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个回答 2009-10-20
[前言]语文教材是语文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的物质体现形式，以具体的内容和直观的形式体现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的指导思想，是依据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编订的。语文教材有泛指、特指和专指三种不同的概念。泛指对人的语言文字修养产生影响的一切书面的、非书面的语言材料。特指根据语文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编写的，供语文教学中师生使用的材料，包括教科书、习题集、练习册、教学挂图、音像教材、教学软件、选修教材、教学指导书、教学参考书等。专指在上述的语文教材系列中占有特别重要地位的语文教科书，即课本。
一、语文教材的功能和要素
（一）语文教材的功能。语文教材具有德智启迪，语文历练，语言积累，知识扩展等功能。
1、德智启迪。德，主要指思想品德修养，包括对国家、民族、社会、自然、事业、他人的正确认识和爱憎分明的感情，以及基于这种认识和感情所产生的坚定的、纯正的、高尚的行为。语文教材中的选文都反映着作者鲜明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审美观。教学这样的语言作品，学生的思想品德修养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智，主要指智力，其核心是人的思维品质。典范的语言作品，总要反映出作者观察的敏锐、分析的精辟、推理的周密、想象的新奇、联想的丰富、表达的巧妙等等。教学这样的语言作品，学生的智力会得到开发，有助于磨砺其思维品质。
2、语文砺练。叶圣陶在论述语文教材的功能时说：“国文教学的目标，在养成阅读书籍的习惯，培植欣赏文学的能力，训练写作文字的技能。这些事不能凭空着手，都得有所凭借。凭借什么？就是课本或选文。有了课本或选文，然后养成、培植、训练的工作得以着手。”[1]知识可以传授，能力必须训练，而且是反复的训练。语文教材的作用就是语文砺练的凭借。
3、语文积累。包括语言的积累和文章结构模式的积累。我国古代，读书很注重诵读和背诵。要学习写诗填词，除了要熟悉诗词的格律知识外，还要诵读大量诗词名作，其中有些要熟读成诵。学习写文章也要选择一些优秀作品反复诵读。对于这种“苦功夫”，曾经被贬斥为“死记硬背”，现在看来并不尽然。熟读、背诵一部分名篇佳作，作用在于通过记诵，使自己语汇丰富，知识渊博，并掌握大量的结构技艺。日后提笔作文，在文思泉涌的时候，许多与自己要表达的内容十分贴近、十分合宜的字、词、语、句和结构方法，便会不断地浮现出来，供你选择，供你运用。记忆是思维和想象的材料。缺乏记忆的头脑就像干涸的池塘，不会有任何有生命力的事物产生。
4、知识扩展。学生获取知识的途径，概括起来不外乎两条：一条是社会生活，一条是学科学习。即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后者是学生获取知识的主渠道。语文学科既有关于语文的知识，又有通过优秀作品传递出来的关于社会和自然各个领域的百科知识，往往更为鲜明、生动，能激起学生强烈的感情，留下深刻的印象。如《鸿门宴》中的人物活动，《导弹自述》中的核裂变原理等。
（二）语文教材的内容要素。现代语文教材的内容有四种要素构成：范文系统，知识系统，实践活动系统，助读系统。
1、范文系统。范文即课文，是语文教材的主体，是精心选择的文质兼美的典范文章。范文系统的主要作用是示例作用和凭借作用。范文提供读写听说的范例，饱含丰富的思想感情，展现语文知识和语文能力，展示自然美、社会美，构成了琳琅满目的美的世界。传授语文知识，训练语文能力，开拓学生视野，养成学习语文的良好习惯，进行思想教育，培养审美情趣等，都要以范文系统作凭借。
把范文作为教科书的主体内容，并使之形成一个独立的系统，这是语文教科书区别于其他学科教科书的一个鲜明特点。其他学科的教科书，大都以知识系统为主体，并辅之以作业系统。只有语文学科必须以范文系统为主体，作为消化知识、训练能力、发展思想、扩展视野、涵育情感的凭借。知识系统、作业系统等，都是辅助系统。因此，尽管旧式的“文选型”语文教科书被人指出过许多弊端，但至今“文选”仍然是中学语文教科书的主体，选编优秀的语言作品为范文仍然是教科书编制的最重要的工作。
