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二、大尺度与多样性：看历史与科学的另类方式
许多人去过台中的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笔者也不例外。对一个把图鉴里所有恐龙名称倒背如流的大男孩来说，科博馆简直是乐园天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展场「生命科学厅」，即使我最近一次参观已经是约二十年前了，鲜明的印象仍然恍如昨日。穿过众妙之门后，地球生命三十几亿年的历史在眼前一路展开，从生命的起源、演化、登上陆地，直到恐龙称霸地球。这趟旅程在恐龙厅达到 *** ──暴龙咆哮、腕龙垂著脖子从天而降，壮观的化石骨架与活动模型足以让孩子兴奋不已。然而生命史的故事尚未终结，人类的远祖悄然登场。露西凝视著游客，远处空中回荡著披头四的旋律。
这段地球与生命长河的史诗，是博物馆常客或科普书籍书迷再熟悉不过的经典叙事。它之所以经典，不仅在于故事规模恢弘，也在于从科学的角度解答人类历久不衰的大哉问：我们是谁？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在自然界中又处于什么位置？它揭示了生命经过亿万年的演化，成为现今世上的芸芸众生；而作为生命演化的地球舞台，本身也历经四十五亿年的漫长岁月。
地球与生命长河的史诗，是博物馆常客或科普书籍书迷再熟悉不过的经典叙事。Pixabay对今天的读者而言，地球四十五亿年的漫长历史已是天经地义的「常识」。这个常识在科普叙事中，还常被用来彰显人类理性克服宗教迷信的胜利。基督教认为神创造世间万物，甚至有人曾精算出，从神创世到耶稣基督降生，地球仅有四千多年的历史。这样的宣称在「民智已开」的当下，无疑荒唐可笑。正如哥白尼把地球从宇宙中心移走、达尔文将人类降格成受自然法则主宰的动物一般，对地球深历史的认知，也成为科学进步的最佳例证。
然而，「大自然自有其漫长历史」的道理，真的那么显而易见吗？这个改变人类观念的「革命」过程，真的如此水到渠成吗？
英国科学史学者马丁．鲁维克的这本专书《地球深历史》，就旨在回应上述问题。鲁维克指出，人类对地球深历史的认识，并不是那么理所当然，而是历经曲折复杂的路径，才建构并确定今天的「常识」。在这个曲折的过程中，也没有黑白分明的扁平脸谱，无论是科学家英雄还是阻碍知识进步的冥顽信徒。
基督教的线性历史观念首先，不能不提鲁维克的学术背景与经历。他是资深的科学史研究者，曾在剑桥大学、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等机构任教，专长于十八至十九世纪的地质学、地球科学、野外与博物馆相关科学领域的历史。他并不是纸上谈兵的纯粹人文学者──在转行从事科学史专门研究之前，他是受过科学训练的专业地质学家，有丰富的野外工作经验。他对达尔文以前的地球科学史的研究成果，被誉为「具有权威且对学界影响力深远」。他的终身成就获得许多奖项肯定，包括于二○○七年获颁科学史学界最高荣誉的萨顿奖（Sarton Medal）。而本书《地球深历史》也获得二○一五年英国科学史学会奖励年度最佳通俗专著的丁格奖（Dingle Prize）。
鲁维克的背景使他处于一个得以综观全局的特别位置。由于曾经身为科研工作者，作者对地球科学领域的现状及其知识规范（norm）自然相当熟悉，这使得他欲挑动──还不至于到挑战或翻案，但至少是挑动与 *** ──对现有标准叙事再思考的企图能切中要害。书中常见这样的调侃，例如对斯泰诺「叠置原理」及赫顿「地质学之父」头衔的吐槽。作者也不时透露当年亲身参与或旁观的地球科学业界「八卦」，特别是谈到二十世纪后半的发展时，使得本书除了通常的知识叙述外，还多了从当事人视角口述的个人观点。
