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3-11-08
向往自然、淡薄名利、隐居在山林中的嵇康，常常面对着潺潺流水、青青翠竹，抚琴自娱。
史书记载，嵇康的琴艺超伦，负有盛名。
嵇康最喜爱弹奏的是《广陵散》。
《广陵散》是一首古琴曲，嵇康能够得到它，还有一个故事。
《广陵散》声调绝伦，不同凡响。客人弹奏完毕，便将这首曲子传授给了嵇康。临别时，他再三叮嘱，千万不要再将这首曲子传给他人 。
于是，听嵇康弹奏《广陵散》，也就成为朋友们聚会时难得的享受。
嵇康不但弹琴的技艺精湛，而且对音律也有很深的造诣和研究。他是当时杰出的音乐理论家。
他撰写的《琴赋》，不但为当时的人们所推崇，东晋时，人们已将它作为音乐之赋的写作参照尺度。
他还撰写了《声无哀乐论》，着重探讨音乐的本质、音乐与情感的关系、音乐与教化功能等三个方面的问题，也就是音乐自身的规定性问题。
嵇康认为音乐是自然的产物，仿佛气息滋味存在于天地之间一样，不会因为人们的喜怒哀乐而有所变化。因此，在音乐与情感的问题上，嵇康以为音乐本身并不蕴涵快乐与悲伤。
嵇康对琴情有独钟。他不但经常弹奏和吟诵，还在《琴赋》的序言中强调：
“众器之中，琴德最优”。
由于嵇康的渲染和推崇，琴，被赋予了文人闲雅超逸的精神追求。
因此，琴，在后代诗歌绘画中出现时，往往和飘逸宁静的生活联系在一起。
作为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嵇康不仅是诗人，也是文章大家。流传至今的有十五篇。
箴，是古代一种特殊的文体，主要目的是为了劝诫。
嵇康撰写了一篇《太师箴》，并以太师的身份，通过称颂上古帝王君道自然、谴责后世的衰败，进而对当今的君王加以规劝。
嵇康从道家思想出发，认为，上古社会民风淳朴，君主寡欲少私，清净无为，而万民则自足自乐。
然而，随着历史的进程，古老的统治所依赖的自然、社会及文化环境逐渐发生了变化。
于是，后世的统治者就试图用倡导仁义来改造社会。
嵇康认为，好的社会形态是保持“君静于上，臣顺于下”、“群生安逸、自求多福”的和谐关系。
嵇康的《释私论》，也是针砭当时社会现实的文章。
针对当时的伪善风气，嵇康在《释私论》中提出“无措是非”、“越名教而任自然”。试图找出回复人之真性的道路。
嵇康的“无措是非”、“越名教而任自然”，不是指人们在欲望的驱使下可以为所欲为。相反，他认为回复到自然的本性，就体现为自觉接受法则，在触景而行、任心而动中体现善的准则。
但是，在一个崇尚名教的社会里，追求名声的过分举动往往为世俗所认可；后人看起来不近情理的事情，在当时人眼里却有着充分的理由。
像嵇康这样的有识之士，敏锐地觉察到这类行为的虚伪，愤然鄙薄世俗虚名。 他隐居山林，专注地探寻自然和事物之理。
然而，嵇康毕竟是一个愤世嫉俗之人，他的文章见解精辟，笔锋犀利，风格清俊。
同嵇康一样，竹林七贤中的代表人物阮籍，也是魏晋之际著名的玄学家和文学家，他创作《咏怀诗》八十余首，为世人所重。被王夫之誉之为“旷代绝作”。
与嵇康不同的是，阮籍无缘享受“浊酒一杯、弹琴一曲”的隐居生活。高平陵事变后，他受到司马氏的征召，极不情愿地进入朝廷做官。
生活在这样的氛围中，不愿意与之同流合污的阮籍，感到异常地孤独和苦闷，使他更加怀念在竹林中度过的快乐时光。他的诗作中，反映了这种心境。
诗言志。从阮籍的诗中，人们不难发现，少年时代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他，建功立业的决心和期望长大成人后，有一番作为的理想抱负。
可是，自从曹芳继位后，曹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走向分裂，政局动荡不安，阮籍的英雄梦也变得虚无缥缈。
与此相应，阮籍的政治和生活态度也经历了痛苦的转变。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生活在春秋末年。
他见周朝逐步衰亡，就骑着青牛出走函谷关，到人们不知道的地方隐居了起来。
这首诗，明确表示了阮籍对老庄道家哲理的向往，和要以前代的隐士为楷模，做万载垂清风之士的决心。
阮籍认为，现实社会既不安全又不快乐，既没有自由也没有幸福。
于是，他主张“飘摇于天地之外，与造化为友”。这在他的文章《大人先生传》中得到充分体现。
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还设计了一个崇尚名教的人物“士君子”。并用“士君子”之口，对大人先生提出了质疑，认为“大人先生”是“身处困苦之地”，并不能真正获得自由、幸福和欢乐。
