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饮】
许多人问起庄严老师写的东坡〈临江仙〉。这件书法多年来悬挂在我的案前，纸已泛黄。
庄老师是爱喝酒的，印象里面，每到他家上课都喝酒。
当时常去上课的地方有王壮为老师家，台静农老师家，俞大纲老师家，只有俞老师不饮酒，后来知道是因为他心脏不好。
王壮为老师的课在晚上，吃完晚饭后，喝点小酒好像理所当然。
王老师有外国学生，一次从希腊寄来一包干果，外面是硬壳，白色微黄，有一点开口，里面果瓤土褐带绿色，入口极香，干、脆，适合配酒。
王老师说希腊文这果子叫Pistachio，我后来去了欧洲，知道就是「开心果」，南欧特别多，也有用盐蒜烘焙，更适合下酒。
王壮为老师家里有收藏，也常有画商掮客带书画来请他鉴定。
有一次看的是唐寅的仕女图，画卷打开，王老师手不离酒杯，一面跟我们东聊西聊，谈起唐寅考试，考取了「解元」，考得不错，自己也得意，结果次年赴京会试，却因为刚好碰到科场舞弊，录取的举子都撤销资格，终生不得有功名，断送了唐寅一生的名利前程。
以后常常在唐寅的画上看到他的一方印「南京解元」，就想起这一段故事，一个落拓不羁的风流才子，好像一生能够回忆的最高学历就是那一场如梦似幻的「南京解元」。
王老师最后指着悬在墙壁上的仕女图说了评语，画商竖起大拇指说：「高明！高明！」
王老师也不搭理，继续喝他的酒，跟我们说「开心果」配刚烈高粱的好处。
我很怀念那些夜晚喝酒上课的时光，喝了酒，一定磨墨写字。我在一端拉着纸，看老师用笔，配合他写字速度，把纸一吋一吋拉起，不能太急，也不能太慢。写完，端详一遍，准备用印。老师觉得我单名，不好落上款，要我取个号。我随口说：「引冬。」老师问为什么是「引冬」，我说：「生在冬至。」老师点头，就落了款。
「引冬」这号后来也没有再用，觉得古人字号太多，光一个徐渭，又是文长，又是青藤，又是天池，又是田水月，记起来够麻烦。决定还是单纯做自己的好，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免了字号的烦难。
庄严老师的课在下午，午餐过后，已经开始喝酒。那时不流行葡萄酒，老师辈多喝高粱、大麴，高亢刚烈，入口像一线火气，直逼杀下咽喉。肠胃一热，逆冲向鼻腔，眼耳都受震荡。酩酊酒酣，老师吟唱起东坡的〈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
酒入肺腑，常使人眉眼鼻端一股酸热，没有悲哀辛苦，却满眼都是涕泪。
庄老师不鼓励替人鉴定字画，他教我们「书画品鉴」，第一节课就警告我们不要随便替别人看字画骨董，看出是假的，也不要随便论断。他说了一个小故事：张大千仿伪手法极高明，有一次收藏家拿了一件石涛给大千鉴定，大千一眼看出是自己仿的，但是二话不说，赞道：「真迹！真迹！」还提笔加了题跋。
我不知道这故事真实与否，但是老师只是警告，说一件字画是假的，会闹出人命来。「闹人命的事，不能不小心！」老师说。庄老师那时正教我们「书画品鉴」，一个老实的学生因此反驳：「那学『书画品鉴』要干嘛？」
老师咽下一口酒，很久很久才嘘出一口气说：「你心里知道是真是假，可以不说吗？」
庄严老师当时是故宫副院长，他对「正」院长常常有微词。喝了酒就更不掩饰：「某某人一生日，故宫就全挂出祝寿图。」故宫文物对某些人来说还是「私产」，派「管家」管「私产」，好像也天经地义，管家的心中只有「主人」，文物是不被当一回事的。
【东坡】
庄严老师喝了酒也写字，他写瘦金体，执笔很紧，笔笔出锋，笔锋尾端却不像宋徽宗那么刚硬锐利，少了帝王的富贵华丽，多了一分文人的飘逸潇洒。
庄老师写东坡〈临江仙〉做我毕业论文通过的礼物，那是1972年的六月，十月我就去了法国，临行去庄老师家辞行，老师提起收藏在巴黎国家图书馆欧阳询〈化度寺碑〉的宋拓本，嘱咐我要去看一看。
庄老师北大毕业就进了故宫，他一生就带着这些文物东奔西走。中日战争期间，文物分从陆路、水路避难到贵州。八年战争结束，千里迢迢，文物装箱运回南京。正准备成立中央博物院，国共内战又起，文物再度装箱运送台湾。这一批历经劫难的文物，最初在台中雾峰落脚，到1960年代才在台北外双溪选址修建故宫博物院，逃过战乱的文物也似乎才暂时有了喘息安定的岁月。
