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个回答 2007-01-15
关龙逄
关龙逄，陕县人，夏朝末年大臣。夏王桀让关龙逄陪他在瑶台观看炮烙之刑。夏桀问：“观看这种刑罚快乐吗?”龙答：“快乐！”桀反问：“观看酷刑为何不悲伤？”龙逄答：“天下人认为最苦的恰恰是君认为最乐的，我是君的臣，为何不高兴呢?”桀说：“现在我听你说，说得对我就改正，说得不对我就对你施加酷刑”。龙逄说：“我看君头上悬着危石，脚下踏着春冰，头顶危石无不被石覆压，脚踏春冰无不下陷。”桀笑道：“你是说国家灭亡，我要同国家一起灭亡。你只知我要灭亡，却不知你现在就要灭亡吗？”桀对龙逄施以炮烙之刑，关龙逄赴火而死，葬在今灵宝市孟村村西。
唐朝时，人们为关龙逄树碑，碑上刻：“夏直谏臣关公之墓。”清代诗人许鹏扶写诗赞颂：“肝胆空披死谏君，黄河曲里有孤坟，末绵夏祚终余恨，但殒微躯岂足云。吊古三杯田横酒，诔芳一部屈原文，慎无说坏天王圣，知是忠魂不忍闻。”民国诗人初元方亦写下《关龙逄墓》一首：“死谏开先第一人，千秋从此解批鳞，空言盛世能旌善，坯土何曾表直臣。”
伊尹
伊尹（？～前1713）。商初大臣。名伊（另说名挚），尹为官名。一说名挚。今莘县人。出仕前，曾在“有莘之野”躬耕务农。传说他为了见到商汤，遂使自己作为有莘氏女的陪嫁之臣，说汤而被用为“小臣”。后为成汤重用，任阿衡，委以国政，助汤灭夏。汤死后，历佐卜丙（即外丙）、仲壬二王。仲壬死后，即太甲即位，汤孙太甲为帝时，因不遵汤规，横行无道，被伊尹放之于桐宫（今山西万荣县西，另说今河南虞城东北），令其悔过和重新学习汤的法令。3年后，迎回太甲复位。死于沃丁时。他为商朝理政安民60余载，治国有方，权倾一时，世称贤相，3代元老。伊尹于公元前1713年卒于亳（今山东曹县南），享年百岁（另说伊尹放逐太甲后，篡位自立，太甲潜回，将其杀死）。据莘县旧志记载：“莘之北门外曰伊尹田，伊尹田北八里，古有莘亭。世传伊尹躬耕处也。”又载：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东昌府知府程光珠访求古迹，亲书“莘亭伊尹耕处”6个大字，题曰：“尧舜之道，畎亩之中，圣作物睹，龙虎云风。”令知县刘萧勒石立碑，以永志之。其碑今在莘县城北单庙乡大里王村西，碑文大部清晰可辨。另在莘县古有伊尹庙，“伊庙清风”为旧时“莘县八景”之一，历代地方志乘多有记载和题咏。
傅说
傅说，商王武丁的大臣。因在傅岩(今山西平陆东)地方从事版筑，被武丁起用，故以傅为姓。
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帝武丁即位，思复兴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决定于冢宰，以观国风。武丁夜梦得圣人，名曰说。以梦所见视群臣百吏，皆非也。于是乃使百工营求之野，得说于傅险中。是时说为胥靡，筑于傅险。见于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与之语，果圣人，举以为相，殷国大治”。这件事在《墨子》、《国语》、《吕氏春秋》、《帝王世纪》、《尚书》等书中均有记载。
傅说从政之前，身为奴隶，在傅岩做苦役。那里是虞、虢两地交界之处，又是交通要道，因山涧的流水常常冲坏道路，奴隶们就在这里版筑护路。傅说就靠从事版筑维持生计，虽有才干，无从施展。
商王武丁是一位励精图治的帝王。他即位之前，曾经生活在“小人”中间，比较了解社会上的实际情况。即位以后，三年没有理政，国事全由家宰管理，他从旁观察，思索复兴殷商的方略。后来，从版筑护路的奴隶中发现了傅说，擢拔为相。
傅说担任相国之后，辅佐武丁，大力改革政治，“嘉靖殷邦”，使贵族和平民都没有怨言，史称“殷国大治”，“殷道复兴”。武丁一朝，成为商代后期的极盛时期。
一代名相傅说，他到底是怎样治理国家，怎样使殷商中兴，却没有留下多少可供后人借鉴的言行。然而，关于他的传说，倒有不少。
