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中国只能自己养活自己
而随着人口的增加，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耕地”这个话题日益沉重。从1996年12月31日的19.51亿亩，到2001年的19.14亿亩，再到2007年的18.26亿亩，耕地一年年地减少，已经迫近18亿亩红线，也迫近我们的心理防线。
虽然中国现有土地面积居世界第三位，但是人均土地面积仅及世界人均土地面积的1/3；耕地面积列世界第二位，而人均耕地排在世界第67位。全国耕地后备资源总潜力约为2亿亩，但水、土、光、热条件比较好的只有40%，能开垦成耕地的只有8000万亩。
中国人均耕地只有1.43亩，为世界人均耕地的27.7%，为美国的12.8%，为印度的45.5%。一些省(市)人均耕地已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0.8亩警戒线。在全世界26个人口超过5000万的国家中，中国人均耕地量仅比孟加拉国和日本略多一点，排在倒数第三位。
为保证中国粮食安全，并为世界粮食安全作出努力，在1996年讨论粮食安全问题的罗马会议上，中国政府承诺粮食实行基本自给的方针，进口量不超过国内需求量的5%。因此，未来中国只能自己养活自己。
《中国扶贫》：耕地危机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会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哪些影响？
杨金贵：耕地减少、弃耕增多、沙漠化严重这是耕地危机的突出表现。面对人多地少的特殊国情和人增地减的发展趋势，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土地资源的危机将突出表现在耕地上。因为土地既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基本要素，未来一个时期，随着人口增长，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不可避免还要占用大量土地。
当有一天，农民都要买粮吃的时候，我们谈什么经济安全？耕地减少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突出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粮食安全。发生于2006至2008年间的全球性粮价飞涨在一些国家引发了暴力示威和社会动荡，尽管这场粮食危机眼下因全球经济下滑导致高企的粮价有所回落而缓解，但危机仍有可能会再发生。根据预测，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90亿，农业生产必须增加70%才能满足新增人口的需求。对于我们这个人口大国来说，吃饭始终是头等大事。民以食为天，这个天到底能不能撑住，首先取决于有没有足够种粮的土地。一个国家的吃饭问题不能攥到别人手里，耕地资源无疑是中国粮食安全的生命线。在农业生物技术没有取得重大突破的前提下，只有守住一定数量的耕地，粮食安全才有基本的资源基础，才不会受制于人。
社会安定。耕地既是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基本的社会保障。失去耕地的农民就意味着失去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在河北省林润良黑恶团伙二十多名涉案疑犯中，近一半为无业人员，还有下岗工人、农民等。在吉林省展文波涉黑案件中，被检察机关起诉的19名犯罪嫌疑人中，无业者、农民、单位司机等人员占了2/3。如果把不住土地闸门，大量占用耕地，让千万农户甚至更多农民失去耕地，丢掉饭碗，成为“三无”人员，社会就不稳定，政治就不安全。
生态环境。耕地是最好的绿地，在有机物质生产、维持大气中二氧化碳和氧气的平衡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和价值。大量占用耕地不利用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遗患子孙后代。
轻工业尤其是纺织业原料来源。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产值占轻工业产值的50%－60%；农业特别是种植业为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积累了巨额资金，新中国成立以来种植业的生产积累约占国民经济总积累的1/4－1/3。
通货膨胀。容许耕地大量转为建设用地，将会引起某些行业和地区的盲目投资与低水平重复建设，从而引发投资过度增长，相关能源和原材料供应紧张，货币信贷增长加快，物价水平上升，导致通货膨胀，甚至最终导致国家金融系统瘫痪等威胁国家经济安全的情况发生。
因此耕地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农村问题，也不是单一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必须得到我们的重视。
土地流转应尊重农民意愿
《中国扶贫》：国家保护耕地与农民提高收入、与城市化进程，两组关系的双方是否存在矛盾？为什么？
杨金贵：国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原有城镇需要调整产业结构，进行现代化建设和旧城的更新改造。新城市的建立和老城市的扩大是中国整个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实现现代化的客观表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诚然，城市化需要占用土地，然而这和节约用地、农民增收本身并不矛盾，相反，应该是互为促进才对。
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必然带来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住房等一系列用地问题，因此城镇化必然要占用土地。但是，从理论上讲，城镇是较农业用地更为集约的土地利用形式。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如果说能够顺利将农村的居住建设用地置换出来，应该说城镇化非但不会增加建设用地规模，相反还会节约用地。众所周知，城市的首要特征是密集性，城市规模越大，人口密度越高，单位土地的人口和产出密度也越高，对土地的利用自然就越集约。
