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6-21
北宋仁宗天圣元年--嘉佑八年（1023-1064）
英宗治平元年--四年（1064-1068）
神宗熙宁元年--元丰八年（1068-1086）
哲宗（1086-1100）元佑年间太后执政（1086-1093）
徽宗（1101-1126）太后执政（1100）
凤翔通判时期
嘉祐六年（1061年）冬，苏辙送苏轼至郑州，分手回京，作诗寄苏轼，这是苏轼的和作。苏辙十九岁时，曾被任命为渑池县主簿，未到任即中进士。他与苏轼赴京应试路经渑池，同住县中僧舍，同于壁上题诗。如今苏轼赴陕西凤翔做官，又要经过渑池，因而作《怀渑池寄子瞻兄》。
《和董传留别》是苏轼写给朋友董传的一首留别诗，作于苏轼从凤翔回到长安时。苏轼在凤翔，董传曾与苏轼相从。董传当时生活贫困，衣衫朴素，但他饱读诗书，满腹经纶，平凡的衣着掩盖不住他乐观向上的精神风骨。
杭州通判时期
这组诗作于熙宁六年（1073年）正、二月间。
北宋熙宁五年（1072年），作者在杭州任通判。这年六月二十七日，他游览西湖，在船上看到奇妙的湖光山色，再到望湖楼上喝酒，写下五首绝句。诗人苏轼先在船中，后在楼头，迅速捕捉住湖上急剧变化的自然景物：云翻、雨泻、风卷、天晴，写得有远有近，有动有静，有声有色，有景有情。读起来，你会油然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自己也在湖心经历了一场突然来去的阵雨，又来到望湖楼头观赏那水天一色的美丽风光。
此词为苏轼于熙宁五年（1072）至七年在杭州通判任上与当时已八十余岁的有名词人张先（990-1078）同游西湖时所作。作者富有情趣地紧扣“闻弹筝”这一词题，从多方面描写弹筝者的美丽与音乐的动人。词中将弹筝人置于雨后初晴、晚霞明丽的湖光山色中，使人物与景色相映成趣，音乐与山水相得益彰，在对人物的描写上，作者运用了比喻和衬托的手法。
北宋词人张先，号子野，诗句精工而受人称赞。《古今诗话》中说：“有客谓子野曰：‘人皆谓公张三中，即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也。’子野曰：‘何不曰之为张三影？’客不晓。公曰：‘云破月来花弄影’、‘娇柔懒起，帘幕卷花影’、‘柳径无人，堕絮飞无影’，此余生平所得意也。”后来，人们就称呼他“张三影”。张先一生安享富贵，诗酒风流，颇多佳话。好友苏轼赠诗“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 为其生活写照。据传张先在八十岁时仍娶十八岁的女子为妾。一次家宴上，张先春风得意赋诗一首：“我年八十卿十八，卿是红颜我白发。与卿颠倒本同庚，只隔中间一花甲。”苏轼也即兴附上了一首：“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后来此小妾八年为他生了两男两女。张先一生共有十子两女，年纪最大的大儿子和年纪最小的小女儿相差六十岁。
密州太守时期
公元1074年（宋神宗熙宁七年）秋，苏轼由杭州移守密州（今山东诸城）。次年八月，他命人修葺城北旧台，并由其弟苏辙题名“超然”，取《老子》“虽有荣观，燕处超然”之义。公元1076年（熙宁九年）暮春，苏轼登超然台，眺望春色烟雨，触动乡思，写下了此作。这首豪迈与婉约相兼的词，通过春日景象和作者感情、神态的复杂变化，表达了词人豁达超脱的襟怀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人生态度。
这首词是公元1076年（宋神宗熙宁九年）中秋作者在密州时所作。苏轼曾经要求调任到离苏辙较近的地方为官，公元1074年（熙宁七年）苏轼差知密州。到密州后，这一愿望仍无法实现。公元1076年的中秋，词人面对一轮明月，心潮起伏，于是乘酒兴正酣，挥笔写下了这首名篇。
苏东坡十九岁时，与年方十六的王弗结婚。王弗年轻美貌，且侍亲甚孝，二人恩爱情深。可惜天命无常，王弗二十七岁就去世了。这对东坡是绝大的打击。公元1075年（熙宁八年），东坡来到密州，这一年正月二十日，他梦见爱妻王氏，便写下了这首传诵千古的悼亡词。
