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新中国成立两周年之际，李讷拿着一份满意的考试卷子给父亲看，正在批阅文件的毛泽东拿着女儿的卷子开心地点着头。
“我的大娃娃可真聪明。”毛泽东把李讷抱在怀里，一个劲地点着头。李讷说：“爸爸，那你小时候有没有我聪明？”毛泽东一听哈哈大笑：“爸爸小时候可不敢和你比啊，你可以迎接新中国，我小时候都不知道国家是什么，就知道玩，淘气的不成样子。”
恰巧恩师毛宇居来到北京，作为毛泽东童年时期的老师，他对毛泽东的印象可谓记忆犹新。毛宇居逗李讷说： “你爸爸小时候，可聪明了。” 正所谓，三岁看小，七岁看老，尽管毛泽东是谦虚至极，但他小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天赋却是实实在在的。
和韶山冲有一山之隔的唐家坨，是毛泽东外祖母家居住的地方，毛泽东的幼年时光主要就是在这里度过。从2岁到8岁，毛泽东多数时间都住在外婆家里。
但外婆家务繁忙，就让他的表哥文运昌和文南松带他去周边的私塾玩耍，虽然此时的毛泽东年纪尚小，但在文运昌的记忆中，毛泽东可以坐下来有模有样地学着听课和读书，这在同龄孩子眼中，是极其了不起的。
在没有进入私塾读书前，毛泽东就这样非正式地接受了“学前教育”，他所旁听的东西和日后在私塾里学到的是一致的，因此，毛泽东幼年便表现出了惊人的记忆力，当父亲毛顺生把他从外婆家里接回来的时候，着实吃了一惊。
1902年，毛顺生把8周岁的毛泽东从外婆家里接回来，送到了那离家不远的南岸私塾读书，这是一栋祠堂的古建筑，本来是韶山的“邹氏祠堂”，后来兴办学校的时候，便建成了学校，算是韶山最气派的学堂了。
入学前一天，毛顺生把家里的钱都拿出来，让毛泽东打算盘，毛泽东说：“一共是两千八百九十七文钱。”毛顺生笑着说： “三伢子，这钱可以合一两银子了，整个韶山可以拿出一两银子送孩子去读书的人家不多，你清楚了吗？”
之所以叫毛泽东三伢子，是因为在毛泽东前面，还有两个哥哥，但是没有长大就夭折了，毛泽东排行老三，所以叫三伢子。那为什么要加个“石”字呢，据毛泽东自己说，因为外婆看到当地有个石观音，希望自己很坚强，所以就加了个“石”字。
南岸私塾里，他的启蒙老师叫邹春培，上学第一天，老师带着毛泽东举行“蒙童开笔”仪式，神龛上写着“天地人君师”，毛泽东不理解便问：“拜天拜地拜父母我都知道，可是这个‘君’是什么东西。”
邹春培一听，吓得一哆嗦，赶紧嘘嘘地说： “伢子，这可不是东西，天下之大，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就是皇上，我大中华皇上最大，四海内外，都要跪拜皇上的，你懂了吗？”
“不懂”毛泽东摇摇头说，不懂就是不懂。邹春培一看，心想这孩子估计废了，啥也不懂。但事实上，和毛泽东同班的孩子全都不懂，只是没有一个人敢大胆地提出来。
毛泽东对神龛并不陌生，八舅父开设的私塾里就有这样的神龛，文运昌带他去玩的时候还对神龛行礼，当时毛泽东就不太懂。但是接下来发生的时候，真是让老师邹春培哭笑不得。
在南岸私塾，毛泽东首先要学的就是《三字经》《百家姓》，然后学《论语》等经典，但毛泽东此前早就读过了这些书，在毛泽东眼里，这些都再简单不过了。有一次邹春培外出回来，发现班里一半的学生都不见了，一时间慌了神。
原来，毛泽东带着同学们去池塘游泳去了，邹春培十分生气，等毛泽东回来，便质问他：“谁干的！”毛泽东说：“带头让同学们去游泳的不是我，而是孔子。”邹春培一听严肃地说：“孔子是一代文圣，怎么会让你去游泳呢。”
随后，毛泽东打开《论语》翻到《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章，递到邹春培面前说：“先生你看，孔夫子是不是说可以游泳？”
邹春培一看，气得说不出话来，但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样合理又充满趣味的解释居然出自一个孩子之口，即便是大人也不可能做出这样的解释。这充分显示了毛泽东的读书能力。
邹春培管不住毛泽东也不服输，便给毛泽东出难题说：“三伢子，我听说你很聪明，那老师就出个对子，你要是对上来，我就当你没淘气，敢不敢？”毛泽东欣然接受。
老师说：“世上万般皆下品。”毛泽东回答：“思量唯有读书高。”邹春培再说：“濯足。”毛泽东快速说道：“修身。”几个回合下来，毛泽东丝毫不输，一连几次，邹春培都没有办法，便找到毛顺生无奈地说：“你家孩子我管不住，学问比我高，另请高明吧。”
毛顺生这才得知，原来同学们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省先生”。意思就是毛泽东在班里学习太省事，因为他天资聪慧，不仅学习好，老师都管不住。无奈之下，毛顺生带着毛泽东一连去了好几个私塾，都把老师气个半死。
