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庄公在位43年，《左传》从鲁隐公元年记起到鲁桓公11年庄公去世，22年中，他的事迹在《左传》中是有许多记载的。他是这段时间内《左传》记载的最活跃的一个人物。
马克思主义认为，分析评价任何作品或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都要从文学创作的实际出发，对文学作品、文学现象进行全面地具体地分析，这样才能作出科学的评价。《左传》严格地说算不上是真正的文学作品，它是一部具有较强文学意味的历史著作。而对于郑庄公这样的历史人物，我们更要以历史的、科学的、公正的态度，从全面的、整体的角度出发，去实事求是地分析，这样才能给其以正确的认识和评价。本着这一原则，不妨先来看一看在《左传》的描写中郑庄公是怎样一个人，然后再分析《郑伯克段于鄢》，看人们对郑庄公的评价是否公允。
首先，在《左传》的有关描写中，郑庄公是尊王崇礼的。他的一些作为在当时王权日趋衰落的形势下是很受时人称许的。鲁隐公8年，郑庄公因周天子久已废弃了对泰山的祭祀，就想用泰山旁的初地交换鲁国的许田（鲁桓公元年），为此事又增加玉璧给鲁国，才换得许田，以便祭祀周公。可见郑庄公是很重礼仪的。
鲁隐公5年，郑庄公到周都朝拜周天子，周桓王不加礼遇。鲁隐公7年秋，又通过齐人朝王，《春秋》称其“礼也”。
鲁隐公10年，“宋公不王。郑伯为王左卿士，以王命讨之。”夏5月，郑、鲁、齐攻宋，郑连战连捷，但却将占领的宋之领土全部都给了鲁国。《左传》说：“郑庄公于是乎可谓正道矣！以王命讨不庭，不贪其土以劳王爵，正之体也。”
鲁桓公5年，“王夺郑伯政，郑伯不朝。秋，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结果大败王师并射中了周桓王的肩膀。郑国大夫祝聊请求追击周王，郑庄公说：“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樱无损，多矣！”意思是说，君子都不愿出人之上，我又怎么敢侵凌天子呢！如果能自救使国家不受损失，就不错了。”并且连夜派遣祭仲去慰问周天子及其左右。可见郑庄公是尊王重礼的。
其次，郑庄公具备了当时作为一个出色政治家所必须有的良好素质，但却一直也没有称霸诸侯的野心，更加说明了王权意识、道德观念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郑庄公虽然尊王崇礼，但并不因循守旧。他的某些行为体现了人们对于主道和礼仪制度的新认识。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郑庄公所活跃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的春秋时期。这是一个由宗法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王权衰落、诸侯争霸、宗法制度崩溃、伦理道德沦丧，各种礼仪制度及社会风俗也都遭到了严重破坏。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就父杀兄、盗母偷婶、背信弃义，统治阶层中的一些腐朽荒淫者真是无所不为。生活主这样一个现实环境中的郑庄公也难免受到影响。比如鲁桓公2年春，宋臣华父督因见孔父之妻美丽，于是就杀了孔父占有了他的妻子。宋君疡公不满此事，华父督就又杀了疡公。
对于像华父督这种杀人夺妻又轼君犯上之人，当时的诸侯们并没有作出任何反应。相反，齐、鲁、陈、郑、等国却都由于接受了贿赂而一起扶持建立了华氏的政权。鲁国还把接受的贿赂——从宋国取得的部国的大鼎，公然摆放到太庙中，说明当时人们的道德意识已是衰落到了顶点。在这种现实环境中，郑庄公头脑中的传统观念也难免受到冲击。
又比如鲁桓公6年，北戎伐齐，齐侯乞师于郑。郑派太子忽帅师救齐。“六月，大败戎师，获其二帅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献于齐。”当时其他诸侯国也都有兵来救齐，但只有郑师有功。齐侯送来慰劳品，让替周王室主持礼仪的鲁国人分发，而鲁国却按周天子封爵的次序把有功的郑国排在了后面。这种恪守等级差别秩序的守旧做法引起了郑庄公的不满，所以才引发了后面郑与鲁郎地之战。周王两次夺郑伯的权，郑伯也都作出了相应的反应，说明，郑庄公的思想认识上虽有较浓厚的尊王崇礼的传统观念，但却不墨守成规。他的思想行为同样也打上了时代的印记，客观上反映了当时王权意识的衰落。
从上面对郑庄公形象作的全面分析，可以看出，郑庄公的思想行为虽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但他基本上还是一个具有较强传统道德观念的人物。他是尊王重礼的。当然，尊王守礼是当时统治阶级用来评价人物的是非标准，它所依据的也是统治阶级的政治观和道德观，这是我们阅读《左传》时所必须注意分析和批判的东西，不能作为今天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但是它却可作为我们认识人物性格的依据，对全面分析和评价历史人物有重要作用。 中国人素来崇尚智慧，热衷谋略。所谓“攻人以谋不以力，用兵斗智不斗多”，正是这一文化传统的形象写照。因此，历史上凡在政治上有所建树的人物，其最大的特色必定是政治智慧超凡入圣，谋略运用炉火纯青，风风雨雨等闲而过，把握主动永不言败。春秋初年的郑庄公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之一。