关于傅说与武丁君臣际会的传说，有唐代孔颖达《尚书正义》引述西晋皇甫谧的一段记载，说殷高宗武丁梦见上天赐予他一位贤人，这个人蒙着奴隶穿的衣服，说自己姓傅名说，正在做苦役。武丁醒来以后想：“傅者，相电。说者，悦也。天下当有傅我而悦民者哉！”认为这是个好兆头，要得到一位治理天下的好帮手了。天亮以后，他把这个梦告诉百官，却没有一个人相信。武丁就让人把梦中人的形象画出来，在全国寻找，果然在傅岩找到傅说。
关于傅说从政经历的传说，出现于东晋时期的《伪古文尚书》中有《说命》上中下三篇，上篇叙述傅说初见武丁的过程及劝武丁虚心纳谏的言论；中篇为傅说向武丁陈述治国方略，其中有传颂不绝的名言“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下篇为君臣共勉之辞。
以上传说虽非信史，却可以反映出傅说这位上古时期的政治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姜尚
姜尚
姜尚，名望，吕氏，字子牙，或单呼牙。也称吕尚，因是齐国始祖而称“太公望”，俗称姜太公。东海海滨人。西周初年，被周文王封为“太师”(武官名)，被尊为“师尚父”，辅佐文王，与谋“翦商”。后辅佐周武王灭商。因功封于齐，成为周代齐国的始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享盛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谋略家。
相传姜尚的先世为贵族，在舜时为官，因功被封于吕(今河南南阳)，故为吕氏，名吕尚。中国古代的姓是母系氏族的产物，所以“姓”即“女生”，后来在一个姓中又以男性为主有了氏，到春秋战国以后，氏越来越多，姓和氏逐渐合二为一，就是现在所说的姓氏。
后来家道中落，至姜尚时已沦为贫民。为维持生计，姜尚年轻时曾在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宰牛卖肉，又到孟津(今河南孟津县东北)做过卖酒生意。他虽贫寒，但胸怀大志，勤苦学习，始终不倦地研究、探讨治国兴邦之道，以期有朝一日能够大展宏图，为国效力。直到暮年，终于遇到了施展才华之机。
当时，正是东方大国殷商王朝走向衰亡的时期。殷纣王暴虐无道，荒淫无度，朝政腐败，社会黑暗，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而西部的周国由于西伯姬昌(后为周文王)倡行仁政，发展经济，实行勤俭立国和裕民政策，社会清明，人心安定，国势日强，天下民众倾心于周，四边诸侯望风依附。壮心不已的姜尚，获悉姬昌为了治国兴邦，正在广求天下贤能之士，便毅然离开商朝，来到渭水之滨的西周领地，栖身于磻溪，终日以垂钓为事，以静观世态的变化，待机出山。一天，姜尚在磻溪垂钓时，恰遇到此游猎的西伯姬昌，二人不期而遇，谈得十分投机。姬昌见姜尚学识渊博，通晓历史和时势，便向他请教治国兴邦的良策，姜尚当即提出了“三常”之说：“一曰君以举贤为常，二曰官以任贤为常，三曰士以敬贤为常。”意思是，要治国兴邦，必须以贤为本，重视发掘、使用人才。姬昌听后甚喜，说道：“我先君太公预言；‘当有圣人至周，周才得以兴盛。’您就是那位圣人吧？我太公望子(盼望先生)久矣！”于是，姬昌亲自把姜尚扶上车辇，一起回宫，拜为太师，称“太公望”。从此，英雄有了用武之地。
注：传说姜尚本是处士，为逃避殷纣的暴政，隐海滨。又说他曾事纣，因纣无道而离去，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归周文王。还有的说他曾屠牛于朝歌(殷都，今河南淇县)，卖饮于孟津(今河南盂津以北)；或说他年老穷困，隐于渭滨，以渔钓于周文王，文王载与俱归，立以为师。以上所说归周的途径虽不同，但归周大事的核心人物则是肯定的。
不久，商纣王怀疑周文王欲图谋商之天下。遂将周文王拘捕在都城的监狱里。于是姜尚、散宜生广求天下美女和奇玩珍宝，献给纣王，赎出了文王。文王归国，便与姜尚暗地里谋划如何倾覆商朝政权。为此，姜尚策划出许多兵家谋略，由于这个原因，后人言及兵家权谋都首推姜尚，他便成了兵家的始祖，或称鼻祖。
