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之治”的出现有三个方面原因.
（一）文帝和景帝重视农业生产.他们多次减免田租赋役,定田租为三十税一,开放山林川泽,鼓励农民进行副业生产,活跃商业市场.
（二）改革法律,废除秦朝的株连,关心民众疾苦,用笞刑取代某些伤残肢体的肉刑.这里还有一个缇索救父的故事.缇索,汉太仓令淳于意的小女儿.淳于意没有儿子,只有五个女儿.文帝时,淳于意有罪要受刑,诏命解送长安,当时肉刑尚未解除,淳于意临行骂他的女儿说：“我没有儿子,遇到急事,你们一点用处也没有.”缇索便跟着父亲到了长安.上书给皇帝,表示愿意卖身为官婢来赎父罪,文帝怜悯她,下令废除肉刑,赦免了淳于意.景帝继续减轻刑罚,各级官吏亦断狱从轻.
（三）提倡节俭,反对侈糜,减省财政支出.文帝统治期间,宫室苑圃,车骑服饰,都无所增益.史载文帝为了节省黄金百斤罢建露台,他说：“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景帝尚节俭,对地主商人中正兴起的侈靡之风,多少会起一些制约作用,与秦始皇的大兴土木,“阿房宫,八百里”,确实是不可同日而语.
----------------
2.主要表现在政治军事以及文化上.首先政治上他延续汉景帝时就开始的削弱藩王权利及势力范围,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同时实行盐铁等有中央控制的措施来实现中央对地方经济及政治的遏制,进一步达到中央集权的目的.军事上主要是同匈奴旷日持久的战争,保证了汉王朝日后免受外族骚扰侵略,保证汉朝的边疆的安危,维护了汉朝的稳定,同时他还解决了当时的南越问题,使其从秦后重新进入中央的控制中,为华夏的统一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另外就是文化上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对中央集权的控制是很有帮助的,使皇帝的皇权达到极限,便于当时国家的管理和稳定.应该说,他的政绩还是很大的.蛋同时,由于旷日持久的战争导致国库空虚,严重增加了百姓的负担,使当时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汉朝中央的经济也一度面临崩溃.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对后世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蛋更多的是消极的影响,应该说他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历史程序,使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状态而没有新的出路才有近代中国的屈辱的.总体感觉还是功大于过的.
在秦末大乱后天下必然思定。加上从刘老三开始就采取的是黄老之学，无为而治，让社会自然发展，对外和亲换取安定发展时间，这是为文景之治打下了基础。文景二帝时，均依然是萧规曹随，没有太多改变，并且两个皇帝均比较开明，不奢靡不昏庸，从开国到汉景帝时前后60年，除去吕氏之乱，内乱很少，生产力发展的很平稳。几十年积累到汉景帝就是比较繁荣了。到武帝为鼎盛。
减轻赋税，与民生息。 追问： 有四点的也 回答： 给你两点都不错啦！ 追问：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要不是要完成任务，我才不问这么弱智的问题呢 回答： 切，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还要你来说？
汉文帝和汉景帝面对当时经济衰微的西汉，为了能够增强国力，促进百姓的生产积极性。他们采纳黄老之学，做了如下举措：第一，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刘邦登基之后，认为秦朝时期繁重的赋税和徭役是农民举兵造反的重要原因。因此从他做皇帝之后，便约法省禁，下令减轻农民的田赋税率，复十五税一，以此来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汉文帝在沿袭这些举措之后，还将“十五税一”改为“三十税一”，更大程度的降低了田租，这个时期的田租是整个封建中国最低的。
第二，鼓励生产发展，增加税收的来源，重农抑商。汉文帝曾多次劝课农桑，并且不定期的减免农民税赋，但是对于商业方面却是加以抑制，征收许多的工商杂税来充盈国库。
第三，倡俭禁奢。汉文帝与汉景帝都十分的节俭，两人在位相加总共四十多年，不曾铺张浪费过，平时生活都十分简朴。汉景帝还曾经下诏不准地方向国家进贡奢侈品，禁示官吏购买黄金珠玉等产品。
第四，采用“贵粟”政策。之前统治者一直在鼓励百姓生产农业，因此使得粮食十分的多，粮价也就下跌了。汉文帝便提出“贵粟”政策，通过各种奖励政策，稳定粮价，使得全国上下的粮食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第五，他们借鉴周朝和秦朝的政治体制，使用郡国并行制来实行对地方的控制，加强中央集权。
文景之治是西汉文帝，景帝两代40年左右的时间政治稳定、经济生产得到显著发展的“盛世”。
文景之治 - 主要措施
1、实行轻徭薄赋，减轻人民负担。
2、鼓励生产、发展经济，扩大税基，增加 *** 财政收入。
3、厉行节约，禁止浪费。
4、通过“贵粟”政策，提高农民收入。
5、实行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管理体制，逐步加强中央集权。
文景之治 - 抑制豪强
禁止豪强私自铸钱；重农抑商；逐步分化诸侯
