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0-10-30
世纪之交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及其对科学社会主义提出的新挑战
一、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一)世纪之交资本主义在生产力的新变化及表现。首先是体现在战后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各主要国家以科技为突出代表的生产力及所带动的社会经济呈加速发展、加速突破与加速更新趋势。且调整与发展的周期和阶段性变化频率显著缩短和明显。在这样的态势下，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西方发达国家从工业化社会(工业经济)向信息化社会(信息经济或知识经济)的转变，从经济发展的消耗、破坏型增长方式向集约、保护、再生、可持续型增长方式的转变正在加速成为现实。这种最新发展变化的趋势集中反映为：
1、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以信息技术为主的高技术产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迅速上升，促使产业
结构发生新的深刻变化。目前，主要发达国家的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不到3％；第二产业的比重变化不大，但趋势是下降；而第三产业的比重则显著提高，已在60％以上。以美国为例，其高技术产业的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已占30％一50％以上，其中信息产业所占比重达15
％一30％，即使以15％计，信息技术产业也已超过美国的支柱产业之一的汽车业，成为最大的产业部门，并且还在迅速扩张。另有资料表明，1996年，全球信息技术产品的全球贸易额已超过“7000亿美元，占当年全球贸易额的10％以上。此外，信息技术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渗透力”极强，它广泛应用于其他高技术产业，促进其迅速生成和发展；应用于传统产业，促进了“夕阳产业”的改造和“旧貌换新颜”；应用于金融、商业和运输业等，大大提高了这些服务业的效率。所以，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西方经济中，信息技术产业已取代传统产业，成为起主导作用的产业。也因为信息技术产业应用的广泛性这一特点，使其突破了三大产业原有的界限，使它们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因此，有人认为可把信息产业(或知识产业)作为“第四产业”来看待。
2、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就业结构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其显著特点是“知识工人”的迅速增加和非知识工人的减少。如美国近些年来，数以百万计的新就业者中，知识工人占90％，今后不久，他们就会成为最大的职工群体。这些人有更高的教育水平、文化素养和丰富的专业知识，使用的基本工具是计算机和其他相关的信息技术设备，获得更高的工资收入。
3、为了适应信息社会对知识型劳动者和各种专门人才的需求，教育和培训事业的改革和加强正
在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和社会关注的重点，对人力资源的学校教育和在职培训紧密衔接，二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同时教育社会化趋势也日益加强，互联网络和各种媒体成为教育和培训的新手段。
4、由于高新技术的不断突破和广泛应用，由于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人力培养的上述新变化，也由于工业化带来的严重后果促其改变经济发展模式，西方发达国家在本国本地区，通过近二十年的
改造和转移，已在很大程度上将传统的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了可持续发展模式，使其被严重污染的生态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自然资源正在得到有效保护；科技对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效率的贡献比率，已从50年代的大约50％提高到目前70一80％，使其经济的集约化水平大大提高，远远领先于发展中国家。
(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的转变。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发生了相
应的调整和新变化。这集中体现在西方的企业所有制、结构及管理制度和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变化上。
