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时代日本知识分子与古代不同,他们对儒学既虚心学习吸收,又采取理性的态度进行批判与改造。他们并不是全面否定中国儒学,对孔子、孟子学说基本上是持尊柴态度,对宋明理学则大力加以批判,而这种批判,既不限于宋儒,亦非儒学本身,而是懦学中的“臆度之见”和“支离破碎、细末无用之事”。
一、学习与吸收
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内容上,这一时期日本知识分子对儒学的接纳,都远远超过王仁赴日时代。日本平安时期形成的“唐风文化”,也与日本知识分子吸收中国儒学相关。不过,江户时代以前尽管日本知识分子对儒学进行了学习与吸收,在当时日本法令、书籍以及皇室诏敕中均有表现,以致“大学察”和“国学”的学生都在学习儒家经典,但其影响所及，基本限于皇室、贵族。
二、理性地批判
如果说古代日本知识分子对中国儒学是专注于吸收,那么,江户时代的日本知识分子除了吸收之外,还出现了理性的批判。所谓理性,一是说他们并不是全面否定中国儒学,对孔子、孟子学说基本上是持尊崇态度,而对宋明理学则大力加以批判;二是说在日本知识分子中,亦有坚持宋明理学者。而本文则以批判者为主要论述对象。这些人对宋明理学的批判,来自于对其学说的怀疑。对中国儒学尤其是对宋儒进行批判的日本知识分子,大都是以孔子之学为标准的。
三、改造儒学使其日本化
知识分子对儒学态度一是并不专采朱王某一家学说,而是摄取各家之长;二是认为儒学中某家学说均有自己的长处,且这种长处是因时而宜,并非一成不变的;三是吸取儒学不在于篇章词句,关键是要掌握其精神实质。所以,曾有人认为熊泽的儒学是非朱非王,既朱又王的。这表明日本知识分子已不再满足于古代时对儒学的专注吸收,而是意欲超越中国儒学,建立他们认为适合自己本国的儒学系统。
综上所述，从江户时代日本知识分子对中国儒学的态度上,我们可知他们是使中国儒学日本化的重要载体,而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日本知识分子不仅在文化交流方面,在媒体与舆论方面更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