任人唯贤，休养生息，大力发展经济，虚心纳谏
文景之治是指中国西汉汉文帝、汉景帝统治时期。汉初，社会经济衰弱，朝廷推崇黄老治术，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
背景
西汉初年，经济萧条，到处都是一片荒凉的景象。汉高祖及其后的汉文帝、 汉孝景帝
汉景帝等，吸取秦灭的教训，减轻农民的徭役和劳役等负担，注重发展农业生产。文景时期，提倡节俭，重视“以德化民”，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得到发展。历来被视为封建社会的“盛世”，史称“文景之治”。汉文帝刘恒（前180年～前157年），汉高祖刘邦中子，母为薄姬。高帝十一年（前196年）受封为代王。公元前180年吕后死，诸吕作乱，丞相陈平，太尉周勃与朱虚侯刘章等宗室大臣共诛诸吕，迎立刘恒为帝，在位二十三年。汉景帝刘启（前157年～前141年），文帝太子，母为窦皇后。公元前157年即位，在位十六年。 西汉王朝建立后，汉高祖、惠帝、吕后都着力于恢复农业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文景两帝相继即位后，又在这基础上进一步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措施。
文景之治是指西汉汉文帝、汉景帝统治时期出现的治世。
汉初，因多年战乱导致社会经济凋敝，汉廷推崇黄老治术，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
汉文帝二年[1] 和十二年[2] 分别两次“除田租税之半”[3] ，文帝十三年，还全免田租。同时，对周边敌对国家也不轻易出兵，维持和平，以免耗损国力。这就是轻徭薄赋的政策。[4]
汉文帝生活十分节俭，宫室内衣服没有增添，衣不曳地，车类也没有添，帷帐不施文绣，更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因此，国家的开支有所节制，贵族官僚不敢奢侈无度，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5]
文景二帝还重视农业，曾多次下令劝课农桑，根据户口比例设定三老、孝悌、力田若干人员，并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生产。奖励努力耕作的农民，劝解百官关心农桑。每年春耕时，他们亲自下地耕作，给百姓做榜样。[5]
文景时期，重视“以德化民”，当时社会比较安定，使百姓富裕起来。到景帝后期时，国家的粮仓丰满起来了，府库里的大量铜钱多年不用，以至于穿钱的绳子烂了，散钱多得无法计算了。[6]
随着生产日渐得到恢复并且迅速发展，出现了多年未有的稳定富裕的景象。[6] 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同时汉朝的物质基础大大增强，是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是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最高的盛世。文景之治也为后来汉武帝征伐匈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出于秦朝统治的残暴和秦末连年战争，西汉建国之初社会经济凋敝不堪，史载当时“白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盖藏”。汉高祖采用道家“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实行“与民休息”的无为政治。惠帝、吕后时期（前194—前180）丞相曹参沿袭萧何辅佐汉高祖的成规，“举事无所变更”。到了文帝、景帝时（前179—前141）继续“与民休息”，使生产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史称“文景之治”。
刘恒，刘邦中子，高帝十年（前196）立为代王。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人平定诸吕叛乱后，为了恢复政治局面的稳定，宗室大臣们经过反复慎重谋议，决心迎立“仁孝宽厚”的代王为帝，是为汉文帝，“天下诸侯万民皆以为宜”，可谓是众望所归，刘恒在位凡二十三年。刘启（前189—前141）文帝太子。公元前157年即位，是为汉景帝，在位十六年。
汉文帝即位后，结束了诸吕篡权所造成的混乱状态，在高、惠着力恢复农业生产，安定社会秩序的基础上，采取“轻徭薄赋”、“约法省禁”的措施。
一、减免田租算赋。秦时，收大半之赋，文帝实行“减省租赋”。文帝前二年（前178）和前十二年曾两次实行减收“今年田租之半”，即由汉初的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从文帝十三年以后直到他死前的十一年间，又下诏完全免收田租。景帝元年，复收田租之半，即三十税一；并明文规定田租为三十税一，以后相沿不变。文帝时，算赋（人头税）也由每年百二十钱减为四十钱。
二、减轻徭役。文帝二年下诏“务省繇（同徭）费以便民”，把原为一年服役一个月，改为“三年而一事”。同年诏令列侯之国，因“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令列侯回到自己的封国，可减轻关东漕送京师之苦。又可减少地方徭役、卫卒。景帝二年（前155），又将秦时十七岁傅籍为公家服徭役的制度改为二十岁始傅（著于《汉律》的傅籍年龄为二十三岁，是武、昭时事）。