首先，从8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先后着手对落后于信息化大潮的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组，但也保留了一些承担一定社会职能的重要企业掌握在国手里。第二、在高技术、特别是信息和生物技术领域，建立了一批新型公司，他们随着高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而异军突起，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跻身于世界最大公司的行列。如1997年美国报刊公布的世界大公司排行榜上，在前50家中至少就有15家是新兴的从事信息、制药等高技术产业的公司。他们不仅是在高技术上体现了新型，而且其组织方式和管理体制也破除了传统的框框，开了新管理体制的先河。第三、9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百年的资本主义企业史上第四次企业兼并狂潮，其特点是来势凶猛，涉及几乎所有部门、超大公司和国际兼并迭出，得到了政府的鼓励和支持，其着眼点在于增强本国大公司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排挤和压倒他国竞争对手，控制世界市场。这些企业通过合并和兼并，不仅扩大了企业规模，更重要的是以此为契机，实行企业重组，精简机构人员，改革管理体制，提高效率和竞争实力。第四、高技术的发展为大量中小企业提供了新的活动空间，使他们获得新的活力。如美国，近几年每年创办的70万一90万的新企业里，绝大多数都是中小企业。第五、企业纷纷适应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市场需求变化多端的情况，正在改变过去那种部门分工过细、层次过多、等级森严的管理体制和产生于大工业时期沿袭已久的劳动组织形式，使企业组织形式和管理体制变得更少层次、更少家长式、更少血腥味、更为灵活、更有人本味、更具有主动性和创造性；使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大制造商和众多承包商(或供应商)的关系变得象合作伙伴关系。第六、在广泛采用信息技术和以脑力劳动为主的时代，新的企业管理体制和劳动组织形式使企业主与员工的关系不再是大机器生产和以体力劳动为主的时代那种赤裸裸、血淋淋的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工人也不仅仅只是被当作“机器的附属物”和“会说话的工具”，而是变得更象合作共事关系。因为企业要适应新形势变化的需要，就必须把工人或下属员工“解放”出来，力求增强他们的主人翁意识，让他们尽可能地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性地独立完成工作，在让他们充分分担责任的同时，也让他们分享必要的甚至是充分的权力、信息、知识、报酬和现代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如果说西方企业管理体制的调整与改革是微观层次上生产关系为适应生产力的突破性发展变化而进行的某种变革，那么西方国家对经济体制的调整和改革则是在宏观层次上生产关系为适应生产力的新发展而进行的变革，而且这两者是互相联系和互相促进的。西方国家经济体制的调整与改革，主要表现在：
第一、国家对宏观经济干预和调节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发生了变化。70年代西方出现的经济
滞胀，使他们认识到凯恩斯主义理论和政策也不是任何条件下能奏效的灵丹妙药。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西方国家以英美带头，宣布摒弃凯恩斯主义，转而采纳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的主张，实行紧缩政府财政预算、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减少税收、刺激投资的政策，从而达到抑制通胀、克服滞胀、振兴经济的目的。但执行的实际结果是，通胀受到控制，经济增长率却依然低下，政府财政赤字也不断扩大，国家负债连年增加，社会收人分配不公现象加剧，贫富差距扩大。到90年代，这种方针政策已难以为继，必须再次进行调整。1992年，美国克林顿当选总统后，他采取了两种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兼而有之的“中间路线”，即一方面政府降低某些税收，削减政府财政开支，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为此在一系列领域，如通信、银行、金融市场、交通运输等领域，放松或取消限制，鼓励企业竞争和兼并；另一方面，政府政策的重点
又向另一些重要领域倾斜，比如在科技研究与开面，政府加强了鼓励、扶植和支持。政府的政策目标的重点，已不再是大大提高经济增长率，也不再济信息化、全球化，增强全球竞争力，力争在世界市场上占有更大的优势和份额。这种经济指导思想和经济政策减少了党派色彩或学派学彩，增多了务实精神，反映了西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逐步走向成熟。1997年，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上台后，同样也在走这种“中间路线”。第二、西方各国对经济体制进行的改革，虽在改革重点以及采取的步骤和措施上不尽相同，但一般说来，除前面提到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外，还都进
行了财政和税收体制改革，以减少财政赤字；进行金融体制改革，以稳定金融体系；进行劳动工资制度改革，以降低失业率；进行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进行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调整，以将中央权力更多地下放给地方，让地方更多地承担医疗保健、教育培训等任务；进行外贸体制改革，以减少壁垒，推进自由化。
第三、以美国为主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进行的经济体制调整和改革已收到了一定成效，各国原已建立的经济模式也正在或将逐步发生变化，走“第三条道路”的思潮正在西方兴起，它力图解决在资
本主义制度下，既要有更高的效率，又要争取社会公平；既要鼓励竞争、承认差别，又要缩小贫富差距；既要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又要减低通胀和实施人们所希望的社会保障制度；既要更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又要使政府干预恰到好处；既要对外扩张，又要对国内市场加以保护；既要吸收他国模式的某些长处，又要保持本国模式的一定特色；如此等等。西方发达国家必定是带着这些调整、改革、探索及其相关新变化进入了21世纪。(三)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一系列最新发展和变化，西方国家的社会和上层建筑也发生了一些相应的重要变化。首先是在社会领域方面，较资本主义发展的以前阶段，也较当代其他社会类型和发展阶段的国家，比较成功地解决