出猎对于苏轼这样的文人来说，或许是偶然的一时豪兴，但他平素报国立功的信念却因这次小试身手而得到鼓舞，以至信心十足地要求前赴西北疆场弯弓杀敌了。苏轼任密州知州刚四十岁。他是四年前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自愿请求外任，自杭州来至这北方边郡的。除了他在各地任上致力于地方政绩外，一直要求大用于世。当时西北边事紧张。熙宁三年（1070），西夏大举进攻环、庆二州。四年，陷抚宁诸城。“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就是指宋与西夏的战事。
这首词上片出猎，下片请战，不但场面热烈，音节嘹亮，而且情豪志壮，顾盼自雄，精神百倍。同苏轼其他豪放词相比，它是一首豪而能壮的壮词。把词中历来软媚无骨的儿女情换成有胆有识、孔武刚建的英雄气了。苏轼对此也颇为自负，他在密州写给好友鲜于侁的信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是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就是指的这首词。
综观全词，词人写了春天的景，春天的人，而后者也可以算是一种特殊的景观。词人意欲奋发有为，但终究未能如愿。全词真实地反映了词人的一段心理历程，意境朦胧，令人回味无穷。
徐州太守时期
熙宁十年（1077）八月十五日作于徐州。是年二月胞弟苏辙与东坡相见，四月间陪他同赴徐州，八月中秋之后方才离去。这是暌别七年来兄弟首次相聚并共度中秋。此词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作的。这首小词，题为“中秋月”，自然是写“人月圆”的喜悦；调寄《阳关曲》，则又涉及别情。记述的是作者与其胞弟苏辙久别重逢，共赏中秋月的赏心乐事，同时也抒发了聚后不久又得分手的哀伤与感慨。
谪居黄州时期
这首咏物词约作于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苏词向以豪放著称，但也有婉约之作，这首《水龙吟》即为其中之一。它藉暮春之际“抛家傍路”的杨花，化“无情”之花为“有思”之人，“直是言情，非复赋物”，幽怨缠绵而又空灵飞动地抒写了带有普遍性的离愁。篇末“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实为显志之笔，千百年来为人们反复吟诵、玩味，堪称神来之笔。
提起苏轼的中秋词，大家都会想起那首著名的《水调歌头》，但同是写于中秋的这首《西江月》，情绪却显得非常落寞，应该是写于被贬黄州之时。在这首词中，苏轼以“中秋”这一深具情感意义的节日为背景，抒写了远贬黄州的孤独悲苦的心情，同时又在感叹时间的流逝中，表达出对人生历史的深沉思考，以及对人世真情的深深眷恋。在清寒孤寂的意境氛围的营造中，读者可以见到豪放词人苏东坡在旷达超然背后悲情婉约的一面。
公元1082年（宋神宗元丰五年）春三月作者游蕲水清泉寺时所作
此词作于苏轼黄州之贬后的第三个春天（1082年）。读罢全词，人生的沉浮、情感的忧乐，我们的理念中自会有一番全新的体悟。它通过野外途中偶遇风雨这一生活中的小事，于简朴中见深意，于寻常处生奇警，表现出旷达超脱的胸襟，寄寓着超凡脱俗的人生理想。
这首词作于神宗元丰五年，即东坡黄州之贬的第三年。全词风格清旷而飘逸，写作者深秋之夜在东坡雪堂开怀畅饮，醉后返归临皋住所的情景，表现了词人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生活态度和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意念，展现了作者旷达而又伤感的心境。
这首绝句作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全诗语言浅近而情意深永。写此诗时，诗人虽已过不惑之年，但此诗却没有给人以颓唐、萎靡之气，从“东风”“崇光”“香雾”“高烛”“红妆”这些明丽的意象中分明可以感触到诗人的达观、潇洒的胸襟。