三、提倡节俭。史称“孝文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饰，无所增益”。“损食膳，不听乐”，，欲建一座露台，召来工匠估算，需用黄金一百斤。文帝认为“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遂取消营建计划。他屡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平时身着黑色厚缯，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
四、重农抑商，人粟拜爵。文帝对发展农业生产非常重视，曾经多次释出诏令劝农说“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道民之路，在于务本”，“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治理国家没有比它更重要）。具体办法是“驱民地著”，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严格户籍制度，不许迁徙。同时实行贵粟政策来打击商人、高利贷者对农业经济的破坏。他接受政治家晁错“贵粟”的主张。为了提高谷价，不使谷贱伤农，晁错向文帝提出“人粟拜爵”的建议，准许富人（主要是商人）用粮食换取国家的爵位。晁错认为，这一办法实行后，边境和郡县的积粟（粮食储存）都可以得到充足保证，这样就有条件免除天下田租。人粟拜爵办法的实行，使农民的处境可以暂时得到改善。
五、平狱缓刑。在恢复经济的同时，“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施行“约法省禁”的政策，废除了一些沿袭秦律的严刑苛法。秦代法律规定，罪人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和子女都要连坐，重者处死，轻者没人为官奴婢，称为“收孥相坐律令”。文帝元年下诏废除。又十三年，齐太仓令淳于意有罪当刑。其少女缇萦上书曰：“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联接），虽后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妾愿没人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文帝怜悲其意，下令废除黥、劓、刖，改用笞刑代替，景帝时又减轻笞刑。文帝时许多官吏断狱从轻，持政务在宽厚，但责大指，不求细苛，因此有“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措之风”，及“平狱缓刑，天下莫不说（同悦）喜”，“犯者寡”之说。
大猩猩六、改革吏治，任用贤良。文帝主张用廉者、长者为吏，从中央到地方，从大臣到一般官吏，多用长者廉者为吏。文帝时大胆起用有胆识、有能力的新人，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对张释之、周亚夫的任用。张释之，初以赀为骑郎，十年不得调。后因论述“秦失汉兴”显出其政治见解；面折廷争，执法不阿显出其政治品德而受到文帝赏识，被提升至廷尉，成为“天下名臣”。而周亚夫，原为河内守，为防备匈奴被任命为将军驻军细柳。文帝劳军时，见其治军严明，赞叹为“真将军”，临终还对太子说“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不出文帝所料，景帝时吴楚七国叛乱，即由亚夫平定。文帝还广泛吸收地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参与管理政事，他即位第二年，即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以后又诏举贤良文学士，并亲览对策。他还防止宠臣弄权和外戚掌权。他任用贤良这就改变了一代吏风，使他的各项措施得以顺利实施。
西汉初年“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到了文景之世“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富厚如之”，户口繁殖如此迅速，而粮价亦大大降低，“谷至石数十钱，上下饶羡”。经过劳动人民几十年的辛勤劳动，到景帝末和武帝初，国家已较富庶，“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可见文帝、景帝在治理封建国家中是有业绩的。封建史家对此曾给予高度评价。司马迁说“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班固说“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寝息。风流笃厚，楚罔疏阔”。司马光说“是以海内安宁，家给人足，后世鲜能及之”。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文、景时期的“与民休息”政策，其实质是为了保护地主阶级长治久安而采取的一种调节政策，是地主阶级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农民实行的一种权宜之计，客观上却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农民进行生产的要求，因而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文景之治是指西汉汉文帝、汉景帝统治时期出现的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