和保证了处于极富和极贫之间的绝大多数中间阶层较稳定的教育、就业、收入、社会保障和宽松的现代生活；让本国广大劳动人民也能随着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和物质精神财富的不断涌现而分享现代化的文明成果当然，、这首先是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持续循环发展到一定阶段和水平的必然结果)，社会文明果实不仅仅只是一少部分大资本家和富有阶层享有的专利；相当程度上解决了经济和社会竞争的公平性，法律面前平等性，以及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形式与内容的某些统一性；极大缩小了城乡差距，城乡一体化正在成为现实；较好解决了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社会领域的这些主要和重要的变化，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大为缓和，社会基本矛盾往往也不是以激烈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且大都能够在社会正常、成熟的机制内得到调节和解决。这就使整个社会在橄榄型阶级阶层结构、政治与法治机制、社会心理和大多数公民认同等方面获得了稳定发展的基础。其次，资本主义国家的职能也发生了重大演变，适应国家职能从“守夜人”、“警察”到“社会管理者”、“总资本家”的演变，其政治制度和功能进行了全面的调整，经历了新的发展，如公民权力的扩大、法治的加强、政治结构两极化的发展、代议民主制到行政集权民主制的演变等等，国家对社会发展的管理、调控和推动作用大为增强。再次，当
代西方国家的文化呈多元发展趋势，以好莱坞、摇滚乐、麦当劳、可口可乐等为代表的世俗文化和揉合传统的现代高雅文化并存发展，体育、影视、歌唱、时装模特等文化明星主导着大众文化潮流，文化的管理体制更加完备，大众传媒借助现代技术有了空前发展和强大影响，所有这些西方文化随着西方经济的强大和资本的对外扩张，成了当代世界极具影响的强势文化，并与东方的传统文化发生强烈的碰撞、冲突，对其产生巨大冲击。此外，当代西方国家公民的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保护意识、国家与国际的和平意识、社会公德意识、民主、法治和人权意识、公民的整体现代文明素质等都比过去有很大的提高，且较之发展中国家的公民有普遍的优势。(四)当代资本主义最新变化综合反映在国际领域。就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形成的新一轮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强劲浪潮。它是西方新的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革命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实行对外开放与市场经济的改革背景下，以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及其扩散、资本大规模全球流动、市场经济全球化、企业尤其是大型跨国公司经营活动国际化和世界经济加速一体化等为重要特征的。这次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浪潮，其主要特点和趋势表现为：第一、贸易国际化依然是此次经济全球化的前导。二战结束以来，国际贸易增长速度超过历史上
任何时期，而且其增长率远远高于世界生产的增长率。195卜1995年，世界出口贸易额从607亿美元增至6万多亿美元，增长上百倍。1985—1995年，世界贸易额平均增长约5．5％，为同期世界生产平均增长率的两倍；1996和1997年平均为7％，为同年世界生产增长率的2—3倍。其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进口总额就占世界进口总额的近60％，仍然居于全球贸易的中心。在它们的带动下，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对出口贸易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按照不变价格计算，世界出口贸易总额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1960年为12．2％，1989年则上升为18．2％。这表明，各国有很大一部分产品价值是通过世界市场来实现的，各国经济的发展对世界市场的依赖程度在持续增强，贸易成为带动各国和整个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大“助推器”和“引擎”。第二、资本的国际化是全球化的最强大动源。资本主义历史上对外经济扩张的主要途径一向是传统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而现在对外直接投资则成为其强有力手段。二战以后、尤其自80年代以来，资本的国际化趋势愈益明显，国际直接投资增长速度空前加快，而作为资本国际化最重要载体和主角的跨国公司也蓬勃发展，其对外直接投资在1985—1995年年均增长19％，1995年达到3178亿美元，突出反映了生产国际化和资本国际化及其相互交融的新变化，极大推进了全球化进程。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来看，1995年全世界是27301亿美元，其中仅美、英、日、德、法等5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占了65％，加上其他发达国家，这一比例更高。