姜尚在辅佐周文王期间，为强周灭商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内外政策。对内，实行农人助耕公田纳九分之一的租税，八家各分私田百亩，大小官吏都有分地，子孙承袭，作为俸禄等经济政策，促进丁生产的发展，打下了灭商的经济基础。对外，表面上坚持恭顺事殷，以麻痹纣王，暗中实行争取邻国、逐步拉拢、瓦解殷商王朝的盟邦，以翦商羽翼，削弱和孤立殷商王朝的策略。在姜尚的积极谋划下，归附周文王的诸侯国和部落越来越多，逐步占领了大部分殷商王朝的属地，出现了“天下三分，其二归周”的局面，为最后消灭纣王，取代殷商，创造了条件。
周文王死后，武王姬发继位，拜姜尚为国师，尊称师尚父。姜尚继续辅佐周国朝政。一次，周武王问道：“我欲轻罚而重威，少行赏而劝善多，简其令而能教化民众，何道可行?”姜尚答曰：“杀一人而千人惧，杀二人而万人惧，杀三人而三军振者，杀之。赏一人而千人喜，赏二人而万人喜，赏三人而三军喜者，赏之。令一人而千人行者，令之；禁二人而万人止者，禁之；教三人而三军正者，教之。杀一以惩万，赏一而劝众，此明君之威福。”武王言听计从，时时慎于行赏，力求令行禁止，使周朝政治愈益清明。而此时的殷商王朝政局更加昏暗，叛殷附周者日多。周朝逐渐羽翼丰满，国势日隆。武王九年(约公元前1059年)，为了探察诸侯是否会集而东讨商国。周军在姜尚的统帅下，浩浩荡荡开到孟津，周武王在这里举行了历史上有名的“孟津之誓”，发表了声讨殷纣王的檄文。届时800诸侯会诸此地(当时的诸侯国都很小，商朝国土中竟达1800多个。后来的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是在兼并混战中形成的较大的诸侯国)，显示了武王的声威。当时许多诸侯都说，“商纣可伐！”武王和姜尚则认为，时机尚不成熟，殷商王朝的统治虽已陷入内外交困、岌岌可危的境地，但其内部尚无明显的土崩瓦解之状，如果兴师伐纣，必然会遭到顽强抵抗。于是，决定班师而回。这次行动，实际是灭商前的一次预演，在诸侯国间产生了强烈影响，使更多诸侯听命于周武王。
武王十一年(约公元前1062年)，殷商王朝统治集团核心发生内讧，良臣比干被杀，箕子被囚为奴，微子启惧祸出逃，太师疵、少师强投降周武王。武王问姜尚：“殷大臣或死或逃，纣王是否可伐?”姜尚答道：“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宾殃。”武王闻言，决意举兵伐纣。遍告诸侯说：“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遂以姜尚为主帅，统领兵车300乘，虎贲(猛士)3000名，甲士4.5万人，以“吊民伐罪”为号召，联合诸侯各国，出兵进取商都(参见周灭商之战)。但占卜结果却不吉利，部队行至汜水牛头山，风甚雷疾，旗折鼓毁，群公疑惧，有人甚至请求还师。只有姜尚坚持出兵，“今纣刳比干，囚箕子，伐之有何不可?举事而得时，则不看时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枯草朽骨，安可知乎!”他说那些占卜用的龟甲和蓍（音式）草根本不懂什么吉凶。姜尚亲自援袍而鼓，率众先涉河，武王最终听从了姜尚的意见，，统兵前进。
二月甲子(二月五日)，周武王率领大军会合庸、蜀、羌、微、卢、彭、濮等方国部队战车四千乘陈师牧野(商都朝歌70里，今河南淇县南)，与纣王的17万大军展开决战(参见牧野之战)。拂晓，进行庄严的誓师——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牧誓”，誓词历数纣王听信宠姬谗言，招诱四方罪人和逃亡奴隶，暴虐地残害百姓等罪行，说明伐纣的目的乃代天行罚，宣布战法和纪律要求，激励战士勇猛果敢作战，武王使尚父亲统百名精锐勇土“致师”——发起挑战，接着指挥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乘势驰逐冲击。纣师虽众，皆无斗志，而且“前徒倒戈”——前面的士卒调转枪头指向商军，给武王开路。武王见此情景，指挥全军奋勇冲杀，结果，商纣王的十几万大军，当天就崩畔瓦解。纣王见大势已去，连夜仓皇逃走，与妃子妲己一起在鹿台投火自焚，至此，殷商王朝宣告灭亡。
