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7-21
摘要 ：公元1592年至1598年间，统一日本、时任太阁的日本领主丰臣秀吉两次发动侵朝战争（日称文禄、庆长之役，朝称壬辰倭乱、丁酉再乱，明称万历抗倭援朝战争）。此役涉及日本、朝鲜、大明三国，其起因和战局走向受多方因素决定，牵动东亚局势，对中、日、朝三国的国内外关系造成了深远影响，是一场改变国际秩序的区域性国际战争。本文主要探讨了丰臣秀吉发动战争的原因和战争给中、日、朝三国带来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 ：壬辰战争 丰臣秀吉 中朝联军 国内影响 国际关系
壬辰战争是公元1592年（壬辰年，日文禄元年，明万历二十年，朝鲜宣祖二十五年）由丰臣秀吉发动，名为出兵朝鲜，实则目标直指中国的战役。1595年中朝与日议和，第一阶段战争结束。但1597年，日本14万大军再侵朝鲜，史称“丁酉再乱”（为行文方便，本文以下“壬辰战争”泛指1592至1598年间中朝与日本的两度交战），万历再度派军参战援朝，增兵最高至7万。此役最终以丰臣秀吉离世，日军战况不利、无心恋战而撤军，中朝联军胜利而告终。两次朝鲜战争中的平壤之战、鸣梁海战、露梁海战等均为东亚战争史上的经典战例。
1590年前后，丰臣秀吉经过连年征伐基本完成了日本的统一，并将关白之位让予外甥丰臣秀次而自任太阁。国内大定，这为丰臣秀吉出兵朝鲜提供了必要的政治环境。
但另一方面，“秀吉平定群雄，非能收将士采邑，夷为郡县以治理之；不过使暂从命令耳。此等好勇斗狠之武士，逸居无事，易于叛乱”。也就是说，日本武士不同于职业军人，和平年代低级武士往往在家务农，战事起方上阵杀敌。因此，本性好斗并且对分封不满的武士在国内统一之后的管理便成了一大难题。而更令丰臣秀吉头疼的是尽管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但国内诸多大名并不服丰臣秀吉的统治甚至蠢蠢欲动，比如秀吉将妹妹下嫁、将母亲送为人质方使之臣从的德川家康（后来发生的事也间接证明了这一点）。国内看似平和的政权实则矛盾重重、并不稳固，那么如何转移国内矛盾、削弱大名势力、平息武士对分封不均的不满从而巩固政权？那便是发动对外战争（20世纪日本侵犯东亚诸国也有类似的考量）。
以上均为国内客观政治环境造就，但显然这其中更有丰臣秀吉个人的政治野心、性格特质与征服欲，以及国内大名、商人的欲望。早在丰臣秀吉还是“猴子”、羽柴秀吉的时候就有了以小搏大的野心，立志统一日本，时人嗤笑之，但不料他真的做到了一统天下，这时再没有人怀疑、讥笑秀吉开疆拓土、建立东亚霸权的志向了。经过对中国、印度等国的描绘和对大名武士的煽动，举国开始向往“富足”的东亚诸国，矛头直指中国。立下假道朝鲜、征服中国、再征印度的宏图后，丰臣秀吉把日本交给德川家康治理，并扬言自己战争胜利后将到宁波养老。由此，20万大军出征朝鲜，一个为亚洲帝国梦而发动的战争上演了。
彼时的朝鲜王朝正深陷激烈党争的泥沼，多年党争激化了国内矛盾，政治黑暗、经济残破不堪、军队战斗力低下、国防松垮。而大明王朝亦是走向统治的末路，政局动荡、国力衰弱、军事废弛、内忧外患，更兼北边女真人虎视眈眈，无力加强东线的军防建设。这一切都给了日本可乘之机和征伐的底气。
朝鲜宣祖王视大明为父母之邦，拒绝了丰臣秀吉的假道请求。在丰臣秀吉给朝鲜递交国书之后，朝鲜马上将日本假道朝鲜进攻中国的企图告知大明，可惜明廷并未引起重视，仅以从前倭患视之，即“ (关白平秀吉) 明年三月间要来侵犯, 必许和方解”, 并未采取针对性的防范措施。于是，在了解朝鲜与明朝国内的实际情况之后,丰臣秀吉果断决定率兵进犯朝鲜。