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仍然也是吸引对外直接投资的首选国，到1995年为止，在26578亿引进的外资存量中，发达国家占了72．7％。显然，在资本输出和吸引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然在唱主角。与国际贸易等形式相比，直接投资更有使各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关系更加密切、融为一体的作用。第三、金融国际化是全球化的催化剂和驱动力。80、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加速了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的进程。遍及全球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中心正在形成一个十分活跃的全时空国际金融市场，使得资金的调拨和融通变得空前便捷，大大提高了资本流动的效率。据估计、世界金融市场一年的交易量达400多万亿美元，为国际贸易量的几十倍，简直是天文数字。另外，各发达国家的股票交易所都对外国公司开放，允许其购买本国的股票，因而投资者和筹资者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选择市场和投资对象，从而实现了证券投资的国际化。在这样的情况下，资本的流动象一股巨大的洪流，在国际上东闯西奔，结果难以预料，一国出现的金融危机往往会波及到与之联系紧密的国家和地区，甚至全球，形成“多米诺效应”；各国所执行的货币和汇率政策、国际收支的调节政策等都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各国的中央银行往往不能不超越国家界限，从世界总体范围来观察和处理某一具体金融问题，以采取具体对策。第四、随着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高度现代化、规模化，专业化、协作化和跨国公司的大规模全球扩张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移，资本主义的世界性生产也发展到一个更新更高的阶段．将过去那一种以一个国家范围内的生产垂直分工为主的协作关系，变为了世界范围内以水平分工为主的国际协作生产关系，从而使各个国家的生产活动密切联系、相互依赖，在国际范围内结成一个生产与再生产的整体，以致同一件产品的某一部件的各种零件都往往来自许多国家和地区，整个地球俨然成了一个大工厂，人类似乎已进入“组装的世界”。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优化资源结构和资源组合，生产越来越多的“全球产品”，即生产一个产品所用的资金、原料、技术、劳动力可能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其生产出的成品又销往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促进生产国际化的同时，又加速了资本的国际化和世界贸易的发展。因此，当代资本主义生产的国际化就构成了当前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的物质前提和基础。第五、随着世界贸易、资本、金融、生产、市场、跨国公司和信息传播等全球经济活动一体化程度的大规模扩大和加深，全球的政治、文化和各民族的交融也在前所未有的大范围内加速进行；适应全球化大趋势的全球游戏规则、价值准则和秩序规范等也在重新调整和形成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新的条件下第一次覆盖了全球，已有约200个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一外围”的大格局在新的条件下变得更加明晰确定，处于中心的少数发达国家不过20几个，主要是美日德英法意加七大国，却以各种方式拥有、掌握、支配、消费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高新技术、社会财富、力量，其余绝大多数都属于欠发达、不发达或最不发达的外围国家，多半都处于从属地位和受不公正待遇；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自90年代初起，开始向形成西欧、北美、东亚三大经济中心地域和美、日、德、中、俄五大国力量的多极化世界格局演变；在当代全球化大潮的推动下，整个世界、包括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都在发生持续的深刻变革，并终将导致形成区域性和全球性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一体化时代的到来。世界资主义发展到世纪之交的新阶段，出现的一系列最新变化以及未来发展趋势，从整体上看是资本主义和人类社会历史的重大进步。产生这些深刻变化和进步的原因很多，如恩格斯所言，是历史的诸多合力在起作用。这其中，当然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和动因在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我们一方面也不要低估了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间、尤其自20世纪以来，总是与思想解放和不断的
调整改革；与不断扩大和不断规范的商品市场经济；与不断创新、突破的现代科学技术；与不断推进、扩大和完善的自由、民主和法治；与无产阶级的存在、发展、演变和培植、稳定庞大数量的中间阶级；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存在和发展变化；与世界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存在、反抗、独立和发展变化等因素相密切联系。另一方面，也还要看到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既面临着许多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需要解决，也对世纪之交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新挑战。
