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年诏修元史，命充总裁官。
是年八月史成，除翰林院学士。明年二月，儒士欧阳佑等采故元元统以后事迹还朝，仍命濂等续修，六越月再成，赐金帛。
是月，以失朝参，降编修。四年迁国子司业，坐考祀孔子礼不以时奏，谪安远知县，旋召为礼部主事。
明年迁赞善大夫。是时，帝留意文治，征召四方儒士张唯等数十人，择其年少俊异者，皆擢编修，令入禁中文华堂肄业，命濂为之师。
濂傅太子先后十余年，凡一言动，皆以礼法讽劝，使归于道，至有关政教及前代兴亡事，必拱手曰：“当如是，不当如彼。”皇太子每敛容嘉纳，言必称师父云。
帝剖符封功臣，召濂议五等封爵。宿大本堂，讨论达旦，历据汉、唐故实，量其中而奏之。
甘露屡降，帝问灾祥之故。对曰：“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
《春秋》书异不书祥，为是故也。”皇从子文正得罪，濂曰：“文正固当死，陛 *** 亲亲之谊，置诸远地则善矣。”
车驾祀方丘，患心不宁，濂从容言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审能行之，则心清而身泰矣。”帝称善者良久。
尝问以帝王之学，何书为要。濂举《大学衍义》。
乃命大书揭之殿两庑壁。顷之御西庑，诸大臣皆在，帝指《衍义》中司马迁论黄、老事，命濂讲析。
讲毕，因曰：“汉武溺方技谬悠之学，改文、景恭俭之风，民力既敝，然后严刑督之。人主诚以礼义治心，则邪说不入，以学校治民，则祸乱不兴，刑罚非所先也。”
问三代历数及封疆广狭，既备陈之，复曰：“三代治天下以仁义，故多历年所。”又问：“三代以上，所读何书？”对曰：“上古载籍未立，人不专讲诵。
君人者兼治教之责，率以躬行，则众自化。”尝奉制咏鹰，令七举足即成，有“自古戒禽荒”之言。
帝忻然曰：“卿可谓善陈矣。”濂之随事纳忠，皆此类也。
六年七月迁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兼赞善大夫。命与詹同、乐韶凤修日历，又与吴伯宗等修宝训。
九月定散官资阶，给濂中顺大夫，欲任以政事。辞曰：“臣无他长，待罪禁近足矣。”
帝益重之。八年九月，从太子及秦、晋、楚、靖江四王讲武中都。
帝得舆图《濠梁古迹》一卷，遣使赐太子，题其外，令濂询访，随处言之。太子以示濂，因历历举陈，随事进说，甚有规益。
濂性诚谨，官内庭久，未尝讦人过。所居室，署“温树”。
客问禁中语，即指示之。尝与客饮，帝密使人侦视。
翼日，问濂昨饮酒否，坐客为谁，馔何物。濂具以实对。
笑曰：“诚然，卿不朕欺。”间召问群臣臧否，濂惟举其善者曰：“善者与臣友，臣知之；其不善者，不能知也。”
主事茹太素上书万余言。帝怒，问廷臣，或指其书曰：“此不敬，此诽谤非法。”
问濂，对曰：“彼尽忠于陛下耳。陛下方开言路，恶可深罪。”
既而帝览其书，有足采者。悉召廷臣诘责，因呼濂字曰：“微景濂几误罪言者。”
于是帝廷誉之曰：“朕闻太上为圣，其次为贤，其次为君子。宋景濂事朕十九年，未尝有一言之伪，诮一人之短，始终无二，非止君子，抑可谓贤矣。”
每燕见，必设坐命茶，每旦必令侍膳，往复咨询，常夜分乃罢。濂不能饮，帝尝强之至三觞，行不成步。
帝大欢乐。御制《楚辞》一章，命词臣赋《醉学士诗》。
又尝调甘露于汤，手酌以饮濂曰：“此能愈疾延年，愿与卿共之。”又诏太子赐濂良马，复为制《白马歌》一章，亦命侍臣和焉。
其宠待如此。九年进学士承旨知制诰，兼赞善如故。
其明年致仕，赐《御制文集》及绮帛，问濂年几何，曰：“六十有八。”帝乃曰：“藏此绮三十二年，作百岁衣可也。”
濂顿首谢。又明年，来朝。
十三年，长孙慎坐胡惟庸党，帝欲置濂死。皇后太子力救，乃安置茂州。
