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个回答 2020-11-19
《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一文结构简明，脉络清晰，主要分四部分对于革命文学建设的问题进行阐述：
第一部分 导言 在当时革命文学已经成为固定熟语，作者应时提出问题：“什么是革命文学？他的内容如何？形式又如何？它的必然性在哪里？我们要如何地去建设它？”随后通过革命文学的建设问题，引出下文问题“什么是文学？”
第二部分 什么是文学 对于文学的定义问题，首先找出中国文坛的两种定义：其一，文学是自我的表现，其性质在于表现；其二，文学的任务在描写社会生活，其性质在于再现。随后，揭开文学的本来面目——“一切的文学，都是宣传”：它“是生活意志的要求”；“反映阶级的实践的意欲”，有其社会根据即阶级背景；有其组织机能，是“一个阶级的武器”。
第三部分 文学革命底历史的追迹 以“历史”的观点，追寻文学革命的历史及其历史意义，以及革命文学的酝酿，认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兴起是以“五四”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没落为前提；这一论述表明了由“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到大革命时代的“革命文学”的一次飞跃。革命文学的必然性：“革命文学，不要谁的主张，更不是谁的独断，由历史的内在一一联络，它应当而且必然地是无产阶级文学。”
第四部分 革命文学底建设的展开 首先为无产阶级文学下定义：“为完成他主体阶级的历史的使命，不是以观照——表现的态度，而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斗争的文学。”随后提出建设无产阶级文学的两个问题：其一，无产阶级文学的作家问题。一个作家要成为无产阶级文学者，写出无产阶级文学的作品，首先从动机上应该“为革命而文学”，而非“为文学而革命”；其次应该将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我们的文学家，应该同时是一个革命家。他不是仅在观照地‘表现社会生活’，而且实践地在变革‘社会生活’。”“不当一个留声机器……发出那种声音……无我……能活动……”其二，无产阶级文学的形式问题：讽刺、暴露、鼓动、教导。最后呼吁更多有识之士一起参与到革命文学论争中，推进革命文学的发展。
三、李初梨的“革命文学观”
在当时倡导“革命文学”的历史语境中，李初梨“革命文学”理论具有先锋性，他以极力强调文学的阶级性，在社会尖锐对抗的情形中抓住至关重要和迫切的作家世界观改造问题，要求要求文学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面向工农大众，作家要获得无产阶级意识、更好地利用文学武器为阶级、为革命而服务，“为革命而文学”。其“革命文学观”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李初梨极力强调文学的阶级性。他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原理为“革命文学”的发生寻找社会根据：“中国一般的无产大众的激增，与乎中间阶级的贫困化，遂驯致智识阶级的自然生长的革命要求”。以阶级意识对文学的重新定义：否定了文坛上通行的“表现”与“再现”之说，直接明了地指出：“一切的文学，都是宣传”；它“是生活意志的要求”；“反映阶级的实践的意欲”，有其社会根据即阶级背景；有其组织机能，是“一个阶级的武器”。他主张文学工具论，极力强调文学作为阶级斗争、阶级组织工具、阶级武器的重要性，明确定义革命文学为：“无产阶级文学是：为完成他主体阶级的历史的使命，不是以观照——表现的态度，而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斗争的文学。”由此而言，文学的阶级性是他们宣传倡导的主要观点，也被人为地推至极高点，这在之前的中国文学史上是未曾有过的。与郭沫若、蒋光慈等人对“阶级性”的阐述不同，他极力想要贯彻的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他认为无产阶级文学不是一般生活的反映，而是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反映，文学革命时期普泛的为社会为人生的功利观至此有了明确的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具体内涵。李初梨在文中指出：“‘艺术的武器’，同时就是无产阶级的‘武器的艺术’。所以我们的作品，不是像甘人君所说的，是什么血，是什么泪，而是机关枪，迫击炮。”
第二，对于作家世界观改造问题的重视。在社会尖锐对抗的情形中抓住作家世界观改造问题这一重要问题，并强调其重要和迫切性。他认为：革命作家必须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战斗的唯物论，唯物的辩证法。“无产阶级文学的作家，不一定要出自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的出身者，不一定会产生出无产阶级文学。”能否获得阶级意识，是关键问题：只要他牢牢把握无产阶级世界观，“对于革命有真切的实感”，动机是为革命而文学，“把他把握的理论与他的实践统一起来”，他就获得了阶级意识。同时，他也强调文学作家在改造自己世界观过程中积极主动性的发挥，否定郭沫若“当留声机器”，呼吁文艺青年“不当一个留声机器……发出那种声音……无我……能活动……”
四、个人小评：
一方面，在当时的“无产阶级文学”倡导的历史语境中，他以激进的姿态站在前端，积极引进世界文艺思潮中盛行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并大力宣传，其先锋性是不容否定的。他的努力，既是对时代潮流的呼应，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时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作为当时社会声音的一种，其存在的合理性不容置疑。他的“革命文学观”理论崭新激进、内容广泛实际，有其鲜明独特之处，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强调文学的阶级性以及文学作家世界观改造问题，要求文学与无产阶级革命联系起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与国内当时其他倡导者的观点互为补充，共同推进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开展。特别是在当时特殊的时代，他凭靠自己的理论探索勇气，以文学为武器高扬革命精神，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对于推动左翼文学运动发展起到了开辟道路的作用。也因为其观点新颖，也更加丰富了文学特性和内涵。
从另一方面而言，他对于文学作为政治宣传工具的大力强调，强调了文学的社会功能而忽视其艺术特性，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文学本应具有的独特审美属性；文学工具论的过度强调，毫无疑问是不利于文学的长远发展的。因为一味强调新理论，而缺乏具体社会实践，对于理论并未完全掌握，其思想认识和理论宣传在激进的同时带有很大的盲目性、片面性和绝对化。而当时对于鲁迅等人的批判以及“五四”新文学的否定，也有颇多不合理之处。
总之，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有利有弊，我们在全面了解的同时应该深刻反思，避免重蹈覆辙。学而思，思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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