日本狭小的国土及国内贫乏的资源显然不能满足领主、武士、商人们的欲望，故而希望通过征服中国、开展海外贸易来追求巨大的经济利益，“对于庞大、富庶但又禁闭的中国市场, 豪商们早已垂涎已久”。而室町幕府时期足利义满与明廷建立的勘合贸易则因倭患等原因在嘉靖年间中断，故而日本通过海路贸易获取明朝物资已无可能，只能从朝鲜入手打通陆路获取明朝物资。这便是丰臣秀吉侵朝的经济目的。
而日本统一后经过丰臣秀吉的治理经营（完善经济制度、缴纳农民税收、开采银山矿山、开展贸易），国库充盈，为征伐中、朝提供了经济支持。
1543年葡萄牙人的船只遭遇风浪漂落种子岛，将铁炮（火绳枪）传入日本，这成为三国武器实力对比的转折点。在此之前，明朝武器仍然领先东亚，而朝鲜作为明朝附属国也获得了明朝的铁炮和技术。明嘉靖年间东南沿海抵御倭寇期间，明军也大力发展了鸟铳、三眼铳、佛朗机炮等热兵器。而此后，相对和平的环境使得明军热兵器发展陷入停滞。朝鲜依凭明朝庇护热兵器发展更为迟钝。相反日本则迅速将火绳枪实现本土化，并广泛应用于国内战争，极大地帮助了信长和秀吉的统一大业。军备实力的突飞猛进使得日本有了进击中朝的底气，而朝鲜两京、八道不到五月相继沦陷也多仗日军的强悍军备实力。
当然另一方面，日本的航海水平相对低下，没有直接经由海洋西渡中国的勇气，这也使得日本必须先出兵距离相近的朝鲜作为跳板。
日本在经历了战国时代的洗礼之后，留下了大批能征善战的良将和武士，军队素质得到了大幅的提升。
而与此相反的是承平已久的明朝和朝鲜军队素质大幅下降。明军在屯田制受到破坏之后国库的军队开支日益增大，成为一笔沉重负担，再加上军队腐败、克扣军饷，逃兵现象非常严重。即便嘉靖年间胡宗宪、戚继光、俞大猷等整顿海防击退倭寇，也没有给这个文官体制的王朝的国防带来决定性的转变。
而同样重文轻武的朝鲜在中期陷入激烈党争之后更是出现文人治军、军队腐败、国防废弛的境况。而拯救朝鲜的民族英雄李舜臣甚至在开战之后还因党争（一说日本施反间计）被捕入狱。朝鲜名将柳成龙亦痛呼：“三巡察使皆文人，不闲兵务，军数虽多，而号令不一，不据险设备，真古人所谓军行如春游，安得不败者也。”
文永、弘安之役，忽必烈两次征伐日本，而朝鲜也参与了侵略日本的战争，并为忽必烈军提供船只等，这使得日本人对中、朝有着民族仇恨。
纵观日本历史，大和民族侵略邻国之举似已成为传统，尤其是朝鲜和中国。早在朝鲜三国时期，日本列岛九州倭人部落即不断侵袭新罗边界:“祗摩王十年( 121) 夏四月，倭人犯边”。高丽时期，倭寇猖獗，频扰朝鲜沿海。李氏朝鲜时期，自16世纪以来，日本更是不断侵扰朝鲜，史载: “对马岛倭人等，多数出来，陷没济浦后，近处各浦，一时攻击，熊川镇，则时方围立，城底民家，皆被兵火”。从日本长期的侵扰朝鲜行径来看，丰臣秀吉侵朝未尝没有延续历代霸权思想和侵略政策的因素。
在安土桃山时期，以大阪堺市为中心，日本与西方的贸易迅速发展，人们的视野开始走向世界，价值观受西方文明影响也发生了巨大变化。1542年，葡船漂至大隅之种子岛后，除了“种子岛枪”这样的物质文明，日本也迎来了精神文明——天主教。
然而，不同于织田信长对基督教的宽容，“秀吉又惧天主教之势日张，尝毁其礼堂，驱逐其传教徒。然西海将士之信教者甚多，军队强悍，善用枪铳，留在国内，非丰臣氏之利，故遣之远征，可借以杀教势。”因此，秀吉未尝不有借刀杀人、以战抑教之动机。值得一提的是，日军主将小西行长与加藤清正嫌隙甚深，这与二者分别是天主教徒和佛教徒不无关联。
文禄、庆长之役因秀吉而起，却也将秀吉乃至整个日本拖入战争的泥沼，甚至于秀吉含恨而终与战局失利被迫撤军也纠缠在一起。“秀吉悉国内之师，竭府库之力，不能越朝鲜一步，进攻中国；又不能得尺寸土地；其所得者，韩人之疾首痛心深恨日人而已。”作为丰臣秀吉后期的最重要行动，此役也成为丰臣氏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深刻影响了日本历史今后的走向。