2、知识系统。中国古代的语文教学是不专讲语文知识的，需要的地方由教师随机点拨，文章评点就是点拨的一种方法。把语文知识列入语文教材，始于1935年夏丏Miǎn尊、叶绍钧合编的《国文百八课》[2]，其作用是服务于读写训练。新中国建国后的语文教材中，加强了语文知识教学，逐步形成了知识系统。大致包括读写听说知识，汉语知识（即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等方面的知识），文体知识，文学知识（即初步的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鉴赏的知识）等四个主要领域。提高了语文知识在语文教学中的地位，由“服务”变为“辅助”。教学方法强调精要，好懂，有用。《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把语文知识简化为“语法修辞知识要点”，包括词的分类、短语的结构、单句的成分、复句（限于二重）、常见修辞格等5项。
关于语文知识在教材中的地位和语文教学中的作用，有过较多的争论和实验。1984年张志公指出：“要加紧研究有关说话、读书、写文章的科学的知识系统，把教学这些知识和运用这些知识于指导听说读写的实践活动，科学的组织起来。”并且设想：“进入初中之后，应当并且完全可以像其它各门学科一样，以系统的理论知识为先导，并以知识系统为序，组织全部语文课。”[3]把语文知识提高到了指导地位，主张把语文课变为理论指导下的实践训练过程。有些语文工作者也进行了这方面的实验，但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效。有些学者认为，语文课是能力课，而不是知识课。最终是要学习一种能力，而不是学习一套知识。理论知识可以指导实践训练，但不能代替实践训练。语文课中学习语文基础知识的根本目的，是要更有效地提高读写听说的能力，必须同语言运用的实际密切结合。这是一个需要继续探讨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3、实践活动系统。语文能力的培养要靠语文实践，学生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动口、动手、动脑。这种与范文系统、知识系统相配合的动口、动手、动脑的实践，就是语文实践活动。实践活动要有目标，有计划，有指导。按照一定的目标有计划地设计出一系列“活动”的内容和方法，便构成了教科书中的实践活动系统。在语文教材中的表现形式主要有各种各样的练习题，或者与教科书相配套的练习册。有关于范文阅读的，有关于知识的消化与运用的，有关于语言表达的。实践活动系统有助于教师检测教学效果或学生自测学习效果，有利于学生消化、巩固已经学过的知识，并通过实践形成和发展自己的能力。
4、助读系统。助读材料，就是教科书编者对整套书、一册书、一个单元、一篇课文的学习目的、学习要求、学习重点难点、学习方式方法等，所作的说明、提示或注释。过去，这些内容大都编在教学参考书或教学指导书里，只是提供给教师作参考的。现在，大都把其中应当让学生事先了解的那部分内容提取出来，编进了教科书中，成为助读系统。助读系统的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养成学生的自学习惯；二是使该教科书的采用者明白教学的统一要求，作为教学参考；三是助读材料中的某些重要提示往往体现科研、教研新成果或先进的教育思想，可以促进语文教学改革。
二、语文教材的发展
当代美国心理学教育学家布鲁纳说：“首要的最明显的问题是怎样组织教材，使它既能由普通的教师教给普通的学生，同时又能清楚的反映各学科的基本结构。”[4]教材的基本功能，就是能使普通的教师交给普通的学生。各个时代各个国家都非常重视教材的编写和使用。
（一）古代语文教材。我国古代语文没有单独设科。就教育功能来看，识字课本和文选属于语文教材的范畴。
我国古代的识字课本最具代表性的是“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基本特点就是集中识字和韵文化。后来发展到用诗歌选读兼作识字课本，如南宋刘克庄编、明末清初王相选注的《千家诗》，清·孙洙编的《唐诗三百首》等。
汉以后，文选之风渐盛。如南朝梁·萧统的《昭明文选》，宋·真德秀的《文章正宗》，谢枋得的《文章轨范》，吕祖谦的《古文关键》，楼肪的《古文标注》，清·吴楚材、吴调侯的《古文观止》，姚鼐的《古文辞类纂》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古文观止》，时间跨度2000余年，选文200余篇，平均十年一篇好文章，堪称文章典范。
（二）近代语文教材。自1904年语文单独设科以来，教育界人士在教材理论和教材编写上进行了种种探索和尝试，编制了多种教材，仅中学语文教材就有100余套，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
到30年代，语文教材编写中出现了一种明显的趋势，就是在原来的文选本和文选评注本的基础上，有计划的编进了语文基础知识和练习设计的内容。其中有两套教材，这种特点最明显，对后来的影响也最大。