濂状貌丰伟，美须髯，视近而明，一黍上能作数字。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
为文醇深演迤，与古作者并。在朝，郊社宗庙山川百神之典，朝会宴享律历衣冠之制，四裔贡赋赏劳之仪，旁及元勋巨卿碑记刻石之辞，咸以委濂，屡推为开国文臣之首。
士大夫造门乞文者，后先相踵。外国贡使亦知其名，数问宋先生起居无恙否。
高丽、安南、日本至出兼金购文集。四方学者悉称为“太史公”，不以姓氏。
虽白首侍从，其勋业爵位不逮基，而一代礼乐制作，濂所裁定者居多。 其明年，卒于夔，年七十二。
知事叶以从葬之莲花山下。蜀献王慕濂名，复移茔华阳城东。
弘治九年，四川巡抚马俊奏：“濂真儒翊运，述作可师，黼黻多功，辅导著绩。久死远戍，幽壤沉沦，乞加恤录。”
下礼部议，复其官，春秋祭葬所。正德中，追谥文宪。
仲子璲最知名，字仲珩，善诗，尤工书法。洪武九年，以濂故，召为中书舍人。
其兄子慎亦为仪礼序班。帝数试璲与慎，并教诫之。
笑语濂曰：“卿为朕教太子诸王，朕亦教卿子孙矣。”濂行步艰，帝必命璲、慎扶掖之。
祖孙父子，共官内庭，众以为荣。慎坐罪，璲亦连坐，并死，家属悉徙茂州。
建文帝即位，追念濂兴宗旧学，召璲子怿官翰林。永乐十年，濂孙坐奸党郑公智外亲，诏特宥之。
（摘自明史）。
洪武二年诏修元史，命充总裁官。是年八月史成，除翰林院学士。明年二月，儒士欧阳佑等采故元元统以后事迹还朝，仍命濂等续修，六越月再成，赐金帛。是月，以失朝参，降编修。四年迁国子司业，坐考祀孔子礼不以时奏，谪安远知县，旋召为礼部主事。明年迁赞善大夫。是时，帝留意文治，征召四方儒士张唯等数十人，择其年少俊异者，皆擢编修，令入禁中文华堂肄业，命濂为之师。濂傅太子先后十余年，凡一言动，皆以礼法讽劝，使归于道，至有关政教及前代兴亡事，必拱手曰：“当如是，不当如彼。”皇太子每敛容嘉纳，言必称师父云。 帝剖符封功臣，召濂议五等封爵。宿大本堂，讨论达旦，历据汉、唐故实，量其中而奏之。甘露屡降，帝问灾祥之故。对曰：“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春秋》书异不书祥，为是故也。”皇从子文正得罪，濂曰：“文正固当死，陛 *** 亲亲之谊，置诸远地则善矣。”车驾祀方丘，患心不宁，濂从容言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审能行之，则心清而身泰矣。”帝称善者良久。尝问以帝王之学，何书为要。濂举《大学衍义》。乃命大书揭之殿两庑壁。顷之御西庑，诸大臣皆在，帝指《衍义》中司马迁论黄、老事，命濂讲析。讲毕，因曰：“汉武溺方技谬悠之学，改文、景恭俭之风，民力既敝，然后严刑督之。人主诚以礼义治心，则邪说不入，以学校治民，则祸乱不兴，刑罚非所先也。”问三代历数及封疆广狭，既备陈之，复曰：“三代治天下以仁义，故多历年所。”又问：“三代以上，所读何书？”对曰：“上古载籍未立，人不专讲诵。君人者兼治教之责，率以躬行，则众自化。”尝奉制咏鹰，令七举足即成，有“自古戒禽荒”之言。帝忻然曰：“卿可谓善陈矣。”濂之随事纳忠，皆此类也。 六年七月迁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兼赞善大夫。命与詹同、乐韶凤修日历，又与吴伯宗等修宝训。九月定散官资阶，给濂中顺大夫，欲任以政事。辞曰：“臣无他长，待罪禁近足矣。”帝益重之。八年九月，从太子及秦、晋、楚、靖江四王讲武中都。帝得舆图《濠梁古迹》一卷，遣使赐太子，题其外，令濂询访，随处言之。太子以示濂，因历历举陈，随事进说，甚有规益。 濂性诚谨，官内庭久，未尝讦人过。所居室，署“温树”。客问禁中语，即指示之。尝与客饮，帝密使人侦视。翼日，问濂昨饮酒否，坐客为谁，馔何物。濂具以实对。笑曰：“诚然，卿不朕欺。”