思想文化上，此役的徒劳使得日本的霸权思想暂时破灭，避免了霸权思想的过度膨胀，其侵略扩张意图亦暂时得到遏制。此外给日本文化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将士携书籍良工归者甚众，书籍开日后江户文学之渐，良工筑日本工艺之基；但其代价，亦云奢矣”。
经济上，“兵兴后，绝开市”，日本与中朝贸易彻底破裂，经济、贸易上蒙受巨大损失。
军事上，1598年惨烈的露梁海战中，中朝联军与日本舰队均伤亡惨重，最终以日本舰队负于大明舰队和李舜臣的龟甲船而告终。而如同历史上诸多决定制海权的海战一样，此战使得日本最终丧失了东亚制海权。
政治上，为国内政权的更替埋下了伏因。秀吉损失巨大而无所获、郁郁而终，丰臣氏自此一落千丈，近江、尾张两派（又称文史派、武功派）陷入争斗，这终于给韬光养晦、潜心蛰伏多年的“五大老”之首德川家康带来了机会，最终导致了丰臣政权的覆灭，也牵引着日本历史走进江户时代。
对明朝而言，万历抗倭援朝间接守护了大明的领土利益。唇亡齿寒，倘若日本顺利征服朝鲜，明军就将直面日军的攻击，故而援朝亦是卫明之举，保障了明王朝甚至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但另一方面，战争毕竟是耗费国力、劳民伤财的买卖，抗倭援朝无疑也给明王朝带来了致命的不利后果和危机。
为了抗倭援朝，万历朝倾尽国力。“自倭乱朝鲜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损失，甚至于“以这场战争为分水岭……揭开了明朝走向灭亡的帷幕”。而为了解决“万历三大征”带来的财政危机，明政府只得对百姓增收赋税，并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收税愈多则阶级矛盾愈深，却又无可奈何，如此态势一直延续到李闯进京崇祯吊死煤山。再者，明王廷被朝鲜战争拖住七年，无力顾及北部边防，坐视女真迅速崛起、割据政权，且牺牲了大量关宁铁骑精锐，种下了亡国祸根。明亡后，朝鲜肃宗大王亦为此内疚不已：“皇朝之速亡，未必不由于东征。”
“设使不援朝鲜，坐视其被并吞，中国之损失，或不止此。”东征伤明，却又实属迫不得已。
毫无疑问，中朝联军击退日本军队取得卫国战争胜利的战争结果捍卫了朝鲜主权和领土的完整，维护了国家利益和本国尊严。
然而在这胜利的背后却也带来了极大的不良后果和隐患。“秀吉之用兵，受祸最深者，厥惟朝鲜。”
第一，在壬辰战争期间，党争加剧。党争、士祸是朝鲜长期存在的政治问题，在国难当头之际，内部围绕主战还是主和、选派抗倭将领等问题互相倾轧，各派系斗争愈斗愈狠，甚至于后来成为民族英雄的李舜臣在壬辰、丁酉战争期间还被捕入狱。而战后朝鲜也没有因这场战争的胜利而团结，反倒党争愈演愈烈，“作为统治阶层的两班阶层，仍热衷于攀比门阀和争当贵族，陷入了漫长的党争漩涡中”。这种情况大大威胁了朝鲜的封建统治。
第二，朝鲜经济和国力受到了严重的摧残，耕地仅为战前面积的三分之一，“凤山以西，则犹有民居; 自凤山至京城，一带直路，荡无人烟，往来公差及商贾行旅，亦无过宿之地......经乱之后，八道物力，一样残破，而畿甸尤甚......（全国各地）田野未尽辟，污莱棒莽，满目萧然，畎亩阡陌，无迹可据”，可谓山河破碎。七年的战争消耗了大量的人口，削弱了经济，拖垮了朝鲜的国力。
第三，给朝鲜北部的边防造成了隐患。朝鲜备边司言：“我国自倭寇之后，边备荡然，黠酋之所审知也。”专注于南部海防导致了北部边防的空虚，无暇顾及女真部落的迅猛壮大，为后来后金征服朝鲜埋下了伏笔。
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后，朝日原有关系被打破，不论官方还是民间都中断了交往。而壬辰、丁酉之役“受祸最深者，厥惟朝鲜”。“土地荒芜，人民流离，屋舍焚圮，死亡枕藉，凡七年之久。受其害者，深恨日人，渐成为历史上之习惯，牢不可破”。
