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4-04-19
西汉王朝由盛转衰非常突然，从昭宣中兴到王莽篡位，不过短短40年时间，强大的西汉就陷入土崩瓦解、四面楚歌的境地。归咎于天灾人祸似乎并不全面，正统史书的结论是外戚专权、土地兼并，但实际上这是表象，是内在的根源引发出来的矛盾。
西汉灭亡的原因，深挖下去是经济体制改革失败导致的社会结构失衡，进而国家机器失去根基支撑和控制，最终无法运行下去。再往后王莽推行的新政更是一场空想主义实验闹剧，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酿成了天下大起义的崩盘局面。
01
西汉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大一统的中原王朝，秦朝灭亡太快，导致汉朝有很多政治、经济制度框架，实际上是从秦朝学习过来的，也就是所谓的“汉承秦制”。
随着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三代皇帝的不断摸索，逐渐调整出来一条具有汉朝特色的经济制度，财政体系也是摸索出来的。
汉朝的财政支出，是二元体系，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国家财政，二是皇室财政。
国家财政，顾名思义，主要是指国库的收支分配，中央将地方缴纳的税赋进行统计、整理和收支利用，和后面各个朝代的中央财政体系是一模一样的，主要由职务为“大司农”的官员负责。
而皇室财政，就是皇帝及其宗室贵族的收支分配，除了分封在各地的刘姓诸王，聚集在长安关中地区的宗室贵族、外戚贵族都需要额外的支出，要怪就怪刘邦的小农思想，把老家一大家子和所有的儿子女儿媳妇女婿都统统供养起来。收入来源依靠皇帝自己的园池苑囿、山林采邑收入，以及皇族土地上的税赋，这两部分主要由职务为“少府”的官员负责。
实际上，和项羽、刘邦对抗的秦朝武将章邯，也担任过秦朝的“少府”。
西汉时期的少府有点类似清朝的内务府，下设有不同功能的属官，和宫廷渊源也比较深，如大家熟悉的“乐府诗”，其中的乐府，就是少府治下的有司部门，专职负责搜集优秀的诗歌曲乐，供皇家娱乐。少府是实际上皇家财政的主管者和实控人。
这样的二元体系设计，是西汉王朝财政体系的基本架构，但也是这一架构，为西汉灭亡埋下了第一个祸根：外戚贵族等财政支出和国家财政的支出比例失衡。
西汉到了“昭宣中兴”后，国家经济进一步发展，但处于统治阶层的各类宗室、外戚、皇家相干的贵族却开始崇尚奢侈之风，挥霍攀比的现象比比皆是，连带朝廷中的高官重臣也都纸醉金迷，注重享受。
汉成帝时，太后王氏一族最得势，王太后的兄弟五人皆被敕封为侯爵，显赫一时。
《汉书》记载：王莽群兄弟皆将军五侯子，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
王莽以节俭谦恭的形象鹤立鸡群，反衬出当时外戚贵族们的挥霍奢靡，已经成为普遍情况。
到了汉哀帝时期，太后一下子也多出来， 除了太皇太后王氏，还有太太后傅氏，太后丁氏和赵氏，共同当朝，连带各家的外戚和宗室贵族们人群暴涨，朝廷分封给这些外戚家族的土地、财物和奴婢都是最大的份额，此时少府负责的皇室财政已经打破平衡，开始挤压正常的国家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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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族财政预算和支出扩张，必然导致国家财政萎缩。最终少府职权不断膨胀，国库最终入不敷出。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整个汉朝，可能与汉朝历任皇帝注重感情、信任自己家里人有关，一直到东汉灭亡，外戚专政和掠夺财富的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一直到三国曹魏时期，曹操虽然喜好人妻，但特别注意了外戚干权这一点，把原本负责皇族财政的少府职务废除，改为设材官校尉，把财政管辖权力集中归属到尚书台，减少皇族费用对国家财政的挤压和占用，避免重蹈覆辙。
因此曹魏时期的太后无人称制，基本上属于象征意义。
02
西汉王朝中期推行过经济制度改革，重点是汉武帝时期推行的、以桑弘羊为代表的“外儒内法”改革，化无为为有为，针对商人集团进行掠夺，实行盐铁官营专卖、均输平准和算缗告缗。
这样的改革直接导致了西汉灭亡的第二个祸根：过于激进的经济变革措施，几乎完全消灭了工商业，冲击了原本属于社会稳定器的中产群体，使得国家财政体系变成了战时体系，经济结构变成了单一的“农、战”经济，十分脆弱。