线性历史的观念是基督教带给西方文化与学术最大的影响之一。Pexels另外，从书中许多细节，读者不难体会鲁维克本人是位虔敬的基督教徒。他对圣经典故与基督教知识的熟悉，使他得以比一般对宗教无感、甚至主张无神论的科学家，更理解部分宗教基要主义者的想法与修辞，而他对「创造论」运动的谴责（见附录）也更能鞭辟入里。宗教信仰与科学求真，并不总是像大众想像的那般势不两立。鲁维克个人的信仰，不妨碍他的科学史研究，反而使他能洞察基督教在现代科学与人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遗产。
基督教带给西方文化与学术最大的影响之一，就是线性历史的观念。鲁维克在本书开头便爬梳「世界有独一无二的起点、无法逆转方向的线性历史」这种源自犹太教、在基督教与 *** 教继续发展的思想。线性历史可谓亚伯拉罕诸教信仰的特色：从神创世开始，经过连串事件（例如旧约圣经中描述的故事），到救世主（弥赛亚）降临、牺牲乃至回归，迎接最终末日的审判。这种时间方向感强烈的世界观，跟其他文化（例如古希腊哲人）的时间「循环观」或宇宙「稳定状态」观，成鲜明的对比。
以中国来说，中国古代虽然早有连续且系统性的史学书写实践，但「史」的原义只是记录所发生事件的官吏，强调的是史事纪录，而不是像亚伯拉罕诸教传统那种有始有终的线性时间。也因此中国传统虽然有「过去」与「现在」的古今之分，却没有线性史观。甚至，受阴阳家「五德终始说」解释朝代更替，或是儒学、佛教里类似思想的影响，较倾向某种循环论。相关的思想史或史学史探讨，在杜维运、许倬云、王泛森等前辈学者的著作已有深入讨论，有兴趣的读者可另参照，在此不赘述。
鲁维克指出，基督教的线性史观对地球历史的科学研究有深远的影响。对近代早期的欧洲人来说，圣经里记载的不是宗教神话，而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尤其当欧洲人接触更多古文明如埃及、巴比伦与中国的文献纪录时，对圣经与这些域外记载的比较，就不得不调解两造在时序早晚上的矛盾。也因此，本书开头那位十七世纪编年史学者乌雪著名的理论──神造万物于「主前四千零四年」──在今日的人们眼中或许荒唐可笑，但对当时的基督徒来说，却是认真且符合「科学」定年的尝试。乌雪用编年学方法，汇集并对比各种语言的圣俗文献，试图整理并重建详细、精确的世界历史时间线。
爱尔兰天主教会大主教乌雪用编年学方法，试图构建以圣经为基础的世界历史时间线。Pexels当我们把乌雪及同时代欧洲编年学者的尝试，与其他地区的史家相比，就不难发现前者其实相当特别。中国古代的史学撰述虽然发达，也有《春秋》、《资治通鉴》等编年体裁的史书，但编年的起始有限，并非上溯至一个整体的、创世的起点。司马迁的纪传体通史《史记》虽然从上古传说的五帝开始谈起，却不用某种绝对的量尺，去度量五帝事迹在时间轴上「确切」的位置。可以说，西方编年学者追求精准量化定年的做法，固然有其宗教信仰驱动，却也将史学研究提升到「历史科学」的层次。
将世界的起点定在「主前四千零四年」在现今当然是已过时的揣测。姑且不以成败论英雄，如果说科学是一种「系统性观察、测量、实验，并建构、测试、修正假设」的方法（在此我引用牛津英文辞典里的定义），乌雪用编年学方法仔细考据并比较蒐集到的资料，很难说是不「科学」的思维与做法。后世钻研地球历史的科学家，尽管方法或技术上有所差异，其实和乌雪的志趣相同。
