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以林逋《山园小梅》、欧阳修《戏答元珍》、梅尧臣《鲁山山行》为例分析宋诗平淡风格形成以及以文为诗的脱唐现象思考。
总述 ：平淡美可以说是宋代诗学的主流思想，处于宋代时序的重心位置。平淡美之追求,发端于梅尧臣,成熟于苏轼、黄庭坚。平淡并非平庸浅俗，而是要求“意新语工，得前人未道者”，“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出自《六一诗话》），指一种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一种超越了雕润绮丽的老成风格。 “平淡”作为宋诗学的重要审美理想，在宋代不仅在观念形态上得到重视，而且在实践上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唐诗的美学风范是以风丰华情韵为特征，而宋诗以平淡为美学追求，显然是对唐诗的深刻变革，这也是宋代诗人求新求变的终极目标。
具体分析如下：
适与野情惬，千山高复低。
好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
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
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
知人论世，梅尧臣在艺术风格上提出平淡论，在《林和靖先生诗集序》一文中写道：“其顺物玩情之为诗，则平淡邃美，读之令人忘百事也。其辞主乎静正，不主乎刺讥，然后知趣尚博远寄适于诗尔。”又云：“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读邵不疑学士诗卷》)“平淡”是梅所极力追求的艺术境界。所谓“平淡”，并不意味着平庸和浅易；恰恰相反，他是主张以极其朴素的语言和高度的写作技巧，表现出作品的内容。
意新语工概述： “自古逢秋悲寂寥”，但诗人摆脱了传统的“悲秋”主题敏锐地捕捉到山间秋景独有的一面，以清疏之笔写晚秋山间的宁静恬淡之美，表达了热爱大自然的“野情”。首联使用倒装句，起得突兀；尾联收之以问句结得蓄籍，云外一声鸡，给人以无限的想象，中间两联属对精工而又洒脱，“改”“迷”“升”“饮”用得贴切精当，让人玩味不已，以动写静，可谓“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1）首联 “适与野情惬，千山高复低”，诗人初到鲁山，便发出一声兴奋的呼喊—果然能满足我喜爱山野大自然景色的情趣，连绵的山峰高高低低皆由自然，这与我那不受拘束的野情真是一拍即合，诗人用一个倒装句把不可抑制的喜悦之情表达出来，此句写景写情，浑然一体，也定下了全诗欣喜的感情基调。
（2）颔联 “好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随着诗人的脚步不断呈现在诗人面前，即使同一座山峰，因为视觉的不同，也如魔术师一样不断变换着自己的美貌，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给人以无限的新意和美感，可见这一个“改”字妙用。诗人独行，品味着那迷人的风光，不知不觉迷路了，这一个“迷”字用的极佳，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由迷恋风光到迷路，既说明风景之美，又说明诗人游兴之浓，是诗人野情的自然体现。
（4）尾联 “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耐人寻味，这是虚景，给人以无穷的想象：这是怎样的人家？这大山深处还藏着多少美景？……
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
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
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
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
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
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
欧阳修的诗歌受韩愈影响较大，主要体现在散文手法和以议论入诗，而且将议论与叙事、抒情融为一体， 风格平易流丽。诗的首联“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破“早春”之题：夷陵小城，地处偏远，山重水满，虽然已是二月，却依然春风难到，百花未开。既叙写了作诗的时间、地点和山城早春的气象，又抒发了自己山居寂寞的情怀。开头二句起得超妙，欧阳修自己也颇为自得，他曾说：“若无下句，则上句不见佳处。并读之，便觉精神顿出。”