郑庄公在历史上的最大作为，是通过各种手段使西周末期才立国的小小郑国，在春秋初年率先崛起，“小霸”天下。当然，在今天看来，这点儿事功也算不得惊天动地，可歌可泣。但若从郑庄公所作所为所体现的政治技巧来考察，就不能不让人对他表示佩服了。
郑庄公政治智慧的高明，表现之一为遇事能忍。苏轼《留侯论》有云：“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郑庄公就是这样的人。当他的母亲姜氏与胞弟叔段串通一气，给他多方制造麻烦的时候，他能做到隐忍不发。叔段想占好的地方，他就把叔段分封到京地；叔段贪欲不足，大修城邑，图谋不轨，他也装出一副漫不经意的样子，忍下一时之气。
郑庄公政治智慧的高明，表现之二为出手能狠。郑庄公在胞弟逼宫问题上的隐忍，在周桓王打击面前的退让，说到底不是单纯的隐忍或退让，而属于韬光养晦，后发制人。他不曾马上实施反制，是他不愿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过早地和对手摊牌。所以，郑庄公在隐忍的同时，私底下一直在作充分的准备，以求一招制敌。可笑的是，他的对手却对此茫然无知，把郑庄公的克制隐忍、妥协退让误认为是软弱可欺，于是乎步步进逼：叔段动员军队企图偷袭郑国国都，周桓王大举起兵进犯郑国纵深之地。谁知他们忘乎所以的举动，恰好为郑庄公痛下决心全面反击提供了机会，在有充分准备的前提下，他予对手以迎头痛击：“克段于鄢”，一举端掉国内动乱的祸根；战于长葛，用新型的“鱼丽”阵法杀得周室联军人仰马翻，落花流水，连周桓王本人也中箭负伤。可见，不出手则罢，一旦出手，就又准又狠，雷霆万钧，摧枯拉朽，给对手以毁灭性的打击。这也是郑庄公战略意识高度成熟的显著标志。
郑庄公政治智慧的高明，表现之三为善后能稳。孔子说“过犹不及”。真正高明的战略家对战略目标的设定都是非常理智的，决不会在胜利面前头脑发热，忘乎所以，而是能注意掌握分寸适可而止，见好便收，用现代的话讲，就是能做到“有理，有利，有节”。郑庄公在这方面的作为，同样可圈可点。当挫败叔段的叛乱阴谋、迫使他逃窜共地后，郑庄公便不再追击，因为他知道，叔段此时已惶惶似丧家之犬，实在不值得继续花功夫去对付。
郑庄公的政治智慧与战略意识却依旧让今之读史者叹服。的确，从更深的层次进行考察，我们不难发现，遇事要忍，出手要狠，善后要稳，又何尝不可以成为今天从事国际战略角逐的有益借鉴。 《春秋时期盟誓研究》批评郑庄公，理由有二：
一、郑庄公明知段图谋叛乱，却故意纵容他，让他的罪行发展下去。等他举兵谋叛时，再一举将他铲除。反映了郑庄公的阴险狡诈。
二、郑庄公对母亲姜氏假仁假义。他把姜氏赶出宫外，还发出“不及黄泉，无相见也”的誓言，反映了他的冷酷无情，等到颖考叔来谏，他又假惺惺地“阔地及泉”迎回姜氏，说明了他的虚伪。
这些意见表面上看起来很有道理。但是，在全面了解了郑庄公的性格特点后，仔细分析全文，它们似乎又有站不住脚的地方。文中开头即说：“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巫请于武公，公弗许。”‘可见庄公和段虽是一母同胞，但出生后的待遇是不一样的。庄公是在完全没有母爱的环境中长大的。 郑庄公英雄一世，但也有两个重要的政治失误。
一个重要失误是生前没有对太子忽（即郑昭公）之位作出妥善安排，以致自己一死，郑国立即陷入昭公和厉公（公子突）之争，使郑国形成两君并立的混乱局面，为害甚久。
另一重要失误是重用高渠弥，这为郑国留下了严重后患。前695年，庄公想立高渠弥为卿，时为太子的昭公反对，庄公不听，执意用高渠弥任大臣。及昭公为君，高渠弥害怕昭公借机杀己，便乘跟昭公出城打猎之机，射杀昭公，并与权臣祭仲合谋改立昭公弟子亹为君。
郑庄公在位四十三年，于公元前701年病逝。郑国亦由盛转衰。
毛泽东的眼中
毛泽东一生对历史上很多帝王级别的人物，都有过独到认识和高度评价。他认为商纣王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推崇曹操是“封建统治阶级中有数的杰出人物”，佩服刘邦是一位“高明的政治家”，称赞朱元璋具有“卓越的谋略和胆识才气”，但翻遍毛泽东所有读书文集，能够被他称作“很厉害”的人物，却只有春秋初期的郑庄公和汉高祖刘邦。
1959年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曾说：“春秋时候有个郑庄公，此人很厉害。”历史上名号响当当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也不过被毛泽东用“略输文采、稍逊风骚”一笔带过，而名号一般的郑庄公，却能出人意料的成为毛泽东眼里的“厉害”人物，并冠之以“很”，让人匪夷所思。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这是因为郑庄公当年“在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中都很懂得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