1934年王伯祥编《开明国文读本》[5]，以文选为主，有少量的知识点拨和习作指要。按文体分单元，有记叙、抒情、解释、议论、应用、名著等。各种文体轮番学习，以循环往复使读写能力螺旋上升为目的。其理论可称为“能力螺旋上升论”。
1935年夏丏（Miǎn）尊、叶绍钧合编的《国文百八课》[6]，编辑要旨中说：“编辑旨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想给国文科以科学性，一扫从来玄妙笼统之观念。”结构形式是以文选为主，有较为系统的语文知识和练习设计。按知识和能力点分为108个单元，每单元中将语文知识、范文和练习结合起来学习。以学习范文为主，以提高读写能力为目的，知识服务于范文和练习，其理论可称为“知识服务能力论”。
这两套教材的编写方法和编辑理论，最大成就有两项：一是语文教材变文章选编为单元组合，二是教学方法变课文教学为单元教学。当时采用的教学方法主要是知识短文引路式。(1) 以单元知识引路。主要通过教师讲解，可在读前、读中或读后。指导学生弄清概念，掌握要点，为学生做好学习课文进行训练的知识准备。(2) 以课文为范例。指导学生通过范文的诵读、品味和揣摩，学习语文知识和能力。为了与语文知识相配合，课文可古可今，可中可外，可选可编。（3）以练习为用。通过练习让学生把学到的语文知识和能力转化为实际应用能力。这是实现科学理论指导下的读写听说训练的有效途径。这种编写方法和编辑理论，为新中国建国后的语文教材编写奠定了基础，是现代语文教材的雏形。
（三）建国以后的语文教材。建国以后的语文教材建设，是一个全面探索、曲折发展的过程。自新中国建立至改革开放时期，共编写五套统编语文教材。
1、建国初期(1949—1956年)。1950年出版了《小学语文课本》。1951年出版了《初级中学语文课本》(宋云彬、朱文叔、蒋仲仁编)和《高级中学语文课本》(周祖谟、游国恩等编)各六册，1953年作了较大修订。范文主要是文学作品，知识主要是汉语语法。这是我国第一套统编中学语文教材，这套教材反映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清除了旧社会语文教材中的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反动思想内容。就编写理论上来讲，这是“能力螺旋上升论”和“知识辅助能力论”的相互结合，称作“知识的直线形与能力的螺旋形相交叉论”。如图示：
能 力
这是典型的综合型语文教材。其特色是：(1) 阅读、写作、知识三结合。以能力训练为体系，主要培养记叙、说明、议论、抒情四种读写能力，兼顾听说能力。(2) 按文体组织单元，轮番学习，使能力呈螺旋形上升。每册中有重点单元，各年级重点不同，形成小循环。初、高中作一大循环。(3) 知识穿插分布，在单元中配合读写，在全书中自成体系，直线进行。(4)每册中的文言文集中编写。
其中，“语文能力发展的螺旋形”是理解现代语文教材理论的关键，是打开语文教材结构奥秘的金钥匙。迄今为止的语文教育理论，认为语文能力的发展不是直线形的，而是螺旋形的。就听说读写能力来说，虽然听说能力与读写能力的发展有一定的阶段性（特别表现在学龄前时期），但就整个过程来说，是整体掌握综合运用的。就掌握和运用记叙、说明、议论、抒情等不同表达方式的能力来说，也不是像铁路警察那样—各管一段，而是整体发展分层上升的。在学习过程中它们的内容都具有共时性，它们的历时性表现在层面上，而不是表现在内容上。所以语文教材不能按听—说—读—写，或记叙—说明—议论—抒情的顺序，编写成像物理、化学、历史、地理那样分章分节的知识性教材，而是按听说读写及各种表达方式的语文能力综合发展的层次，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段的大循环，每个学段中各个年级是中循环，各个年级和各册课本中都有几次小循环。假如说，学习数理化像直线登山，步步攀升，一章一节前后相连。那么学习语文就像盘旋而上，层层登高，一个单元一册课本都是一个层面。有关调查材料显示，有些教师和学生反映，学习语文的最大困难是语文教材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主要表现在语文课的内容太散，无边无际，没深没浅，学习起来无从下手。和别的学科如数理学科进行比较：学数理像踩着梯子一步步登高，学语文却像掉在海里无目标的游泳，艰辛的劳动不敢期望肯定的效益。甚至有人指出，学语文付出的代价与所取得的收获，就像焚屋得炭，毁船取钉。造成这种情况固然有种种原因，但也不能否认，有些教师没有掌握“语文能力发展的螺旋形”这种教材理论，并有效的指导学生学习，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就这个意义上来讲，只会线形思维的教师教不好语文。
目前，这种教材体系在科学性系统性上仍有很多缺陷。例如记叙、说明、议论、抒情等能力训练，在小循环和大循环中极易重复或疏漏。语文教材不但应该能够反映学科内容的基本结构，而且能够体现教学的过程和方法。为达到这种境界，还需要作很多努力。