《记承天寺夜游》表达的感情是微妙而复杂的，贬谪的悲凉，人生的感慨，赏月的欣喜，漫步的悠闲都包含其中。作者“解衣欲睡”的时候，“月色入户”，于是“欣然起行”，月光难得，不免让人欣喜。可是没有人和自己共同赏月，只好去找同样被贬的张怀民，这里面有多少贬低的悲凉与人生的感慨呀!两人漫步中庭，又是悠闲的。自比“闲人”，则所有意味尽含其中。对澄澈透明的美妙的月色作了生动 形象的描绘，透露出作者在贬低中虽感慨幽微，而又随缘自适，自我排遣的特殊心境。表达了作者对月光的爱慕 抒发了作者自解、自矜、自嘲,对自然生活的向往与欣赏，和用与“闲人”相对的“忙人”（朝廷官员小人）的鄙夷与讽刺。
这是苏轼的一首名词《卜算子》。现在通行的各个版本的词选中都有一个小序：“黄州定慧院寓居作。”据史料记载，此词为公元1083年（神宗元丰六年）初作于黄州，定慧院在今天的湖北黄冈县东南，苏轼另有《游定惠院记》一文。由上可知这首词是苏轼初贬黄州寓居定慧院时所作。被贬黄州后，虽然自己的生活都有问题，但苏轼是乐观旷达的，能率领全家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渡过生活难关。但内心深处的幽独与寂寞是他人无法理解的。在这首词中，作者借月夜孤鸿这一形象托物寓怀，表达了孤高自许、蔑视流俗的心境。
此词还有一个另一种说法。据《宋六十名家词·东坡词》载，此词还有一序，讲的是一个美丽而凄凉的故事。摘录如下：惠州有温都监女，颇有色。年十六，不肯嫁人。闻坡至，甚喜。每夜闻坡讽咏，则徘徊窗下，坡觉而推窗，则其女逾墙而去。坡从而物色之曰：“当呼王郎，与之子为姻。未几，而坡过海，女遂卒，葬于沙滩侧。坡回惠，为赋此词。
逼格好高。。。。。
结束黄州谪居赴汝州团练副使
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由黄州贬所改迁汝州 团练副使，赴汝州时经过九江，与友人参寥同游庐山。瑰丽的山水触发逸兴壮思，于是写下了若干首庐山记游诗。《题西林壁》是游观庐山后的总结。
这首纪游词，是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在赴汝州（今河南汝县）任团练使途中，路经泗州（今安徽泗县）时，与泗州刘倩叔同游南山时所作。这首词，色彩清丽而境界开阔的生动画面中，寄寓着作者清旷、闲雅的审美趣味和生活态度，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无尽的遐思。
宋神宗死高太后执政后返京
苏轼的好友王巩（字定国）因为受到使苏轼遭杀身之祸的“乌台诗案”牵连，被贬谪到地处岭南荒僻之地的宾州。王定国受贬时，其歌妓柔奴毅然随行到岭南。公元1083年（元丰六年）王巩北归，出柔奴（别名寓娘）为苏轼劝酒。苏轼问及广南风土，柔奴答以“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听后，大受感动，作此词以赞。
《惠崇春江晚景二首》是苏轼于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在汴京（今河南开封）为惠崇所绘的《春江晚景》两幅所写的题画诗。一说此诗作于江阴。
杭州知府时期
这首诗是诗人写赠给好友刘景文的。诗的前两句写景，抓住“荷尽”、“菊残”描绘出秋末冬初的萧瑟景象。“已无”与“犹有”形成强烈对比，突出菊花傲霜斗寒的形象。后两句议景，揭示赠诗的目的。说明冬景虽然萧瑟冷落，但也有硕果累累、成熟丰收的一面，而这一点恰恰是其他季节无法相比的。诗人这样写，是用来比喻人到壮年，虽已青春流逝，但也是人生成熟、大有作为的黄金阶段，勉励朋友珍惜这大好时光，乐观向上、努力不懈，切不要意志消沉、妄自菲薄。
苏轼的《赠刘景文》，是在元祐五年 (1090)苏轼在杭州任知州时作的。《苕溪渔隐丛话》说此诗咏初冬景致，“曲尽其妙”。诗虽为赠刘景文（苏轼赠此诗时，刘季孙已58岁了，难免有迟暮之感）而作，所咏却是深秋景物，了无一字涉及刘氏本人的道德文章。这似乎不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实际上，作者的高明之处正在于将对刘氏品格和节操的称颂。不着痕迹地糅合在对初冬景物的描写中。因为在作者看来，一年中最美好的风光，莫过于橙黄橘绿的初冬景色。而橘树和松柏一样，是最足以代表人的高尚品格和坚贞的节操。