（1）时代背景
一、 宋代是一个充满了论辩性的理性时代 。积贫积弱的国家形势,形成了宋朝议论化的时代氛围。运用议论方式,恰当地表达了宋人心灵中“尚理”的审美内涵。
二、 诗歌适应理性化时代的需要,转向议论化的创作道路。
1.从学术文化思想方面看,北宋兴起的理性主义的论辩思潮,促成了传统文化的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相互融会。这对宋诗议论特点的形成与发展,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
2.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它在反对浮靡骈文,及“罢去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革新精神,更直接推动了宋诗走向新体制。
三、宋代由于政治集权,社会变革,经济转折,尤其在文化方面,理学发达,易学繁盛,禅风流行,儒释道三家思想融会贯通,再加上怀疑与创新的开拓精神的发扬,遂发展成一股思辩之风、崇尚义理之习。
四、盛唐的杜甫,中唐的韩愈已直接倡导“以文为诗”,其议论之作直接影响到宋时的欧阳修及苏轼诸人。“以文为诗”是韩愈在诗歌实践中，把散文的笔法引入到诗歌当中。韩愈则开拓诗歌的境界，其对宋代诗人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2）含义
“以文为诗”即诗多记叙铺陈，好以议论直言感受。这种诗风称为“散文化”。宋诗中的 “议论” ,实指诗的艺术表现形式,即以议论的概括方式进行诗歌创作;宋诗往往以议论融合叙事,或与抒情、写景紧密结合;或以议论作为全篇的精神支柱;或将议论作为情感郁结后的喷发,再借形象的语言为表现手段,使诗作情韵、理趣兼备,并有机交融,化为一体。 “理趣” 则指诗歌内容方面的哲理和奇趣,表现的是人生哲理和生活理趣。这二者作为宋诗的形式和内容,是不可分割的。宋诗重说理,以议论理趣见长。这不仅符合了诗歌创作的艺术本质,而且还是富有独特性的创造和开拓,是对盛唐成就的一种超越。这样说来,其二, 宋诗的议论特色,是时代、社会、文化发展需求的反映。
（3）评价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对宋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批评，几成后人公认的纲领性批评。但这还不够，需要以辨证观点对宋诗进行具体、深层的分析，追寻其有别于传统诗歌的独特风貌及其深层特质。
1. 严羽 指出宋诗的弊端在于“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 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 。夫岂不工，终非古人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复终篇，不知着到何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诗而至此，可为一厄也。” 严羽认为，宋诗缺乏一唱三叹之音，缺乏兴致，因而也就失去了诗歌的审美品格，对宋代的以黄庭坚为代表的主流诗派多采取否定态度。在严羽看来，宋诗缺少唐诗那种丰富隽永的审美趣味，根源在于诗人对诗美的本体、诗境的实相的一种“悟”的缺失。 严羽敏锐地发现并切实抓住了宋诗的病症，提出诊疗的方案是“诗道亦在妙悟”，“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妙悟”是严羽诗歌理论的核心，他认为韩愈学问高出孟浩然，但其诗远逊于孟，这就是因为孟浩然的诗“惟在妙悟”。
2. 明代中叶李东阳 在《麓堂诗话》中抨击 “宋人于诗无所得”，缺乏诗的“天真兴致” ， 复古派代表李梦阳 更是尖锐地指出“ 宋人主理不主调”，犹如衣冠木偶 ，与严羽的“兴趣”之说显然有某种渊源。
3. 清人吴之振 在《宋诗钞序》中就曾这样阐明唐诗和宋诗之间的关系：“宋人之诗，变化于唐，而出其所得，皮毛尽落，精神犹存”。 而 缪彦威 先生在《论宋诗》中也已经扼要地指出宋人“变唐人之所己能，而发唐人之所未发”。其中关于“唐宋诗之异点”的那番评论颇妙“譬诸修园林，唐诗则如叠石凿池，筑亭辟馆。 宋诗则如亭馆之中，饰以绮疏雕槛，水石之侧，植以异卉名葩。 ”
4. 宋诗的特点， 从内容上看， 它反映了诗人的忧患意识、内省态度、理性精神和人文旨趣；从审美上看，它追求格、韵、味、趣的统一；从创作上看，它融合师古与创新，兼重规则与自由。“以文为诗”的这种散文化诗风大大提高了诗歌的抒情、叙事、议论、讽刺的艺术功能。
5. “以文为诗”的最终成果是使传统诗歌在功能上从主情向重意转换，在表现上对题材范围多方面拓展。这表现在包含着强烈社会政治意识的议论化方法和特征的大量增加和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