丰臣秀吉死后，1599年（朝鲜宣祖三十二年）双方就试图开始和谈。1601年（朝鲜宣祖三十四年），彼时主政的德川家康授意对马岛主宗义智“修书遣使”，“悉迁降人还朝鲜, 遗书乞和”。朝鲜一方面对日本耿耿于怀、“畏倭滋甚”，认为德川家康“外托称和，内怀凶计”；另一方面“欲与倭通款,又惧开罪中国”，只得征求“父母之邦”明朝的意见。朝鲜既未得到明廷对日本求款的明确态度,又对日本深怀畏惧戒备之心,所以对日本的求款要求不予理会，第一次复交谈判以失败告终。
此后，1606年德川家康再次遣使入朝，两国关系渐渐改善；1609年（朝鲜光海君元年）德川秀忠与朝鲜重建外交关系，签订《己酉条约》，两国邦交与贸易恢复。但《己酉条约》对双方贸易有着严格的规定，朝鲜与日本官方并不亲近且心存戒备、严加防范，战争的阴影依然笼罩在两国之间。
壬辰战前，足利义满苦心经营下与明成祖朱棣达成的勘合贸易已经破裂多时，而壬辰一战更将两国关系继续恶化，就连民间贸易也尽中断。丰臣秀吉死后，德川家康、加藤清正均通过释放俘虏回国等举动向明廷示好，但明廷对日本已甚是厌恶，认为“岛夷送回被虏至耳,今且解南贼四名,迹似恭顺矣。但夷性最狡,往往以与为取,则今日之通款,安知非曩日之狡谋,妥当加意提备,以防叵测”。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德川家康又通过琉球致函福建巡抚,提出允许日本船前往中国港口贸易、欢迎明朝商船赴日贸易、交换使节等要求。明廷仍视之为日本的阴谋,对其不予理睬。由此，两国关系日趋冷淡。
而明亡后，清廷在朝鲜与日本的共同抵制下始终未能与日本建立宗藩关系，由此中日间冷淡的政治关系一直持续到近代。
中朝联军并肩作战击退日本无疑更加深化了两国间的册封朝贡关系。1599年(万历二十七年)七月,朝鲜建宣武祠于汉城南,崇享邢玠、杨镐等,宣祖大王手书“再造藩邦”匾额感激大明“再造之恩”，谓“神宗皇帝再造之恩,自开辟以来,未闻于载籍”。
这种关系甚至一直延续到明亡清兴。1619年(万历四十七年),明朝派杨镐十万大军分四路围剿努尔哈赤,并要求朝鲜出兵夹击后金。当时朝鲜尽管战争创伤未愈,国力十分虚弱,但仍然毫不犹豫地“遣其将姜弘立率师助明”。此战（史称“萨尔浒之战”）明、朝联军大败，至此朝鲜光海君采取“不怒金，不怒明”灵活的外交政策。而“仁祖反正”之后，新国王李倧一改首鼠两端的政策，坚决联明抗金，谓“我国服事天朝二百余载，义即君臣，恩犹父子。壬辰再造之惠，万世不可忘也”。尽管“丁卯胡乱”、“丙子胡乱”后，朝鲜最终面临亡国的威胁，被迫与皇太极议和，但此后历代朝鲜国王依然奉大明为正朔，依然沿用崇祯年号直到民国，对清廷或阳奉阴违或公然违抗，甚至坚持“反清复明”（例如孝宗的“北伐”计划，又如康熙年间吴三桂起兵时试图配合）。
1704年（即明朝灭亡60周年之际），朝鲜肃宗李焞为了报答“神宗皇帝于我国，有万世不忘之功......当壬辰板荡之日，苟非神宗皇帝动天下之兵，则我邦其何以再造而得有今日”的“再造之恩”，下旨修建大报坛，以祭祀明朝神宗皇帝（英祖时祭祀对象增加了明太祖和崇祯帝），供奉大明遗物。
由此可见，壬辰、丁酉之役使得朝鲜感恩大明“再造之恩”，反之也因此与后金（清）或势同水火或阳奉阴违，持续着尴尬的关系。深层言之，此役加深了朝鲜对中华文明的认同。
综上，壬辰、丁酉之役因丰臣秀吉而起，为日本国内外多方因素所左右。这场战争将中、日、朝三国都拖入了七年战争的泥沼，并在战后给三国及东亚国际秩序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极大程度上决定了东亚历史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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