更始元年十月，更始帝刘玄遣刘秀行大司马事北渡黄河，镇慰河北州郡。
路上，刘秀的挚交邓禹杖策北渡，追赶上刘秀，对刘秀言更始必败，天下之乱方起，劝刘秀“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以公而虑，天下不足定也！”邓禹的话，正和刘秀之心意。
刘秀到河北后不久，前西汉赵缪王之子刘林即拥戴一个叫做王郎的人在邯郸称帝，而前西汉在河北的另一王室、广阳王之子刘接也起兵相应刘林。
一时间，刘秀的处境颇为艰难，甚至有南返逃离河北之心，幸得上谷、渔阳两郡的支持，尤其是上谷太守耿况之子、少年英雄耿弇，一身豪气，对刘秀言道：“渔阳、上谷的突骑足有万骑，发此两郡兵马，邯郸根本不足虑”。
刘秀高兴的指着耿弇道：“是我北道主人也”。
不久刘秀率军在更始帝派来的尚书令谢躬和真定王刘杨的协助下，攻破了邯郸，击杀了王郎等人。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促成和真定王刘杨两家的联盟，刘秀亲赴真定府，以隆重的礼仪迎娶了真定王刘扬的外甥女—郭圣通，此时距刘秀在宛城迎娶阴丽华尚不足一年。
见刘秀在河北日益壮大，更始帝极为不安，他遣使至河北，封刘秀为萧王，令其交出兵马，回长安领受封赏，同时令尚书令谢躬就地监视刘秀的动向，并安排自己的心腹做幽州牧，接管了幽州的兵马。
刘秀以河北未平为由，拒不领命，史称此时刘秀“自是始贰于更始”。
不久，刘秀授意手下悍将吴汉将谢躬击杀，其兵马也为刘秀所收编，而更始帝派到河北的幽州牧苗曾与上谷等地的太守韦顺、蔡允等也被吴汉、耿弇等人所收斩。
自此，刘秀与更始政权公开决裂。
刘秀发幽州十郡突骑与占据河北州郡的铜马、尤来等农民军激战，经过激战，迫降了数十万铜马农民军，并将其中的精壮之人编入军中，实力大增，当时关中的人都称河北的刘秀为“铜马帝”。
更始三年六月，已经是“跨州据土，带甲百万”的刘秀在众将拥戴下，于河北鄗城的千秋亭即皇帝位，为表重兴汉室之意，刘秀建国仍然使用“汉”的国号，史称后汉（唐末五代之后也根据都城洛阳位于东方而称刘秀所建之汉朝为东汉），刘秀就是汉世祖光武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