2、学习前苏联教育经验时期(1956—1958年)。实行汉语、文学分科教学。1953年12月，中央语文教学问题委员会给党中央提交了《关于改进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报告》：“我国中小学的语文教学，历来都是把语言和文学混在一起教。这样教的结果，不论从语言方面看，还是从文学方面看，都遭到了很大的失败。一般语文教学着重在语言文字的解释方面 ，并没有有计划地教给学生以系统的语言规律的基本知识，所用教材也不适于进行语言教育。其结果是使学生缺乏严格的语言训练，在写作中形成语法、修辞、逻辑上的严重混乱，危害很大。另一方面，一般语文课都不注意文学教育，没有经过文学培养青年的高尚的品格和健康的人生观，也没有使学生得到必要的系统的文学基本知识和文艺欣赏能力。这些事实都说明了语文混合教学的结果是语言教育和文学教育两败俱伤，都不能得到应有的效果。”[7]1956年制订了《汉语教学大纲(草案)》和《文学教学大纲(草案)》，编写了《汉语课本》和《文学课本》。汉语按知识结构编写，科学性强；文学按文学史编写，系统性强。1955年秋开始试教，1956年秋在全国实施，1958年被迫停止。时间虽短，影响很大。是我国第一次有组织、有领导、大规模的探索语文教学的科学性和系统性的尝试，其经验和教训，至今仍值得研究和总结。
这是典型的分科型教材。这种实验以后还在继续。1982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阅读》、《作文·汉语》，阅读和写作以能力训练为体系，汉语以知识结构为体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写了《语文》和《作文》，在部分地区和部分学校开始实验。分科型语文教材的优点是三者各自的系统性较强，教学效果明显。存在的问题是：三者怎样组成一个统一的体系，在教学实践中三者怎样配合，较难解决。
3、“大跃进”时期(1958—1960年)。1958年汉语、文学分科教材停止使用，在既无大纲又无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仓促编写了全国统用的《语文》教材。强调“突出政治”，排斥名家名篇和古典作品，增加了许多不适合教学的政论文，选入很多“大跃进”民歌。使教材内容单薄，语言文字质量不高。而许多省市仍嫌“突出政治”与“联系实际”不够，或者自行砍换，或者另编“乡土教材”，使它愈来愈“政治化”，而失去了“语文”教材的本质。
4、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60—1966年)。1959年开始，遵照中央教育工作会议的精神，以《文汇报》为主要阵地，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关于语文学科的性质、目的、任务和教学方法的全民大讨论。经过充分讨论，对语文学科的工具性、文道关系、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等根本问题，有了比较一致的认识。明确提出了“语文课是工具课”，“反对把语文课上成政治课”和“不要把语文课教成文学课”。在此基础上，1963年教育部制订了《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了十二年制中学语文教材。这是我国第一套能够较好的体现语文学科的基本性质和语文教学的基本规律的综合型语文教材。编写体系是以读写能力为主要线索，按记叙、说明、议论、文言文组成单元，循环往复以求能力螺旋式上升。知识和课文穿插安排，以语文知识辅助课文阅读。
5、“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年)。这个时期废除了全国统编语文教材，由各省市自编。这些教材无一例外的强调语文教学直接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服务。有些地方的叫“革命文艺”或“革命大批判”；有些地方干脆把政治、语文合编，叫“政治语文”。这种状况使语文教学遭受了灾难性的破坏。
6、拨乱反正时期(1977—1986年)。经过拨乱反正，1978年教育部制订了《全日制十年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了全国统用教材。这是建国后人教社编写出版的第五套全国通用教材，对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稳定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82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又编写了《阅读》和《作文·汉语》分编教材，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写了《语文》和《作文》分编教材，在部分地区和部分学校开始实验。许多省市还编写多种各具特色的实验教材。
