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7-03-17
《论语》又是若干断片的篇章集合体。这些篇章的排列不一定有什么道理;就是前后两章间，也不一定有什么关连。而且这些断片的篇章绝不是一个人的手笔。《论语》一书，篇幅不多，却出现了不少次的重复的章节。其中有字句完全相同的，如“巧言令色鲜矣仁”一章，先见于学而篇第一，又重出于阳货篇第十七:“博学于文”一章先见于雍也篇第六，又重出于颜渊篇第十二。又有基本上是重复只是详略不同的，如“君子不重，”学而篇第一多出十一个字，子罕篇第九只载“主忠信”以下的十四个字;“父在观其志”章，学而篇第一多出十字，里仁篇第四只载“三年”以下的十二字。还有一个意思，却有各种记载的，如里仁篇第四说:“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宪问篇第十四又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卫灵公篇第十五又说:“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如果加上学而篇第一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便是重复四次。这种现象只能作一个合理的推论:孔子的言论，当时弟子各有记载，后来才汇集成书。所以《论语》一书绝不能看成某一个人的著作。 那么，《论语》的作者是一些什么人呢?其中当然有孔子的学生。今天可以窥测得到的有两章。一章在子罕篇第九: “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 “牢”是人名，相传他姓琴，字子开，又字子张(这一说法最初见于王肃的伪《孔子家语》，因此王引之的《经义述闻》和刘宝楠的《论语正义》都对它怀疑，认为琴牢和琴张是不同的两个人)。不论这一传说是否可靠，但这里不称姓氏只称名，这种记述方式和《论语》的一般体例是不相吻合的。因此，便可以作这样的推论，这一章是琴牢的本人的记载，编辑《论语》的人，“直取其所记而载之耳”(日本学者安井息轩《论语集说》中语)。另一章就是宪问篇第十四的第一章: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宪”是原宪，字子思，也就是雍也篇第六的“原思为之宰”的原思。这里也去姓称名，不称字，显然和《论语》的一般体例不合，因此也可以推论，这是原宪自己的笔墨。 《论语》的篇章不但出自孔子不同学生之手，而且还出自他不同的再传弟子之手。这里面不少是曾参的学生的记载。像泰伯篇第八的第一章: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不能不说是曾参的门弟子的记载。又如子张篇第十九: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这一段又像子张或者子夏的学生的记载。又如先进篇第十一的第五章和第十三章: “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 “闵子侍侧，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 孔子称学生从来直呼其名，独独这里对闵损称字，不能不启人疑窦。有人说，这是“孔子述时人之言”，从上下文意来看，这一解释不可凭信，崔述在《论语余说》中加以驳斥是正确的。我认为这一章可能就是闵损的学生所追记的，因而有这一不经意的失实。至于闵子侍侧一章，不但闵子骞称“子”，而且列在子路、冉有、子贡三人之前，都是难以理解的。以年龄而论，子路最长;以仕宦而论，闵子更赶不上这三人。他凭什么能在这一段记载上居于首位而且得着“子”的尊称呢?合理的推论是，这也是闵子骞的学生把平日闻于老师之言追记下来而成的。 《论语》一书有孔子弟子的笔墨，也有孔子再传弟子的笔墨，那么，著作年代便有先有后了。这一点，从词义的运用上也适当地反映了出来。譬如“夫子”一词，在较早的年代一般指第三者，相当于“他老人家”，直到战国，才普遍用为第二人称的表敬代词，相当于“你老人家”。《论语》的一般用法都是相当于“他老人家”的，孔子学生当面称孔子为“子”，背面才称“夫子”，别人对孔子也是背面才称“夫子”，孔子称别人也是背面才称“夫子”。只是在阳货篇第十七中有两处例外，言偃对孔子说，“昔者偃也闻诸夫子”;子路对孔子也说，“昔者由也闻诸夫子”，都是当面称“夫子”，“夫子”用如“你老人家”，开战国时运用“夫子”一词的词义之端。崔述在《洙泗考信录》据此来断定《论语》的少数篇章的“驳杂”，固然未免武断;但《论语》的着笔有先有后，其间相距或者不止于三、五十年，似乎可以由此窥测得到。 《论语》一书，既然成于很多人之手，而且这些作者的年代相去或者不止于三、五十年，那么，这最后编定者是谁呢?自唐人柳宗元以来，很多学者都疑心是由曾参的学生所编定的，我看很有道理。第一，《论语》不但对曾参无一处不称“子”，而且记载他的言行和孔子其他弟子比较起来为最多。除开和孔子问答之词以外，单独记载曾参言行的，还有学而篇两章，泰伯篇五章，颜渊篇一章，宪问篇和孔子的话合并的一章，子张篇四章，总共十三章。第二，在孔子弟子中，不但曾参最年轻，而且有一章还记载着曾参将死之前对孟敬子的一段话。孟敬子是鲁大夫孟武伯的儿子仲孙捷的谥号①。假定曾参死在鲁元公元年(周考王五年，纪元前四三六年。这是依《阙里文献考》“曾子年七十而卒”一语而推定的)，则孟敬子之死更在其后，那么，这一事的记述者一定是在孟敬子死后才着笔的。孟敬子的年岁我们已难考定，但《檀弓》记载着当鲁悼公死时，孟敬子对答季昭子的一番话，可见当曾子年近七十之时，孟敬子已是鲁国执政大臣之一了。则这一段记载之为曾子弟子所记，毫无可疑。《论语》所叙的人物和事迹，再没有比这更晚的，那么，《论语》的编定者或者就是这班曾参的学生。因此，我们说《论语》的着笔当开始于春秋末期，而编辑成书则在战国初期，大概是接近于历史事实的②。 [注释]①谥法在什么时候才兴起的，古今说法不同。历代学者相信《逸周书?谥法解》的说法，说起于周初。自王国维发表了〈遹敦跋〉(《观堂集林》卷十八)以后，这一说法才告动摇。王氏的结论说:“周初诸王若文、武、成、康、昭、穆，皆号而非谥也。”又说:“则谥法之作其在宗周共、懿诸王以后乎?”这一说法较可信赖。郭沫若先生则说“当在春秋中叶以后”(《金文丛考?谥法之起源》，又《两周金文辞大系?初序》)，这结论则尚待研究。至于疑心“谥法之兴当在战国时代”(〈谥法之起源〉)，甚至说“起于战国中叶以后”(《文学遗产》一一七期〈读了关于《周颂?噫嘻篇》的解释)〉，那未免更使人怀疑了。郭先生的后一种结论，不但在其文中缺乏坚强的论证，而且太与古代的文献材料相矛盾。即从《论语》看(如“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从《左传》看(如文公元年、宣公十一年、襄公十三年死后议谥的记载)，这些史料，都不能以“托古作伪”四字轻轻了之。因而我对旧说仍作适当保留。唐人陆淳说:“《史记》、《世本》，厉王以前，诸人有谥者少，其后乃皆有谥。”似亦可属余说之佐证。 ②日本学者山下寅次有《论语编纂年代考》(附于其所著《史记编述年代考》内)。谓《论语》编纂年代为纪元前479年(孔子卒年)至400年(子思卒年)之间。虽然其论证与我不同。但结论却基本一致。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