同样，城镇化和工业化意味着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被创造出来，在加强农村人力资源培训的基础上，可以更多程度的解决农村就业问题，更好的解决农民增收的问题。
杨金贵：在管理体制下，政府掌握了土地规划权，也掌握了对土地要素的行政配置权。因此，政府垄断是造成供地紧张和土地浪费的根源。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土地作为最主要的资源和要素，越来越受到各级政府的青睐。
地方政府通过低价征用农民的农用地，通过土地的“农转非”，垄断大量的土地资源，放入政府“土地储备中心”，集中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地方政府出让一块土地，就一次性收取50年到70年的土地收益，对农民的补偿每亩只有数千元到几万元不等。巨大的级差收益成为地方财政的重要收入来源，有的地方土地出让金占财政收入的比重甚至高达60%以上。
农民作为土地使用权的所有者对土地的转让根本没有发言权。如何切实保障农民的基本权益，落实农民对土地的产权主体地位，是根本绕不过去的问题。
明晰的产权制度、严格的权限界定，是耕地保护政策制定的核心，除此之外要加强土地使用规划，改革现有土地审批制度，落实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尤其是基层行政单位对土地使用的保护；要加大对土地使用的监管力度，加大对土地违法案件的惩治力度，加大土地使用宣传，增强危机意识，尤其要保护好基本农田；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就是划定我们的“饭碗田”，就是“生命线”之所在。
同时，推进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应该建立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尊重农民，最重要的是保证农民从中获得稳定收益，这需要政府制度规范保障。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建立农民承包经营权市场，已经为农地承包经营权的有序规范流转指明了方向，各地方政府应该充分学习中央精神，并将其落到实处。
千方百计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
《中国扶贫》：农民是解决耕地危机的主体因素之一。您认为国家应如何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增加种粮补贴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吗？
杨金贵：解决耕地危机，虽然说农民是土地的主人，但更重要的需要政策的扶持和政府的引导，增加种粮补贴只是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因素之一，并不能彻底解决农村问题。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我以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国家应该稳定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农资是生产的源头，农资价格上涨，势必增加农业生产成本，影响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同时也会造成来年农产品价格的上扬。应该根据化肥、农药、种子实际生产成本，制定统一销售价格，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加价销售，一经发现，从严处理。
第二，提高粮食收购价格，保证农民利益不受侵害，粮食收购价格应与国际市场接轨。据有关媒体报道，作为全球大米贸易价格基准的泰国大米批发价格已从每吨580美元暴涨到760美元，而中国晚籼米零售价每吨仅为480美元左右，粮价上升空间大。
第三，出台相关政策限制土地抛荒。随着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随着而来的除了城市压力增大之外，农村耕地弃耕的现象也日益明显，国家应该对土地弃耕采取一定措施，譬如引导经营权流转，这样，即可避免责任田抛荒现象，又可增加国家粮食产量。
第四，狠抓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业设施的管理和保护。
第五，加大对农民的技能培养，积极引导广大农民科学种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积极引导、指导农民科学运用现代化技术手段不断提高粮食作物产量。
另外发达国家除了在税费、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给予优惠，以减少生产成本外，还积极引导农户从事与农产品相关的非传统农业产业，通过延长农产品的产业链，来扩展农户的经济收入。如在美国俄亥俄州，早在1992年就有超过40%的农民从事非耕作经济活动，51%的农民已不把农业作为他们的首要职业，农民跳出耕地的束缚，通过其他途径增加经济收入，因此，中国应重视对延长农产品产业链的研究，制定出相应的优惠政策，鼓励农户发展相关的非传统农业产业。
《中国扶贫》：在既定国情下，可不可以畅想一下未来中国农民生活的理想模式？
杨金贵：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农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预见，未来十年，中国的农村生活，城乡差距逐渐缩小，农民受教育不断增加，科技普及程度不断增强，农村成为城市人向往的生活空间。正如罗杰斯所说“未来10年至15年中国的农民最富有。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农民会乐于种地，他们在每公顷土地上的投入会有很丰厚的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