这首词是公元1091年（宋哲宗元祐六年）春苏轼知杭州时，为送别自越州（今浙江绍兴）北徙途经杭州的老友钱穆父（名勰）而作。全词一改以往送别诗词缠绵感伤、哀怨愁苦或慷慨悲凉的格调，创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议论风生，直抒性情，写得既有情韵，又富理趣，充分体现了作者旷达洒脱的个性风貌。词人对老友的眷眷惜别之情，写得深沉细腻，婉转回互，一波三折，动人心弦。
惠州时期
绍圣三年(1096)作于惠州，此题下有两首，这里选第二首。岭南两广一带在宋时为蛮荒之地，罪臣多被流放至此。迁客逐臣到这里，往往颇多哀怨嗟叹之辞，而东坡则不然，他在这首七绝中表现出他素有的乐观旷达、随遇而安的精神风貌，同时还表达了他对岭南风物的热爱之情。
这首词创作于作者晚年，属悲秋之作。绍圣元年（1094年）迁惠州后，苏轼于绍圣二年（1095年）七月痔疾发作，八九月间始愈，时已至深秋，与此词所写景色相合。此词或作于此时。全词融悲自然之秋、悲生命之秋和悲心境之秋为一体，风格悲凉凄婉，情感沉郁缠绵，富有感染力。它硬语盘空，借秋日病愈，抒发了官场坎坷、世路沧桑的感叹，流露出风烛残年的悲伤。作者一生多舛，几遭贬谪。这时，曾经骄傲的才子，回望一生漂泊，秋风中过往的淡然、坚定、洒脱似一一看穿。这时的他褪去了才子的傲然，伤得真切。全词悲切中又有作者一如既往的旷达，也表达了作者对坎坷一生的无谓态度，在伤感中放任心性的情感，哀而不伤。
这首词明为咏梅，暗为悼亡，是苏轼为悼念毅然随自己贬谪岭南惠州的侍妾朝云而作。词中所描写的惠州梅花，实为朝云美丽的姿容和高洁的人品的化身。
儋州及回途时期
绍圣元年（1094年），宋哲宗亲政，蔡京、章惇之流执掌朝政，专整元祐旧臣；苏轼更成了打击迫害的主要对象，一贬再贬，由英州而至惠州，最后远放儋州，前后七年。直到哲宗病死，才遇赦北还。这首诗，就是元符三年（1100年）六月自海南岛返回时所作。
1101年三月，苏轼由虔州出发，经南昌、当涂、金陵，五月抵达真州（今江苏仪征），六月经润州拟到常州居住。《自题金山画像》是苏轼在真州游金山龙游寺时所作。作此诗时，是苏轼去世前两个月，作者已年逾花甲，堪堪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回首自己的一生，几起几落，失意坎坷，纵然有忠义填骨髓的浩瀚之气，也不得不化为壮志未酬的长长叹息。作者只能慷慨悲歌，自叹飘零。接下来的“身如不系之舟”指自己晚年生活的飘泊不定，抒写羁旅漂泊的忧伤情怀。如果仅限于“入乎其内。的抒写人生的苦闷，苏轼也就不成为令人发出会心微笑的“东坡老”。他不会，也不屑在哀愁中沉沦。且看后两句“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一反忧伤情调，以久惯世路的旷达来取代人生失意的哀愁，自我解脱力是惊人的。苏轼认为自己一生的功业，不在做礼部尚书或祠部员外郎时，更不在阀州、徐州、密州（作者曾在此三地作过知府）。恰恰在被贬谪的三州。真是“满纸荒唐言”，然而这位“东坡看”最能够“白首忘机”。失意也罢，坎坷也罢，他却丝毫不减豪放本色，真是不可救药的浪漫。末两句，语带诙谐，有自我调侃的意味，却也深刻地传达了作者此刻的微妙心情。
创作年代不详
全篇写得明白如画却又立意深沉。在冷静自然的描写中，含蓄委婉地透露出作者对醉生梦死、贪图享乐、不惜光阴的人的深深谴责。诗句华美而含蓄，耐人寻味。特别是“春宵一刻值千金”，成了千古传诵的名句，人们常常用来形容良辰美景的短暂和宝贵。
有人评论说：“上瑶台”比喻小人在高位当权；“扫不开”比喻正直之臣屡次上书揭露也无济于事；三四两句以太阳刚落，花影消失，明月东升，花影重映，比喻小人暂时销声匿迹，但最终仍然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从诗人一生仕途坎坷，政治失意的情况来分析，产生鄙视群小，痛恨官场腐败的感情也许是可能的。但诗歌作为文艺作品，它显然不能是生活的实录，它比生活本身应该更概括，更集中，更有典型性，因此，一定要坐实哪一句即喻什么人或什么事，难免会有牵强附会之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