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仨》是钱钟书夫人杨绛撰写的家庭生活回忆录。1998年，钱钟书逝世，而他和杨绛唯一的女儿钱瑗已于此前（1997年）先他们而去。在人生的伴侣离去四年后，杨绛在92岁高龄的时候用心记述了他们这个特殊家庭63年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结成回忆录《我们仨》。
这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中，作者以其一贯的慧心、独特的笔法，用梦境的形式讲述了最后几年中一家三口相依为命的情感体验。第二部分，以平实感人的文字记录了自1935年伉俪二人赴英国留学并在牛津喜得爱女，直至1998年丈夫逝世，63年间这个家庭鲜为人知的坎坷历程。
《杨绛散文》中的《我们仨》
我们第一次到伦敦时，锺书的堂弟锺韩带我们参观大英博物馆和几个有名的画廊以及蜡人馆等处。这个暑假他一人骑了一辆自行车旅游德国和北欧，并到工厂实习。锺书只有佩服的份儿。他绝没这等本领，也没有这样的兴趣。他只会可怜巴巴地和我一起“探险”：从寓所到海德公园，又到托特纳姆路的旧书店；从动物园到植物园；从阔绰的西头到东头的贫民窟；也会见了一些同学。
巴黎的同学更多。不记得是在伦敦还是在巴黎，锺书接到政府当局打来的电报，派他做一九三六年“世界青年大会”的代表，到瑞士日内瓦开会。代表共三人，锺书和其他两人不熟。我们在巴黎时，不记得经何人介绍，一位住在巴黎的中国共产党员王海经请我们吃中国馆子。他请我当“世界青年大会”的共产党代表。我很得意。我和锺书同到瑞士去，有我自己的身份，不是跟去的。
锺书和我随着一群共产党的代表一起行动。我们开会前夕，乘夜车到日内瓦。我们俩和陶行知同一个车厢，三人一夜谈到天亮。陶行知还带我走出车厢，在火车过道里，对着车外的天空，教我怎样用科学方法，指点天上的星星。
“世界青年大会”开会期间，我们两位大代表遇到可溜的会，一概逃会。我们在高低不平、窄狭难走的山路上，“探险”到莱蒙湖边，妄想绕湖一周。但愈走得远，湖面愈广，没法儿走一圈。
重要的会，我们并不溜。例如中国青年向世界青年致辞的会，我们都到会。上台发言的，是共产党方面的代表；英文的讲稿，是钱锺书写的。发言的反应还不错。
我们从瑞士回巴黎，又在巴黎玩了一两星期。
当时我们有几位老同学和朋友在巴黎大学（Sorbonne）上学，如盛澄华就是我在清华同班上法文课的。据说我们如要在巴黎大学攻读学位，需有两年学历。巴黎大学不像牛津大学有“吃饭制”保证住校，不妨趁早注册入学。所以我们在返回牛津之前，就托盛澄华为我们代办注册入学手续。一九三六年秋季始业，我们虽然身在牛津，却已是巴黎大学的学生了。
达蕾女士这次租给我们的一套房间比上次的像样。我们的澡房有新式大澡盆，不再用那套古老的盘旋管儿。不过热水是电热的，一个月后，我们方知电账惊人，赶忙节约用热水。
我们这一暑假，算是远游了一趟；返回牛津，我怀上孩子了。成了家的人一般都盼个孩子，我们也不例外。好在我当时是闲人，等孩子出世，带到法国，可以托出去。我们知道许多在巴黎上学的女学生有了孩子都托出去，或送托儿所，或寄养乡间。
锺书谆谆嘱咐我：“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我对于“像我”并不满意。我要一个像锺书的女儿。女儿，又像锺书，不知是何模样，很费想像。我们的女儿确实像锺书，不过，这是后话了。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
——杨绛《我们仨》
我曾做过一个小梦，怪他一声不响地忽然走了。他现在故意慢慢走，让我一程一程送，尽量多聚聚，把一个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这我愿意。送一程，说一声再见，又能见到一面。离别拉得长，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我算不清。但是我陪他走的愈远，愈怕从此不见。
他发愿说：“从今以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
——杨绛《我们仨》
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杂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
——杨绛《我们仨》
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于是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我们一同承担，困难就不复困难；我们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
——杨绛《我们仨》
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钟书总和我一同承当，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瑗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所以我们仨是不寻常的遇合。
现在我们三个失散了。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
《我们仨》
他已骨瘦如柴，我也老态龙钟。他没有力量说话，还强睁着眼睛招待我……他现在故意慢慢儿走，让我一程一程送，尽量多聚聚，把一个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这我愿意。送一程，说一声再见，又能见到一面。离别拉得长，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我算不清。但是我陪他走得愈远，愈怕从此不见。
——杨绛《我们仨》
离别拉得长，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我算不清，但是我陪他走得愈远，愈怕从此不见。
——杨绛《我们仨》
“嘤其鸣兮，求其友声。”友声可远在千里之外，可远在数十百年之后。钟书是坐冷板凳的，他的学问也是冷门。他曾和我说：“有名气就是多些不相知的人。”我们希望有几个知已，不求有名有声。
《我们仨》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遭遇的伤心事，悲苦得不知怎么好，只会恸哭，哭个没完。钟书百计劝慰，我就狠命忍住。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悲苦。但是我没有意识到，悲苦能任情啼哭，还有钟书百般劝慰，我那时候是多么幸福。
神仙煮白石，吃了久远不饿，多没趣呀，他不羡慕。但他作诗却说“忧卿烟火熏颜色，欲觅仙人辟方”。他在另一首诗里说：“鹅求四足鳖双裙”，我们却是从未吃过鹅和鳖。钟书笑我死心眼儿，作诗只是作诗而已。
《我们仨》
我们如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可是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愿逃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
《我们仨》
钟书这段时期只一个人过日子，每天到产院探望，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我说，“不要紧，我会洗。”“墨水呀！”“墨水也能洗。”
他就放心回去。然后他又做坏事了，把台灯砸了。我问明是怎样的灯，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此间省略若干）
我说“不要紧”，他真的就放心了。因为他很相信我说的“不要紧”。
我住产院时他做的种种“坏事”，我回寓后,真的全都修好。
钟书叫了汽车接妻女出院，回到寓所，他炖了鸡汤，还剥了碧绿的嫩蚕豆瓣，煮在汤里，盛在碗里，端给我吃。钱家的人若知道他们的“大阿官”能这般伺候产妇，不知该多么惊奇。
——杨绛《我们仨》
两年不见，她好像已经不认识了。她看见爸爸带回的行李放在妈妈床边，很不放心，猜疑地监视着，晚饭后，圆圆对爸爸发话了。
“这是我的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她要赶爸爸走。
钟书很窝囊地笑说：“我倒问问你，是我先认识你妈妈，还是你先认识？”
“自然我先认识，我一生出来就认识，你是长大了认识的。”
《我们仨》
我使劲咽住，但是我使的劲儿太大，满腔热泪把胸口挣裂了。
——杨绛《我们仨》
我和圆圆走在路上，一定搀着手；上了电车，总让她坐在我身上。圆圆已三四岁了，总说没坐过电车，我以为她不懂事。一次我抱她上了电车，坐下了，我说：“这不是电车吗？”她坐在我身上，勾着我脖子在我耳边悄悄地央求：“屁股坐。”她要自己贴身坐在车座上，那样才是坐电车。我这才明白她为什么从没坐过电车。
追问十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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