实际上，这时候自隋唐以来习惯接受的“学而优则仕”的科举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了，毛泽东的这个绰号 “省先生 ”就足以说明，毛泽东已经在新式教育环境中崭露头角。
父亲毛顺生对毛泽东寄予厚望，在毛顺生眼里，毛泽东虽然调皮捣蛋，但好好管教还是可以的，所以打算让毛泽东学几年书，回来继承家里的家产。
1906年秋，毛泽东转学到离家不远的井湾里私塾读书，他在这里的老师叫毛宇居，算起来还是毛泽东的亲戚，正巧有一日，毛宇居也出门办事，临走的时候嘱咐大家规规矩矩地背书，不准乱跑。
殊不知，等到毛宇居回来，发现毛泽东“不见了”。原来，天性好动的毛泽东实在坐不住，便带着几个同学到小山上玩了，一边摘果子一边背书，其乐融融。当毛宇居发现这件事后，大发雷霆，甚至扬言说： 毛泽东大逆不道！
要知道，此时大清王朝还存在，清朝光绪皇帝还在执政，几千年的封建礼教制度和传统的“尊师重道”的思想根深蒂固，10岁出头的毛泽东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在众多长辈的眼中，最起码是“大不敬”了。
但毛泽东回来说：“我在山上可以背书背得更快。”毛泽东还带回来了很多果子，让毛宇居吃。毛宇居是韶山赫赫有名的老师，怎么会忍得了这样的学生，便故意刁难毛泽东说：“都说你很聪明，那老师今天就给你出个题，如果你可以答上来，我就既往不咎，如果答不上来，你就要挨板子了。”
毛泽东欣然答应了。随后，毛宇居把毛泽东和同学们都带到了院子里，然后四下看了看说：“我要你赞井。”毛宇居威胁地说：“你要是答得不好，就等着挨板子吧。”
毛泽东在院子里转了转，看着这一口井，想了一会儿说道：
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
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
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
尽管这首诗读起来显得稚嫩一些，但是却表现了毛泽东小时候超高的文学才气，他说的“小鱼”不正是学生吗，被困在“教室”里，永远也不会长大，心灵也不会真正成熟。
当毛宇居听完这首诗歌，大吃一惊。虽然嘴上表示不服气，但是心里还是暗暗地佩服毛泽东的才思敏捷和处变不惊，不要说在同龄孩子中，很少有人可以做出这样的诗，就算是大人，也不一定可以做出如此漂亮的诗。
1951年9月，毛宇居被毛泽东邀请到北京做客，时隔多年，毛泽东再次见到恩师，热泪盈眶，当年的一幕幕仍在脑海停留。毛宇居说：“润之小时候就聪明无比啊，我感受极深。”毛泽东则笑着感谢：“多亏当时您没让我挨板子呀。”
毛宇居回忆，毛泽东当时虽然只有十几岁，但是已经擅长写诗和练习书法，在他教学期间，毛泽东早就熟读了古典名著《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在同龄人孩子中，很少有人可以读懂这些书。
在恩师毛宇居心里，三岁看小，七岁看老，毛主席可以成为一国领袖，也是情理之中。尽管这有点拍马屁，但毛泽东小时候做表现出来的睿智和才华，以及处变不惊，才思敏捷的天赋是实实在在的，直到日后他的思想彻底被打开。
毛泽东从私塾毕业后，按照父亲毛顺生的安排，他将会帮助父亲管理这个家，然后学着做生意，以后当一个和毛顺生一样贩米的生意人，毛泽东按照父亲的嘱咐，在米店当起了学徒。
那些时日，毛泽东的母亲生了一场大病，高烧不退，卧床不起。按照父亲的嘱咐，毛泽东到衡山寺庙给母亲求香灰治病。回到家的时候，正好看到文运昌来看望母亲。
毛顺生说，你表哥带回来的药丸子很管用，你娘吃了没几个，就快好了。毛泽东从来没有见过西药，便问表哥。文运昌告诉毛泽东，你从寺庙求来的香灰是封建迷信，这都什么年代了，还信这个。然后当着毛泽东的面，把香灰全部散了。
文运昌早年毕业于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和湘乡县立师范学校，是毛泽东当时湘乡亲戚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人，毛泽东小时候一直在外婆家里居住，文运昌知道毛泽东天资聪慧，如果做一辈子小贩，算是埋没了。
所以文运昌告诉毛泽东，你现在之所以不懂这些，是因为没有走出去，不要说省城，就算是县城也没有去过，然后给了毛泽东一本《盛世危言》，毛泽东天生好学，看到表哥所讲述的新式学堂，十分心动，便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