汉武帝一手造就了西汉的鼎盛繁荣时期，北击匈奴、西通西域，让所有华夏儿女都扬眉吐气，但阔气的出手背后，是巨大的人员、物资、金钱支撑，整个国库几乎耗尽。
迫于无奈的汉武帝只好寻求经济改革。
当时的西汉经过七十多年的发展，人口已经恢复到3000多万人，整体社会生产力提升一大截，财富暴增。
司马迁曾形容长安城内“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栗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然而在社会的另一面，却是极端的贫富差距拉大，两极分化：大地主和大富商们在资产占有上“田连阡陌，又专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生活上“男不耕织，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同时财富上显赫的地方豪强们也大多和官吏勾结，形成史书上被称为“豪强”的既得利益集团。
以小农模式为主的农民生活十分艰苦，除去田租以外，还要承担丁口税，也就是人头税，西汉允许以钱代缴纳，15岁以上都需要缴纳，直到60岁，每人每年120钱左右。汉武帝时期曾经为了征集军费，一度强行规定3岁以上都要缴纳，导致大量民间婴儿被遗弃，后不得不纠正恢复。农民们每年还要提供1月劳役，折钱300，一生要担任两年戍边一次，折钱2000。不少农民只好主动选择卖地卖身，委身为奴，换取大地主的庇护和免税，这也是土地兼并泛滥的一个缘由。
鉴于此，汉武帝决心推行改革，从地主豪强集团手中夺回财富利税，采纳了大司农桑弘羊的建议，推出了一系列措施。
第一项就是盐铁改为国营专卖。汉武帝之前，汉朝几任皇帝都崇尚“无为而治”，因此中央政权对盐、铁、铸币等关系经济命脉的项目，长期默许民间经营。然而地方豪强势力凭此长期牟利却减少了国家财政收入。
在汉武帝强力支持下，桑弘羊主持推进所有的盐铁矿都被国家机构控制接管，设立运行机构，这个过程中大量的从事盐铁行业的商人破产或倒闭，史书记载当时商人们在旱灾时咒骂桑弘羊的言辞：“烹弘羊，天乃雨”。
第二项就是平准均输策。桑弘羊为了避免私人势力控制社会物价，熨平商品周期价格波动，决定实施“平准”之策，即国家财政出面在原产地大量采购出产物资，储存于仓库之中，待到紧缺时节再以平价出售给百姓。而“均输”则是由政府组织，到全国各地大宗采购，统一运输，经营官营商业。
平准均输，在市场上随物价涨落贵卖贱买，获取利润，有力地平抑了市场物价，抢占了商贩的利润。
第三项是算缗告缗令。主要是针对各地富贾的财富苛以重税，隐匿违反者，旁人可以告发，告发属实则商人要被发配边疆一年，财产没收，告发者获得一半。同时增加对往来贸易货物的税款，按照价值6%征收，导致大批中等以上的商贾破产。
第四项则是统一铸币。汉武帝废除以往四铢钱、三铢钱，改为五铢钱，禁止各诸侯铸币权，让中央掌握了铜矿资源在手中，统一货币规格和制造工艺，彻底垄断货币制造。
按理说，这四项做法都是对国家财政和平民有益的，大大改善了汉朝的财政情况，客观上也缓和了社会阶级矛盾。
桑弘羊评价改革：“往者财用不足，战士或不得禄，而山东被灾，齐赵大饥，赖均输之蓄，仓廪之积，战士以奉，饥民以赈。”
但政策具有两面性，桑弘羊推行的事实上是积极的计划经济体制政策，必须要看到的是：
对工商业的刻意打压，严重摧残了商业贸易经济的发展，当时许多人也指出桑弘羊之策是“与民争利”，缺乏商业的支持，整个国家经济体系发生巨大转变，成为单纯的“农耕-战争”战时支撑体系，造成“国强民困”，把以“小农自生产”为主要模式的社会经济系统性风险性无限放大，一旦遇到自然灾害或政策变化，纯粹的农业结构社会是无法完成自我平衡和修复的。
更何况一切都采取国营，缺乏市场化竞争，内部流程贪腐和基层官吏执行过程中的敲诈和欺压，也让整个新政都变味了。
当后面汉元帝即位后，他个人崇拜“儒家之术”，信任儒生为官，全面推翻汉武帝时期政策，恢复盐铁铸币等私有化，另外“罢常平仓”，导致整个社会陷入了土地兼并和私人垄断的大抢夺、大混乱之中，汉朝的经济一落千丈，地方豪强势力抢夺到了绝大多数的土地和生产资料，国家财政岌岌可危。
从汉武帝到汉元帝、汉成帝期间，整个国家的经济制度和财税体系相当于来回反复颠倒了两次，中央政权彻底无力再限制地方豪强和外戚贵族的专权，事实上丧失了国家干预经济的能力，成为经济方面的“小政府”，汉朝的权力格局已经严重倾斜向豪强和外戚，皇帝能够控制的资源少得可怜。
根据《汉书》记载的史料统计，西汉元、成、哀、平四帝时期，粗粗算下来自然灾害有47次，其中地震14次、水灾13次、旱灾8次、寒冷灾害6次、风灾3次、蝗灾2次、冰雹灾害1次。这样的频率和强度，更是加剧了单一经济模式的崩溃，也为后期农民起义酿下了祸根。
03
