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性善说”和
荀子的“
性恶说”在立论基础、所属内涵、对学说中“善”的引用的来源不同以及对实践理解的不同是形成这两种相对立的人性学说的原因所在，且这两种学说在现在看都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关于人性的讨论在
中国哲学史上由来已久，且总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分歧和观点，其中孟子的“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说”都是关于人性两个完全对立的观点，这两种学说产生分歧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一、孟子“性善说”与荀子“性恶说”的理论分歧的产生原因（一）立论基础不同。孟子是以人的社会道德属性作为其“
性善论”的立论基础，他认为
告子提出的“生之谓性”实际上抹杀了人与动物植物的不同之处，在他看来，人性就是人不同于动物之处，与纯自然的动物性不同，人性更多的是与人的社会属性相关，进而达到道德层面的本性之意，并最终可以将人性归结为人道。孟子性善论的核心是他的“良知说”具体表现为人人皆有的“四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而荀子则是以人的自然属性作为立论的基础，以人的本能为性，他将其划分为“感官本能、生理欲望、心理反应”三大部分。立论基础的不同是两种理论的根本区别所在。（二）内在含义不同。孟子认为人性是“天所与我者”，“我固有之”，“人皆有之”，即对应的超越义、内具义、普遍义，他眼中的人性是人们先天所有的，是不可改造的。荀子则说“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性者，本质材朴也”，即对应的自然义、生就义、_朴义，并且这些人性是可改造的，而且鼓励人们对其加以改造是人性更具有社会意义。（三）善的来源不同。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也就是善是人本天生具有的，不必加以后天改造生成。而荀子则不同，他鼓励对人性进行后天改造，经过改造的人性就不再是真正的人性，而是“伪”。伪的本意是“人为”，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善”是后天环境和教化学习的结果，“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才，谓之伪” 。先天赋予的“性”和后天学事的“伪”是一对矛盾，要解决矛盾通过“化性起伪”，就是通过学、事而改变“性”。“性”和“伪”是对立统一的，“无性则伪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只有做到“性伪合，然后圣人之名一” 。（四）实践的解释不同。孟子由性善论得出“人皆可以为
尧舜”，荀子则得出“涂之人可以为禹” 的结论，不过两者看似一致，却有着内在的不同之处。其一，道德实践的目的不同，孟子主张修善的核心是“扩而充之”，找回失去的善端；而荀子则认为修善是为了除掉人的恶性，人为地去培养善心，即“化性而起伪”。其二，道德实践过程的不同，孟子认为修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找回善心，因而主张顺着人性扩充；荀子则认为修善的主要目的是要除掉恶性，建立善性，因此主张逆着人性去修善。二、孟子“性善说”与荀子“性恶说”的历史局限性孟子在论证善的来源时并没有具体而严密的逻辑论证，只是假设了一种特殊情形，来分析人们当时的心理反应。其中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人们对掉入井中的儿童有一种内心的伤痛和急于相救之情。孟子认为这种感情是发自内心的，即使小孩也会有同感，由此他得出了“性善说”。但是毫无疑问大多数人在这种情景下都会有这种感情，并不能确定一定是所有人都有那种急救之情，而且或许那种感情也已经经过了社会环境的影响，有了混杂因素，不再是人纯真的本性等等。荀子根据情、性、欲中之恶者而说人性本恶。认为善乃来自“伪”或后天人为的教养、修养。人性的表现是饥饿了想要吃饱，冷了想要取暖，累了就休息，这些都是人的情性。桀纣这些人都是顺从自然人性任其发展，结果就贪图享乐，所以说是人性恶的。但实际上荀子并未主张人性全恶，他承认伪所完成的善亦在于人的先天基础。第一，荀子承认人生而有心，而善恶基本上是内心的抉择，心是道理的主宰，心主宰做到有理有节，虽然欲多却不会有损道的。第二，荀子也承认人之心生而具备善质，好利以外同样好义。义与利是人共同具备的，虽然尧舜不能去除人们的好利之心，但可以使好利之心不胜过于好义之心。虽然桀纣不能去除人们的好义之心，却使民众好利胜过好义。然而尧舜那些人为何能“化性起伪”，摒弃那些恶因，却是荀子所不曾考虑的。此外，孟子和荀子都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不足之处。他们都想把人性说解释为超阶级的，但却又跳不出这个阶级的
怪圈，不论是孟子的“人皆可以为尧舜”还是荀子的“涂之人可以为禹”，都只是
地主阶级的人性说而已。孟子讲性善只有君子圣人才能保持，荀子讲性恶也只有君子圣人才能去除，他们关于性善性恶的标准也只是
统治阶级的标准。所以在孟子荀子眼中，或者应该说是思想深处，阶级的色彩是无法退去的。来源：知识文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