(四) 改革开放开放以来的语文教材。最重要的改革就是实行一纲多本，将教材引入竞争机制。1986年国务院颁布了《九年制义务教育法》，国家教委颁布了《九年制初中语文教学大纲(初审稿)》，长期沿袭的统编教材一统天下的局面不能适应这种改革的需要了。全国中小学生约1.5亿，沿海、内地、边疆，发展水平各不相同，“千书一面，万校一书”，“不管高矮胖瘦都穿同一号衣服”的教材模式必须改变。国家教委于1986年成立“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决定对中小学教材进行全面改革。组织力量规划编写8套适应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九年制义务教育教材和一套适应农村复式班使用的教材。1989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开始编写三年制《初中语文》教材和四年制《初中语文》教材(实验本)。其它实验教材如上海的面向经济发达的城市，浙江的面向经济发达的农村，广东的面向经济特区。辽宁实验教材、四川实验教材、江苏“单元合成整体训练”和“分类集中分阶段进行语言训练”等实验教材，分别适应经济落后的边远地区及其它类型。其中五套已于1990年秋季分别在28个省区部分学校开始试用。1991年11月在杭州召开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会议，决定在试验的基础上，将于1993年正式向全国推广。这是实行一纲多本，将教材引入竞争机制的重大改革。各个地区和学校，都可以在统一基本要求、统一审定的前提下，根据不同的需要选择教材。
各种实验教材编写体系除综合型和分科型外，还有（1）以文体能力为体系，（2）以听说读写为体系，（3）以写作能力为体系，（4）以阅读能力为体系，（5）以语言训练为体系，（6）以思维训练为体系，（7）阅读与写作分科，（8）读写与知识分科，（9）以语文知识为体系等。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历代文选体系。这种设计思想产生于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衔接。高等院校在教学实践中深深感到，如果招来的新生装着一肚子好文章，则听说读写能力都强，也容易学习新课程，怎么都好办；如果肚子里没几篇好文章，只是一些字词句篇语修逻文的零碎知识，则不但语言运用能力差，而且学习新课程困难，总觉胸无点墨，怎么都不好办。他们痛感，目前的现实正是后者多而前者少。所以他们设想，应让中小学生读历代文选。例如小学结合识字教学读中外历代歌谣故事，初中读中外现代文选，高中读中外古代文选。这种文选要区别于文学作品选，要包括各体各类的文章，同时代可按各体各类分成单元。这种体系还要区别于文学史，不是由古而今，而是由今溯古，以适应学生的年龄特征和发展水平。这种文选量要适中，以适合中小学生的接受能力为标准。所选的文章不是举例性的，而是代表性的，典范性的。这样的课本不是了无体系的“杂志”，而是有严密结构的“书”。学生是读“书”，而不是尝“拼盘儿”。学过之后不会象鲁迅说的那样，学生的脑子里象被马蹄践踏过一样，乱七八糟。书中可以讲一些字词句篇语修逻文的知识用以指导学生阅读，将更能增效。汉语文学“分家”实验的文学课本，按文学史的体系选文，先古后今，虽然有一些缺陷——例如只选文学作品，从古至今的顺序不适合学生的接受能力等，但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可以作为借鉴。
各种实验教材有以下几个共同特点：(1) 单元组合。有的主要以文体分单元，有的主要以知识点分单元，有的主要以能力点分单元，有的以知识和能力的结合点分单元，但就教材的结构形式来说，都是单元组合，而不再是文章选编。(2) 目标意识增强。课文、单元、学期、学年、学段、学科都有比较明确的教学目标，用“教学目标”“教学要求”、“教学要点”、“阅读提示”等方法表述出来，有的课文或单元后面还设计有“目标检测”材料。(3) 教学并重。就教材的体系、内容、目标的设计、课文的分类、练习材料等方面来看，既能体现教法，又能体现学法，使“教材”同时也是“学材”。(4) 时代感增强。选文不囿于名家名篇，“时文”增多，甚至有学生的习作。内容注意自然和人文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现代社会的人口、能源、交通等全球性的热门课题。形式也注意装帧、插图、编排方式等，使之具有审美价值。各种教材的编写者，都是把教材体系的研究作为编写教材的最主要最根本的任务。这说明，建立科学的教材体系，是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迫切愿望，也是时代发展的迫切需要。