最后，阮籍这样总结：“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 “而乃目以为美行不易之道，不亦过乎！”
“大人先生”式的人格与理想，正是阮籍的追求。
阮籍在他的另一篇文章《达庄论》中，又一次写到了一位逍遥在神游境界中的老庄式人物：
先生“徘徊翱翔，迎风而游…恍然而止，忽然而休。”
先生以为“以生言之，则物无不寿，推之以死，则物无不夭，自小视之，则万物莫不小，由大视之，则万物莫不大。”
《达庄论》中的先生具有万物齐一的思想境界，阮籍以此为基础，走上了无是非、任自然的人生。并把这种思想带入了他的散文创作。
有学者这样评价：在魏晋玄学史上，真正把理想人格的建构、或理想境界的所在凸显出来的，是以阮籍为代表的玄学家。他根据自身对于时代的感受和对于现实苦难的体会，倾尽全力去探讨自我意识与自然的关系，希望摆脱压迫而获得精神的解放。
作为魏晋时期玄学哲学家的阮籍，除了《大人先生传》、《达庄论》之外，他写过的哲学著作还有《乐论》、《通易论》、《通老论》、等篇。
从这些文章中看出，阮籍从倾向于自然与名教的结合，到崇尚自然而贬抑名教的痛苦转变过程。
同阮籍一样，嵇康也写过一篇名为《卜疑》的文章， 文章里的“弘达先生”，也是一位虚拟的庄子至人式的人物。不同的是，“弘达先生”没有阮籍笔下的“大人先生”那么多虚幻飘渺的神采。
嵇康、阮籍创作中的玄学化倾向，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阮籍描写的“大人先生”式的生活是无比自由的。但实际上也曲折地影射了现实社会的不自由。因此，阮籍的内心十分痛苦。
《晋书》本传记载：阮籍经常一个人驾着车子，载着酒，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
直到走到路的尽头，再也无法前行了，他开始走下车来号啕大哭，哭够了，才按照原路返回。
于是，阮籍常常用酒来麻醉自己。
专家考证，中国的饮酒之风兴盛于东汉末年。正始年间玄学产生后，酒就开始普遍进入士人的生活。
竹林七贤和酒密切相联。他们聚会在竹林，肆意酣畅。
而在七贤中以饮酒闻名于世的，还要数刘伶。
关于刘伶的好酒，可以从这幅古画中窥见一斑。
画的作者是唐代的孙位，画名为《高逸图》，右上角的题识为宋徽宗的墨迹。最早著录于《宣和画谱》。
近人研究发现，此画所绘内容，正是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
画中的刘伶，正回头准备漱口，而双手仍然端着酒杯，似乎对杯中之物恋恋不舍。
学者研究发现，刘伶是把酒后的玄意写入散文的第一人。
学者们认为，竹林七贤对后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就文学的影响而言，则更多地表现在审美情趣上。比如中国文学崇尚高逸淡雅之美、自然之美，传神之美。都与竹林七贤密切相关。
竹林七贤中另一位以饮酒著称的人物是阮咸。
阮咸虽然在文学上没有高深的造诣，但却“妙解音律”，是一位天才的音乐家。
阮咸不但“妙解音律”， 还善弹琵琶。
阮咸在那个年代里发明的琵琶，一千多年来，一直给人们带来快乐。
史书记载，竹林七贤中的山涛，也是一位写文章的好手。曾著有《山涛集》，可惜今已不存。
魏晋士人思想的解放、玄学的追求、放达的行为反映到书法上，就进入到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自觉时期。
从此，中国的书体从单一的篆隶，演化出楷、行、草，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其中就有竹林七贤的功绩。
他们的书法放任、洒脱、飘逸，如行云流水，鲲鹏展翅。
字如其人，透过墨迹，人们看到了他们“大人先生”式的精神境界。
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评论道：“这种高超的艺术，只有晋人潇洒超脱的心灵，才能心手相应，登峰造极。”
其中，嵇康的书法特别为人称道。
唐代书法理论家张怀瓘评论说：“叔夜善书，妙于草制。观其体势，得之自然，意不在乎笔墨。若高逸之士，虽在布衣，有傲然之色。”
人们难以想象，在充满杀戮与残暴的魏晋时代，却活跃着一群超凡脱俗的士人，他们用智慧和情感，开创了深奥的玄学思潮，创作了独具魅力的文学、诗歌、书法等艺术。
他们在诗酒风流、山光水色中，去寻找生命的真我，尽情地展示自己的才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