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7-18
45 沈阳模式的形成
进入90年代末，在民政部的积极倡导下，社区建设开始引起各地政府的高度重视，这与沈阳强化居委会建设的思路不谋而和。当时，国内先进地区的经验主要有：上海将社区建设的切入点放在街道，着重解决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落实；武汉重在理顺政府与居委会的关系，明确责权划分；青岛和南京则注重强化社区的服务功能。为进一步推进我市社区建设，市领导朱锦、局长李振发、副局长梁万富等，先后多次带队组织各区县领导和有关部门同志到上海、武汉、南京、杭州、青岛等先进地区考察学习。
1999年3月，对于沈阳社区建设来说，是个万物复苏的“阳春三月”。3月3日，朱锦副市长带着梁局长和我等人，专程前往北京向民政部进行汇报，表达了沈阳愿意做社区建设改革试点城市的意向；7日至9日，朱市长率领市、区民政局部分领导，到上海和南京进行了考察学习；10日，沈河区区长邢文祥和区民政局长赵彬等人，在市民政局有关领导的陪同下，专程到民政部争取社区建设试验区；3月15日，市政府组织7个城区主管区长、民政局长等共20人，赴青岛进行考察学习；3月16日晚8时50分，朱锦副市长在青岛府新大厦302会议室，主持召开赴青岛考察人员座谈会（又称“青岛会议”），研究部署我市社区建设工作。会上，朱市长对全面推进沈阳社区建设做了重要讲话，她强调：沈阳的社区建设要高起点，对外地经验借鉴不照搬，要有沈阳特色，并提出了“构建基础，以民为本，先易后难，渐进深化”的十六字方针。这次会议统一了各级领导的思想认识，明确了我市推进社区建设的基本思路与方法、步骤，并确定了和平区和沈河区为我市社区体制改革的先行试点区。会议一直开到了晚上11点多，这天大家都非常兴奋，仿佛进入了决战的前夜，我也是久久不能入睡。
4月20日，沈河区召开社区建设动员大会，区有关部门领导、驻区企事业单位代表、居委会干部共1000多人参加了大会，市、区主要领导亲自到会讲话。令人感动的是，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汤晋苏处长，将尚未对外颁发的“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牌匾，专程从北京乘坐早班列车捧到了沈阳，在会场郑重地授予了沈河区，正式启动了我市社区体制改革。5月5日，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社区建设实验区专刊》（第一期），全文刊登了《沈阳市沈河区社区建设实施方案》，向全国推介了我市的做法。不久，同时推进社区体制改革试点的和平区，也被国家民政部确认为首批“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
7月30日，我市在辽宁人民会堂召开“推进社区建设动员大会”，全面启动了社区体制改革工作。截至8月末，我市原有2753个居委会，调整合并为1277个社区。这次社区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明确社区定位，将社区规模确定在小于街道办事处、大于原来居委会的层面上；合理划分社区，依据地缘、资源、管辖人口和居民心理认同感等因素，组建新的社区；建立新型社区组织体系，公开招选社区干部，实行选聘结合。在这次社区体制改革中，我市在许多方面突破了原有的居委会工作模式：将居委会管辖规模由500户扩大至1500户以上；创建了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和社区管理委员会等新型社区组织；强化社区职能，理顺了同有关方面的关系；整合社区资源，完善了社区服务体系等等。经过社区体制改革，沈阳的社区组织体系初步建立，居民的社区意识大幅提高，社区的各项功能明显增强。
沈阳社区体制改革的成功，得益于上级民政部门的正确指导，得益于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更得益于基层区、街、社区干部的积极创造。在沈阳社区模式形成过程中，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多次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听取汇报；有关部门通力协助，从各方面予以支持；各城区你追我赶、争相创新，各具特色。如：沈河区的“下放三权”、“人民联络员制度”；和平区的“整合社区资源”、“单位型社区建设”；大东区的“部门手拉手社区共建”；铁西区的“社区服务双向承诺”；皇姑区的“社区双拥共建”；以及泉园街道的“社区党建工作”等经验，都曾在当时产生过较大影响。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主管社区建设的朱锦副市长（后任市委副书记），可谓“功不可没”：在那一段时间里，她将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社区建设上，经常深入基层和社区调查研究；亲自带队赴上海、南京、青岛等外地考察，反复研究我市社区建设方案；几次到民政部、省民政厅汇报工作，争取上级主管部门支持；多次主持召开各种会议，从不同角度推进、完善社区建设工作。仅据2000年我工作笔记上的不完全统计，朱书记亲自参加的有关社区工作的调研、会议等就达25次之多，作为一名市级领导能够这样亲力亲为实在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