间召问群臣臧否，濂惟举其善者曰：“善者与臣友，臣知之；其不善者，不能知也。”主事茹太素上书万余言。帝怒，问廷臣，或指其书曰：“此不敬，此诽谤非法。”问濂，对曰：“彼尽忠于陛下耳。陛下方开言路，恶可深罪。”既而帝览其书，有足采者。悉召廷臣诘责，因呼濂字曰：“微景濂几误罪言者。”于是帝廷誉之曰：“朕闻太上为圣，其次为贤，其次为君子。宋景濂事朕十九年，未尝有一言之伪，诮一人之短，始终无二，非止君子，抑可谓贤矣。”每燕见，必设坐命茶，每旦必令侍膳，往复咨询，常夜分乃罢。濂不能饮，帝尝强之至三觞，行不成步。帝大欢乐。御制《楚辞》一章，命词臣赋《醉学士诗》。又尝调甘露于汤，手酌以饮濂曰：“此能愈疾延年，愿与卿共之。”又诏太子赐濂良马，复为制《白马歌》一章，亦命侍臣和焉。其宠待如此。九年进学士承旨知制诰，兼赞善如故。其明年致仕，赐《御制文集》及绮帛，问濂年几何，曰：“六十有八。”帝乃曰：“藏此绮三十二年，作百岁衣可也。”濂顿首谢。又明年，来朝。十三年，长孙慎坐胡惟庸党，帝欲置濂死。皇后太子力救，乃安置茂州。 濂状貌丰伟，美须髯，视近而明，一黍上能作数字。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为文醇深演迤，与古作者并。在朝，郊社宗庙山川百神之典，朝会宴享律历衣冠之制，四裔贡赋赏劳之仪，旁及元勋巨卿碑记刻石之辞，咸以委濂，屡推为开国文臣之首。士大夫造门乞文者，后先相踵。外国贡使亦知其名，数问宋先生起居无恙否。高丽、安南、日本至出兼金购文集。四方学者悉称为“太史公”，不以姓氏。虽白首侍从，其勋业爵位不逮基，而一代礼乐制作，濂所裁定者居多。 其明年，卒于夔，年七十二。知事叶以从葬之莲花山下。蜀献王慕濂名，复移茔华阳城东。弘治九年，四川巡抚马俊奏：“濂真儒翊运，述作可师，黼黻多功，辅导著绩。久死远戍，幽壤沉沦，乞加恤录。”下礼部议，复其官，春秋祭葬所。正德中，追谥文宪。 仲子璲最知名，字仲珩，善诗，尤工书法。洪武九年，以濂故，召为中书舍人。其兄子慎亦为仪礼序班。帝数试璲与慎，并教诫之。笑语濂曰：“卿为朕教太子诸王，朕亦教卿子孙矣。”濂行步艰，帝必命璲、慎扶掖之。祖孙父子，共官内庭，众以为荣。慎坐罪，璲亦连坐，并死，家属悉徙茂州。建文帝即位，追念濂兴宗旧学，召璲子怿官翰林。永乐十年，濂孙坐奸党郑公智外亲，诏特宥之。（摘自明史）
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宋濂与刘基、高启并列为明初诗文三大家。
他以继承儒家封建道统为己任，为文主张“宗经”“师古”，取法唐宋，著作甚丰。他的著作以传记小品和记叙性散文为代表，散文或质朴简洁，或雍容典雅，各有特色。
明朝立国，朝廷礼乐制度多为宋濂所制定，朱元璋称他为“开国文臣之首”，刘基赞许他“当今文章第一”，四方学者称他为“太史公”。著有《宋学士文集》。
宋濂是“开国文臣之首”。他坚持散文要明道致用、宗经师古，强调“辞达”，注意“通变”，要求“因事感触”而为文，所以他的散文内容比较充实，且有一定的艺术功力。
有明一代，开私家藏书风气者，首推宋濂。 宋濂藏书始於青年时代。
当时，他因元末战乱迁居浦江，於青萝山中筑室读书，因名其楼为“青萝山房”。兵祸之后，官私藏书毁损严重，而宋濂因隐居山中，仍能坐拥书城。
明祁承汉《澹生堂藏书红》说：“胜国兵火之后，宋文宪公读书青萝山中，便已藏书万卷。”清载殿泗《风希堂文集》卷二《宋文宪公全集序》则说宋濂“始自潜溪徒浦江，得卷氏藏书之富，首推宋濂 ”。
宋濂藏书之精华，有少数流入清人之手。如北宋本《长庆集》，先后为钱曾、黄丕烈、潘祖荫所藏。
《百宋一廛赋》：“庐山《长庆》，见取六丁；金华太史，独著精灵。”注：“《长庆集》北宋时镂版，所谓‘庐山本’者。
庚寅一炬，种子断绝，唯此金华宋氏景濂所藏小宋本，图记宛然，古香可爱，推稀世珍。”又有宋本《春秋经传集解》、《史记》、《文选》等流入清宫内府，《天禄琳琅续编》有记。