二、科学社会主义面临的新挑战
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世纪之交所出现的一系列重大新变化，对科学社会主义提出的新问题，集
中体现在向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及其当代现实的社会主义实
践，提出了再认识、再探索、再更新与再发展的新挑战。比如说：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基本矛盾和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的发展、变化规律；对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适应、相互调整和相互包容的潜力和空问；对资本主义发展进步性和腐朽性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定位；对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与私人垄断竞争发展转变到资本主义国家垄断竞争的新阶段，从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发展转变到信息社会，而带来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生产力的新飞跃和新变化，私有制和剥削的历史作用与实现形式、以其社会化生产与私人占有表现形式的新变化，社会分层和阶级结构、阶级作用、阶级地位、阶级意识与阶级矛盾的新变化，市场经济的形式、功能、特点与企业制度、管理理念和国家职能的新变化，自由、民主、法治与三权分离的政治结构和普选制、政党制的“虚伪性”、“形式性”、“代表性”的新变化，经济和社会危机爆发的原因、功用、特点、表现方式、周期和后果的新变化，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一整套理论、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未来走
势、发生革命和新社会形态产生的条件、方式、途径、手段、特点、主导力量等等新变化；对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新纪元的历史评价；对世界已经进入帝国主义灭亡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论断；对一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论断；对未经商品化、市场化、工业化、社会化、现代化、民主化、法治化充分发展阶段的落后国家，能够经由其它途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和实践；对统一的世界市场瓦解和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产生的论断；对现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两种体系和两种发展方式的绝对对立、互相排斥、互不相容和取而代之的观念和实践；对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和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对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和未来走势；对如何处理与现实资本主义的关系；对正在实施市场化改革中的现实社会主义与同样在不断改革中的资本主义有何同异、可否互补及如何互补；对处于全球化大潮流中的现实社会主义如何给自己重新定位、如何参与解决全球化所带给人类社会的一系列新问题；对公有制及其实现形式、计划经济体制、社会分配保障制度、国有国营企业的功能、历史作用和定位；对现实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私有经济、私人占有、雇工剥削和阶级分化与两极分化；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革命性、及未来的变化；对工人阶级的执政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方式和社会基础，及其在此基础上构架和运作的执政党与国家、政府、人民、社团的关系和执政制度、机制与领导方式(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法治建设和公民权利；对知识分子和管理阶层的地位和作用等等；无论在观念、理论和实践上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和提出强力挑战。迄今为止，我们在理论上仍未对以上的重大变化及提出的新问题作出深入、系统、充分的研究和令人信服的回答。结果要么我们的改革实践在许多方面已远远走在了前面，而相应的理论、宣传、教育和制度、机制、方式等却落在后面，仍然沿用陈旧的东西，使理论不能有效的、逻辑的、历史的、前瞻的充分说明现实和指导未来；要么是囿于传统观念、理论的束缚而使改革在深层次阶段举步维艰、难以突破。两种情况都使我们自己和改革事业在某些方面不断面临困惑、矛盾和徘徊境地。新世纪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机遇、挑战、责任和紧迫感，它呼唤政治决策者和理论工作者们要拿出巨大的勇气和实事求是精神，来直面思考整个世界与我们国家的历史、现实和未来。本回答被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