眼看着辛辛苦苦计划好的家产没有了继承人，毛顺生说什么都不愿意，最后文运昌向姑父毛顺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润之是个聪明爱学的人，难道您不想让他出人头地吗？”他表示，愿意资助毛泽东上学。
毛泽东知道父亲的如意算盘，便在深夜不辞而别，告别了父亲，前往东山学堂读书，临走的时候写了一首诗表达了自己的意志，他把这首诗夹在了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
实际上，宋代诗人陆游在《醉中出西门偶书》中就有这样两句：“青山是处可埋骨，白发向人羞折腰。”还有汉代曾辅佐刘秀打天下的重臣马援也曾说过类似的话。
公元44年秋，马援率领军队凯旋而归，好友孟冀向他祝贺，劝他征战归来一路辛苦，在家好好休养。马援说：“男人应当死于边野，让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于儿女手中耶？”意思就是，现在匈奴还在骚扰边疆，男子汉大丈夫，要死也应该死在沙场上，用马革裹着尸体埋在沙场上才像个样，怎么能待着家里和妻儿过安生日子。
毛泽东自小就博览群书，已经成年的毛泽东也一定知道陆游的名句和马援的故事，所以这首诗正是毛泽东以诗明志的代表作之一。
1910年前后，毛泽东正式在东山学堂读书，他在这里学习到了他从来没有了解过的东西，他在这里第一次接触到了英语，还认识了萧子升等人，在东山学堂学习几年后，毛泽东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湖南省第一中学。
从此，毛泽东一路高歌，从中学又考到了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也就是在这里，他遇到了自己的贵人，也就是发现他才华的导师杨昌济。杨昌济早年曾留学海外，和李大钊陈独秀等人颇为熟悉，思想也非常开明。
正在他无力改变中国的时候，他遇到了毛泽东。此时的国家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纵然手中拿着一支铿锵有力的笔，但面对自己国家的问题，仍然没有方向，毛泽东上杨昌济第一堂课的时候，杨昌济就惊讶地发现，毛泽东的思想和其他同学完全不同。
杨昌济问：“同学们为什么要来这里读师范？”他得到的回答无非就是：“想当个老师，想多挣点钱。”现实又实际，没有什么对与错，但毛泽东却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想试试。”
这句看似有点可笑的话却让杨昌济眼前一亮，杨昌济问：“润之，你为什么这么说。”毛泽东说：“我也不知道我做什么会改变这个国家，以前我当了半年兵，觉得还应该学习，所以就报考了很多学校，我考过律师，考过医生，还考过一个肥皂师。”
杨昌济问：“什么是肥皂师？”毛泽东说：“我从招生广告上看到，说外国人认为中国人不讲卫生，学习制造肥皂是一件好事，我觉得很有道理，便去考了。”
毛泽东说完，同学们哄堂大笑，但杨昌济的心中却看到了一丝光亮，他认为眼前这个年轻人日后绝对不简单。当然，杨昌济想要以一己之力改变国家现状自然是不可能，但可以培养毛泽东。
此后，杨昌济对毛泽东刮目相看，并多次邀请毛泽东到自己家中交谈，在毛泽东求学期间，杨昌济曾对毛泽东说了这样一番话：润之，你应该知道了，现在国家缺的不是一个律师，不是一个医生，更不是一个老师，那么，到底缺什么呢？
这个触及灵魂的问题让毛泽东记忆深刻，在毕业之际，同学们都蜂拥地想要去国外留学，毛泽东自然也想出国留学，但他综合考虑了杨昌济的意见，杨昌济说，外国的知识无非就那么些，在国内仍然可以 探索 。
最后毛泽东做了决定，一部分同学出国留学，一部分留下来 探索 自己国家的问题，而他选择留下来。在杨昌济的推荐下，毛泽东来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打工，也就是在这里，他遇到了对他人生有重大帮助的老师， 李大钊，陈独秀。
在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帮助和辅导下，毛泽东从一个大学生真正地走向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最后义无反顾地走向了轰轰烈烈的革命道路，最后他改变了中国，带领千军万马披荆斩棘，走向了胜利。
1920年杨昌济病逝，在他生前给好友章士钊的信里说： “吾郑重语君，海内奇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言外之意就是，想要救国，请重视并保护好这二人。 “二子”其一便是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