宋濂还曾藏有宋刊《事林广记》，后归广东丁日昌，《持静斋书目》著录。 道统文学观由来已久，但这里也有区别：以韩愈、欧阳修为代表的唐宋古文家，在理论上主张“文以明道”，强调“文”的工具性，但并不轻视“文”；宋代理学家看到他们的不彻底性，于是提出“文道合一”甚至“作文害道”的论点，以防文人在“道”之外又受“文”的诱惑。
宋濂的文学思想便是沿着理学家的极端观点。在《文原》一文中，他强调了文“非专指辞翰之文”，而是道的“象”即显现，文与道相始终，道在哪里，文亦在哪里。
在其他文章中，宋濂也反复提出“文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白云稿序》）；“文外无道，道外无文”（《徐教授文集序》）。 以这种理论批评古代作家，就显出非常偏狭的态度。
如在《徐教授文集序》中，宋濂公然提出孟子死后，“世不复有文”；贾谊、司马迁所得的仅是“皮肤”，韩愈、欧阳修所得的也仅是“骨骼”，只有到了宋代几位大儒，才“得其心髓”，才算得上“六经之文”。至于明显不合“温柔敦厚”标准的各种文章，在宋濂看来，更是“非文也”。
“文道合一”论是一种受官方支持立场，这一点可以由《元史》的体例得到证明。自范晔《后汉书》分立《儒林》、《文苑》两传，以区分经学之士与文学之士，后代官修正史多沿袭之。
《元史》却取消了这种区分，单立《儒林传》，认为“经艺文章，不可分而为二”，“文不本于六艺，又乌足谓之文哉！”《元史》是奉朱元璋诏命修撰的，这样做当然迎合了他的意思。在朝廷正式支持下，这种理论必然给文学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宋濂的文集中，大量充斥着美化、歌颂明初统治集团上层人物及表彰贞节妇女的作品，这大概就是他的“道统”文学的集中表现。但历史已经获得的进展，即使用强力去扭转，也还是有困难。
所以，就是在宋濂身上，也还是存在两面性。 宋濂在元末与杨维桢交谊甚笃，明初杨氏去世后，他为之作墓志铭，对杨的文学才能和成就推崇备至，甚至以相当宽容的语气描绘其晚年“旷达”和“玩世”的生活情态，这和他的严厉的理论颇不谐调。
他另外还有一些散文，对生活实际比较尊重，因而在宣扬某种道德观念的同时，比较接近真实的人性。如《王冕传》，写出一个元末“狂士”的精神面貌，开头描写王冕少年读书情形的一节，颇有情趣： 王冕者，诸暨人。
七、八岁时，父命牧牛陇上，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听已，辄默记。
暮归，忘其牛。或牵牛来责蹊田，父怒，挞之，已而复如初。
母曰：“儿痴如此，曷不听其所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琅琅达旦。
佛像多土偶，狞恶可怖。冕小儿，恬若不见。
又如《鹿皮子墓志铭》详细介绍陈樵“屏去传注，独取遗经”而自成一家的思想成就，《竹溪逸民传》写出一个出世高士的形象，由于作者对不同的人物个性能取一种同情的态度，都写得较出色。《送东阳马生序》自述早年在贫寒中求学的艰苦，也很真实动人。
宋濂的散文文辞简练典雅，少作铺排渲染。但偶尔有些描写的片断，也能写得相当秀美。
各种文体往往各具特点，可以看出变化，不是那么僵板。总的说来，他的文章风格具有密吻于道德规范的特征，同时也具有较高的语言修养和纯熟的技巧，所以能够成为明初文学风尚的典范。
对于宋濂来说，非常可悲的是朱元璋根本不承认他是什么“大儒”，而带有侮辱性地称之为“文人”（见《明史·桂彦良传》）。因为在朱元璋的政治体制中，已不能够允许有“大儒”——社会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