第三个间接导致西汉灭亡的经济原因，是从建立之初就困扰西汉中央政府的“央地财权”争夺问题。
中央政府掌控的国库收入，从程序上讲，是被地方筛过一道的税赋。
历朝历代的中央政府都需要和地方势力进行划分调割，如果中央集权程度高，地方势力则弱势一些，此时中央财政的收入保障性是较好的，但如果中央集权能力较弱，地方势力强大，那么对不起，地方势力往往会对税赋进行截流，甚至对中央的财政政策阳奉阴违。
西汉的税赋收入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农业（即土地）、工商业、人口和盐铁，其他的一些小的收入包括财产税、徭役以及政府的部分权力出售（比如汉武帝时期为征集军费卖官鬻爵行为）。
西汉初期的土地税率并不高，汉文帝亲自制定了“十五征一”，汉景帝时期甚至低到“三十征一”，按道理来说，面对这么低的土地税率（即交租），西汉时代的农民应该是负担很轻的，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西汉的农民可能面临比秦朝时期还要重的负担。
单纯拿土地税，田租来说。中央政府宣布实行低税率，但地方豪强势力却不愿意配合，对中央的政策不予配合、阳奉阴违。在实际操作中，地方政府和豪强地主们仍然向农民收取着综合高达40-50%左右的的农业重税。
汉武帝时期财政收入和小农纳税统计对比，可以看出小农被盘剥之重
如果中央定下的税率进一步降低，地方势力需要向中央缴纳的赋税就越少，他们就可以从中得到更多的利益。
王莽曾指出西汉时地方势力不遵照中央政府的政策反而对百姓大加压榨：
“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人口税；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收之一，实什税五也。”
这就是中央政府在与地方势力的竞争中处于了下风。
在政府和豪强势力的多重剥削下，广大农民的破产成为一个普遍现象。破产的农民为了基本的生存就不得不沦为奴婢，因此到了西汉后期，蓄奴成风，奴隶和奴婢的广泛存在，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影响社会安定。
西汉时期，中央政府也曾多次颁布诏书“假田于民”，用于安置无业流民，相当于低廉租给流民们耕种，再以直接的税率收取田租，但地方势力往往勾结官府，以造假、冒名等形式窃取国家出让的土地。
《汉书》上记载，汉成帝时期，长安附近的地主豪强鱼肉百姓：
“长安宿豪大东市贾万、城西万章、翦张禁、酒张敖、杜陵扬章等皆通邪结党，扶养奸轨，上干王法，下乱吏民，并兼役使，侵渔小民，为百姓豺狼。”
足可见地方势力的强横，以及对中央财政的危害和干涉。
04
写在文末：
汉朝初期，因为奉行休养生息的策略，经济政策相对宽松，经济恢复和增长较快，但从长远来看，汉武帝以后的经济体系和政策变革剧烈，扭曲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导致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波动，农民们流离失所，土地兼并严重，中央财政濒于崩溃，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如同一艘发动机损坏的大船，失去了前行的动力，沦为贵族阶层贪图享乐的工具。
当王莽篡位后，面对国内私有化泛滥的局面，“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他天真幼稚地提出一切土地收归国有，不准买卖，又实行盐、铁、酒、铸钱全部收归国有等垄断性政策，导致大地主、地方豪强以及贵族势力利益受损，另一方面王莽的币制改革混乱，相当于货币恶性贬值掠夺民间财富，再叠加连年天灾，西汉的灭亡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一件事了。
不过值得仔细思考的是，汉初也不约束土地兼并，但西汉末期的土地兼并却远远比初期严重。也许是农业生产技术进步，耦犁和耧车相继出现，代田法、屯田法都应用推广，只有大地主才能组织大规模生产，使用充足的牛马和农具，可以获得极大的收成。普通的小农家庭根本无力抗衡，遇到灾祸只好卖地卖身，这也是一种封建王朝的周期律。
最后唠叨一句，为什么西汉时期把地方这些大地主、大商贾、大富豪统称为豪强？
这是一个历史阶段性概念，是由汉朝建立时期的战国旧时贵族、为汉朝建功的军事贵族以及地方经商获得厚利的大商贾，往往都广有土地、蓄有私兵，史家有言“汉以强亡”，就是指这样的地方豪强势力，类似于“关陇贵族”概念。
像三国时期张飞这样自己有桃园，有生意，又庄户的地主，也是一种小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