（五）21世纪新教材。2001年《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和2003年《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的颁发，掀开了语文教材建设的新篇章，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教材编写建议”中提出9项建议。（1）教材编写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2）教材应体现时代特点和现代意识，关注人类，关注自然，理解和尊重多样文化，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3）教材要注重继承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有助于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感情。（4）教材应符合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适应学生的认知水平，密切联系学生的经验世界和想像世界，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新精神。（5）教材选文要具有典范性，文质兼美，富有文化内涵和时代气息，题材、体裁、风格丰富多样，难易适度，适合学生学习。（6）教材应注意引导学生掌握语文学习的方法。语文知识、课文注释和练习等应少而精，具有启发性，有利于学生在探究中学会学习。（7）教材内容的安排应避免繁琐化，简化头绪，突出重点，加强整合，注重情感态度、知识能力之间的联系，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整体提高。（8）教材的体例和呈现方式应灵活多样，避免模式化。注意为学生设计体验性活动和研究性专题，重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9）教材要有开放性和弹性。在合理安排基本课程内容的基础上，给地方、学校和教师留有开发、选择的空间，也为学生留出选择和拓展的空间，以满足不同学生学习和发展的需要。
2001年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的教材有：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1-6年级、7-9年级语文教材，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1-6年级、7-9年级语文教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1-6年级语文教材，语文出版社出版的7-9年级语文教材，统称“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这些新教材具有崭新的特点。
1、《义务教育课程标准试验教科书语文（七-九）年级》力图构建语文的综合实践体系，贯彻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统一的精神，以利于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改变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机械训练的现状，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语文学习方式，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遵循语文教育规律，不刻意追求语文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突出学生的语文实践活动，使学生在实践中学习语文；力求富于开放性和弹性，给地方、学校和师生留有广阔的活动空间。
（1）构建新的教科书体系。以语文与生活的联系为线索，按人与自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三大板块组织单元。每个单元包括“阅读”与“综合性学习·写作·口语交际”两部分。如前四册教科书结构如下表：
第一单元
第二单元
第三单元
第四单元
第五单元
第六单元
七上
阅读
感悟人生
理想信念
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