牧野之战所以能大获全胜，多赖姜尚英明的组织指挥。在作战时机的把握上，选择在纣王麻痹松懈、众叛亲离之时；在力量的组织上，以“吊民伐罪”为号召，联合诸侯共同伐商；在作战指挥上，首先以兵车、猛士从正面展开突击，尔后以甲士展开猛烈冲杀，一举打乱了商军的阵势，夺取了战争的胜利。
周朝建国之后，姜尚因灭商有功，被封于齐，都城营丘（今日临淄市临淄北）。姜尚东行到自己的封地去，路上每宿必留，走得很慢。有人对他说：“我听说过时机难得而易于失去，作为一个客人，安于路边旅店中的享乐，恐怕不象到自己封地上任的样子。”太公听了，夜里穿起衣服马上前行，天亮时到达营丘，正好遇到莱国的人来与他争夺营丘。
姜尚在齐国政局稳定后，又开始改革政治制度。他顺应当地的习俗，简便周朝的繁文缛节。大力发展商业，让百姓享受鱼盐之利。于是天下人来齐国的很多，齐国成为当时的富国之一。在周成王时，管叔、蔡叔作乱，淮河流域的少数民族也趁机叛乱(参见周公东征)，周王下令给姜尚说：“东到大海，西到黄河，南到穆岭，北到无棣，无论是侯王还是伯男，若不服从，你都有权力征服他们。”从此，齐国成为大国，疆域日益广阔，使之成为后来的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之一。战乱最终被周公姬旦给平叛。太公姜尚活了一百多岁而卒，但葬地不详。
相传兵书《六韬》为姜尚所作，后人考证系战国时人依托于他的作品。但从现存的内容看，基本上反映的是姜尚的军事实践活动和他的韬略思想。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指出：“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由此看来，姜尚实为中国谋略家的开山鼻祖。
点评：姜尚是中国古代第一个军师型的军事家，其军事韬略在中国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用兵起了远的影响。
周公姬旦（？～公元前1105）
姓姬名旦，周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因其采邑在周，爵为上公，故称为周公。在周文王时，他就很孝顺，仁爱，辅佐武王伐纣，封于鲁。周公没有到封国去而是留在王朝，辅佐武王，为周安定社会，建立制度，武王崩，又佐成王摄政，新建立的周王朝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商朝旧贵族们准备复辟，而周公辅政，又有违于王位世袭制中父死子继的原则，引起周室集团内部的矛盾。结果残余势力即与周室内部的反叛势力勾结起来，他们的代表是纣王子武庚与「三监」管叔，蔡叔等人。结果周公东征平定三叔之乱，灭五十国，奠定东南，归而制礼作乐，周公惟恐失去天下贤人，洗一次头时，曾多回握着尚未梳理的头发；吃一顿饭时，亦数次吐出口中食物，迫不及待的去接待贤士。这就是成语「握发吐哺」典故。周公无唯不至地关怀年幼的成王，有一次，成王病得厉害，周公很焦急，就剪了自己的指甲沉到大河里，对河神祈祷说：「今成王还不懂事，有什么错都是我的。如果要死，就让我死把。」成王果然病好了。周公摄政七年后，成王已经长大成人，于是周公归政于成王，自己回到大臣的位子。
后来，有人在成王面前进谗言，周公害怕了，就逃到楚地躲避。不久，成王翻阅库府中收藏的文书，发现在自己生病时周公的祷辞，为周公忠心为国的品质感动得留下眼泪，立即派人将周公迎回来。周公回周以后，仍忠心为王朝操劳。周公辅佐武王，成王，为周王朝的建立和巩固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他在受成王冤屈以后，仍忠心耿耿，为周王朝的发展呕心沥血，直至逝世，终天下大治。。周公临终时要求把他葬在成周，以明不离开成王的意思。成王心怀谦让，把他葬在毕邑，在文王墓的旁边。以是对周公的无比尊重。
周公为后世为政者的典范。孔子的儒家学派，把他的人格典范作为最高典范，最高政治理想是周初的仁政，孔子终生倡导的是周公的礼乐制度。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