人文与科学的交互影响十七世纪的编年学者努力整合跨文化、不同语言的文献（包括他们视为最重要的史料《圣经》）来为人类历史定年，依据的不仅是人工的文物，也利用彗星、日食等天文现象的纪录。自然界本身也充斥着「文物」，像是化石、贝壳、宝石与矿物。读者如果有去过博物馆，就不难想像这些「自然文物」和人工器物及图书文献一样，都是收藏家眼中的珍品。著名的大英博物馆，原先也兼藏上述自然文物，是到了现代才将这部分拆分出去成独立展馆，即今日的伦敦自然史博物馆。
鲁维克在本书呈现的另一个重要观点，便是人文（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交互影响。他指出，欧洲近代早期的「鸿儒」（那时候还没有「科学家」这种现代概念），挪用历史学家的工具，尤其是编年学的观念及方法，将研究对象从文化领域转移到自然界，奠定此后探索地球历史的基础。既然人工文物能用来重建人类的历史，没理由说自然文物不能作为自然界历史的佐证。山川湖海与寄寓其间的生物，不仅是人类历史大戏固定不动的布景，还自有其剧烈变化。欧洲近代早期的博物学家（研究自然史的人）运用自然界的文物，反复辩证地球历史及圣经叙事的合理性，进而认识地球的过去比原本以为的更加漫长，甚至人类在其中很晚才登场。这个时间跨度从乌雪宣称的几千年之谱，逐渐展延至百万年、千万年，最后到今日公认「常识」的四十五亿年。
写下《物种起源》的达尔文，就是一位以地质学研究起家的博物学者。Pixabay以上这段曲折，作者于本书中多所铺陈，在此亦不重复。我们可以从作者的叙述中了解，博物学的发展多么受到人文学科及历史学方法的启发。博物学与探究造成自然现象之因素及法则的「自然哲学」，一起构成西方近代科学的两大部门。生物学、地质学等专门领域，即是从博物学的传统出发而分化。在现代科学分科专精化之前，至少在那些「鸿儒」的时代，学科彼此的范畴并未严格区分，人文与自然科学的交叠相当普遍。
达尔文就是一位以地质学研究起家的博物学者。本书虽然不是专门谈达尔文演化论，生物物种的演化与地球的深历史，这两种问题自十七世纪以降总是相辅相成，尽管前者由于达尔文的声名大噪而更引起大众关注。当演化论于十九世纪中叶起逐渐被西方智识阶层接受，演化及进步（progress）等科学的话语又回头渗透人文学各种领域，包括历史学。我们能够从作者旁征博引的综述，一窥不同学科知识体相生相伴、互相关连的网络。
即便在自然科学内部，不同学科领域或门派各有其立场，对同一事物的诠释也可能天差地远。例如，物理学家曾经对地质学家动辄上亿的地球年龄估算嗤之以鼻，认为牴触了地球从太初炽热而逐渐冷却的物理速率。达尔文的挚友莱尔与同时期学者的争论，在本书中也有精彩的剖析。莱尔继承赫顿等人的看法，主张在我们周围无时无刻不存在的水流侵蚀、沉积、风化等细微作用，在久远的过去也同样存在，这些「现时因素」塑造了一切地质景观，使地球处于均衡的稳定状态。这种「均变论」（或译成渐变论，然而「均变」更切合其核心思想的精髓）对达尔文影响极深，以至于达尔文思考物种演化时，也认为此过程是世代累积的细微改变，而不是突然发生的剧烈「突变」。莱尔提倡均变论，是有意识地对抗「灾变论」，后者认为地球历史中曾有超越现今规模的剧烈作用，例如巨大的海啸或火山喷发，造成今日的地球环境。灾变论容易令人联想到圣经所提的大洪水，而这正是崇尚人类理性、亟思改革的莱尔欲除之而后快的。
由于莱尔在今日地质学教材中的显赫地位，加上他与达尔文紧密的同盟关系，我们很容易忽略的事实是：像莱尔及达尔文这样坚持均变论的人，在当时的地质学界反而是少数。正如鲁维克指出，其他人也不是笨蛋，而是有很好的理由反驳均变论。许多地质学家留心地层间不连续的介面，认为是发生重大事件使前后环境改变的证据，并划分各种地质年代来表记（就像历史学家记录不同朝代或时期，这又是人文学和自然科学相仿的例子）。古生物学家也易于倾向灾变论；在他们眼中，化石证据不但暗示演化的方向，还显示突然的大灭绝或生物物种急速的大爆发是确实发生的。这使得古生物学家即便接受演化论，也对达尔文式「世代缓慢改变」的演化模型存疑。况且，按均变论的说法，保持恒定均衡的地球，其过去只有平淡的漫长时间，根本就没有跌宕多姿、充满事件的线性「历史」。这幅图像难以说服大部分地质学家，以及企图以化石重建生物演化谱系的生物学者。
