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南斯拉夫沿着市场社会主义的方向走得比任何共他国家都更远，因此，如果人们想要知道捷克所采取的路线将引向何处，就必须先看看南斯拉夫。南斯拉夫转向市场可以追溯到与共产党情报局决裂的1948年，因此，我们可以总结它二十年来的经验，而不只是五年的经验。到现在为止，我们必须承认，那些被证明是能够把南斯拉夫的发展情况精确地报道出来并作出必要结论的，正是资本主义的观察家和分析家，而不是他们的社会主义同行。1968年8月19日《纽约时报》财政金融版刊载了一篇发自贝尔格莱德的报道：
“西方的资本在南斯拉夫获得了一个重要的据点，正在帮助把一度主要是农业国的国家变成一个新的工业国。
各种各样的企业，从意大利的大汽车公司菲亚特到纽约市的印刷发展公司（时代公司的一个子公司），都在那里投资。这既说明资本贪婪地需要有新的出路，也说明一个共产党国家有意识地接受市场经济及其大部分附加物的意向。
同贝尔格莱德专门负责经济活动的官员谈话表明，他们坚信东欧其它国家也将会采取这一路线。
对他们来说，南斯拉夫既是东方的带头羊，又是西方资本的橱窗。一旦东欧其它地方的市场打开了，在这里经营的西方公司就会在竞争方面大大地占上风。
随着实行改革，把国家对企业的管理权交给企业自己并采用市场自由和利Z闰刺激等原则之后，南斯拉夫又于一年前公布了一项同样革命性的法律以招揽外国资本。
这项法律曾受到一些人的强烈反对，他们害怕西方资本将会控制经济的关键部门。
为了防止这一点，规定在任何南斯拉夫企业里外国资本不得拥有百分之四十九以上的股权。
南斯拉夫的公司是由公司的工人通过工人委员会来管理的，而工人委员会则提名诸如会计、负责生产的工程师等专业人员，组成专业委员会负责工厂的经营。
起初，外国公司很不愿意卷进去，因为他们成到，少数股权使他们不能对投资拥有直接的控制权。
在为西方厂商负责人开的座谈会上，南斯拉夫的官员们煞费苦心地指出，可以围绕这个问题找出个办法嘛，例如，可以让外国投资者对生产成本拥有控制权。
准许外国投资者把利润汇出国外，但他们必须将利润中的百分之二十存放在南斯拉夫的银行里。外国投资者可以把他们的股权卖给其它外国公司，但必须首先征询南斯拉夫公司是否愿买回。
这项法律产生了显着的效果。
供应苏联一个大汽车制造厂技术和大部分设备的菲亚特公司，对南斯拉夫的红旗公司投资一千万美元，让该公司根据特许证生产菲亚特牌汽车。
根据这里发表的消息，纽约市的印刷发展公司已同贝尔格莱德图表印刷公司合作，使用美国最快速的新设备共同搞彩色印刷。”
当然也可以这样说：所有这些有关南斯拉夫的事态并不能证明捷克走了同一个方向。的确，对一个持有另一种观点的人来说，要证明得使他满意无疑是桩不可能的事。有些新的在发展成为支配一切的现象之前往往起于微小的开端，谁都可以无视这些开端或嗤之以鼻，要是他愿意这样做的话。这一事实总是使如何分析社会现实的问题变得很复杂。人们只能这样说，捷克在沿着南斯拉夫开拓的道路上已经不止走了几步，在入侵前的几个月里，已有一切迹象表明正在更快地朝着同一方向前进。已经同外国公司谈判在捷克建厂的合同问题（例如，8月31日的《商业周刊》报道，意大利的石油托拉斯国家碳化氢公司正在捷克建设一个化工厂）。许多外国厂商人士群集布拉格，至少有一个旅馆几乎是专门用来招待他们的。布拉格和西方金融中心都不断盛传，显然也是很有根据的，为了使捷克能够从西方进口最新技术和设备，正在商谈一宗五亿美元的贷款。也许这一切并没有什幺重大意义；也许在依赖市场和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日益亲密的关系方面，捷克的后果可能与南斯拉夫的后果会有所不同。也许是这样，但是我还没有看到任何严肃的论点能支持这种结论。
在这里，应该强调指出，没有迹象表明捷克的改革者们——在这个问题上甚至包括南斯拉夫人在内——是有意识地要走向资本主义；也没有迹象表明，当他们说他们是在争取实现民主的社会主义时他们是虚伪和不老实的。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不要根据人们的动机去评价他们，而是要根据他们的行动，根据他们行动可能产生的效果去评价他们。我们的论点是：那些在行动上是加强市场，而不是与市场进行斗争的人，不管他们的动机如何，都是在发展资本主义而不是在发展社会主义 。
参考资料：http://tieba.baidu.com/f?kz=136795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