均变论及灾变论，谁对谁错？或许两派都对了、也都错了，端视从什么角度（或尺度）来看。两派都有些见树不见林的毛病，或者像摸著大象的盲人，都摸索出了部分的「真相」，却指责对方看不清全貌。
看历史、宗教及科学的新方式值得读者注意的是，本书做为一本通俗的「科普」作品，却有意避免、甚至高调反对「辉格式」（Whig）的科学史书写方式。所谓的「辉格」原本指英格兰历史上的辉格党，其支持者乐于将英国政治史描写成一部议会民主 *** 的进步史──简单的说，将历史人物分成推进或妨碍民主 *** 进步的好人或坏人，并基于此价值观来评判历史事件。
「辉格式」价值观将人事物划分为推动与阻碍进步二元对立的叙事。Pixabay科学史的书写也经常落入「辉格式」的窠臼，渲染成推动或阻碍科学进步这两者之间的对决。经典的「科学革命」叙事即为一例，将哥白尼、克卜勒、伽利略与牛顿视为同一「道统」传承，突显这些科学伟人（甚至有些还是殉道者）为启蒙进步贡献的价值，而忽略其学说在历史上的内容及脉络，可能与今日的认知有极大出入。「科学」与「宗教」的对立，也往往在辉格式的诠释中被无限放大。鲁维克认为，仔细检验历史后，就能发现这种「科学与宗教之间一再发生本质上的冲突」的看法经不起考验。前面也提过，作者多次对「○○○之父」这样书写伟人的方式表达异议，就是批评坊间科普书及科学体制内对科学先辈的标准叙事。
鲁维克提醒读者要厘清基要主义者塑造的迷思。这里所谓「基要主义」，不仅是宗教阵营的，也包括科学界里的无神论基要主义，两者在作者眼中都是一样极端。当然，作者在此的论断自然有其宗教信仰立场，读者可以自行判断其书写是否符合他想达到的不偏不倚。
总之，《地球深历史》不仅是讲述人类如何认识地球漫长历史的科普书，也是一部以多元视角探讨地球科学学科领域发展的历史。在这个曲折复杂的知识探索过程中，各种跨文化、跨学科的知识资源被整合，不同的知识群体也以各自的观点与方法参与其中，交互辩证或影响。「历史」的意义也随之扩大。原本「历史」专指人类过去活动的事迹，特别是以文字纪录为史料来源的信史。自从人们将编年的观念挪用至自然界，探究地球与生命的发展历程，大幅扩展了地球的时间跨度，并认知到自然界自有其历史，人类仅仅在这出戏剧的最后一幕才登场。对人类起源的追寻，又使「史前史」的概念与范畴应运而生。
这一套整合了地球（甚至宇宙）深历史、生命演化、人类史前史与信史的宏观叙事，是科学界与博物馆习惯解读世界的方式，现代的历史学界反而少谈。近年来，历史学界亦有人称之「大历史」（Big History）并加以宣传（注意不要和知名华裔学者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混淆。这里所谓的「大历史」由美国历史学家大卫．克里斯钦〔David Christian〕提倡，克里斯钦并撰写多部书籍阐释此理念，中国台湾亦有发行中文版。）。然而由本书可知，这种宏观叙事其实不是什么新鲜玩意，至少在十七世纪的编年学家试图重建从创世至今的时间轴时，就踏出探索世界的一小步了。
——本文摘自新知网 2021 年 4 月选书《地球深历史：一段被忽略的地质学革命，一部地球万物的历史》，2021 年 3 月，左岸文化。 相关标签： 人文科学 地球深历史 地球科学 基督教 线性历史 自然科学 辉格式 达尔文 马丁．鲁维克 yahoo 纽虫 圆周率 雷达 康乃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