庄老师常常自嘲是「白头宫女」，从青春正盛到满头白发，他的一生也就护守着故宫这些文物。
有一次他跟我叙述文物迁徙中途，常有飞机掠过，低飞丢炸弹，他便心中默祷，祈求炸弹不要伤及文物，他说：「紧张啊，一个炸弹可能就毁了一箱宋瓷，也可能毁了一箱宋画──」
我逐渐了解到，这一辈文人的文化信仰，他们不是为任何私人「护守」文物，而是相信每一件文物都有人类文明传承的意义。
庄老师的宿舍就在外双溪故宫左侧，是年轻时常常喜欢去的地方，觉得坐下来，看老师喝酒，无论谈天说地，闲聊，都有趣味，也都有长进。
我们都喜欢东坡，「东坡」这个名字是苏轼下放黄州之后才有的。一个监牢里放出来的犯官，初到黄州，寄居寺院。后来朋友马正卿托人关说，把城东一片废营垒的荒芜坡地拨给苏轼，可以盖房子居住，可以种植一点瓜果菜蔬，饲养一些鸡鸭，以此维生，因此有了「东坡」这个名字。
有时候觉得，牢狱出来，死去了一个苏轼，活过来一个东坡。
死去的那一个苏轼是自负的、精明的、计较的、钻牛角尖的，热心在政治上有表现的；而活过来的东坡是可以宽阔的、自在的，走在历史之外，走在山水之中，走在大江岸边，看大江东去，知道生命里还有比政治更重要的事，知道历史也只是已经翻过去的一页。个人的生命，迟早都会是被翻过去的那一页，因此可以少很多计较。
【鼻息雷鸣】
〈临江仙〉里我喜欢的句子是「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鼻息」也就是熟睡以后打鼾的声音，家童打鼾，声大如雷鸣，这种描写，这种词汇，一般诗人不常用，却是东坡诗的诙谐可爱之处，充满贴近生活世俗的活泼。鄙俗有时候是好的，比狭窄的高雅好，尤其是落难时的鄙俗，在苍凉中有落实生活的喜气，不会流于穷酸自怨自怜的浮薄。
夜晚在东坡喝酒，东坡是一个地方，东坡也就是自己。
一生流离迁徙，原来总是在思念故乡的苏轼，到了黄州，安顿在城东坡地，也才领悟「此心安处即故乡」。东坡，是偶然相遇的他乡，却也就是宿命里的故乡了。
下放黄州，在东坡这偏僻荒芜之处穷愁潦倒，他人觉得苏轼落难了，却不知道他文学的生命才刚刚开始。
「敲门都不应」如此白话，没有典故，没有困难的字，平凡如日常口语，也因此那么像禅宗隐喻，处处有机锋。
敲了门，没有回应。走投无门，回不了家，可能沮丧，可能愤怒，可能彷徨，可能自怨自哀。
「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敲门，没有回应，也可以因此有机缘倚靠着手杖，听大江东去的浩荡之声。
黄州的东坡，写〈念奴娇〉的东坡，写〈赤壁赋〉的东坡，写〈寒食帖〉的东坡，如临江之仙，随遇而安，给了人世间一种宽容与豁达的领悟。
【此生】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东坡的自我质问，也许应该是每一个人的自我质问。
这个身体好像是自己的，却又不是自己的。一天二十四小时，有多少时间属于自己？「此身」有可能真正属于自己所有吗？
这个身体，有时候为父母活着，有时候为丈夫妻子活着，有时候为儿女活着；这个身体，有时候甚至是为公司主管活着，为股票、为房地产、为银行的存款活着，为不知道为什么总是丢不掉的许许多多牵挂纠缠活着。
什么时候可以忘掉这些营营的忙碌，可以回来做一个单纯的自己？
老师们喝酒有一种悠闲，常把年龄相差三、四十岁的「小朋友」当作忘年之交。
与台静农老师喝酒是最惬意的事，台老师青年时遭遇的政治上的恐惧在他的字里都看得出，他在喝酒时就放松了，回复本来的坦荡自在，大气、宽阔，也不失幽默。台老师八十岁以后脑疾开刀，病愈之后，很担心写字受影响，一连临写了好几次东坡的〈寒食帖〉。
〈寒食帖〉像文人给自己的一次又一次考试，看手中的笔还能不能听自己使唤。这一支笔也就是「此身」，在通过一切艰难、困顿、折辱、剧痛、磨难之后，还要在「营营」的吵杂喧哗里坚持回来做自己，留下如血如泪的墨迹。
喝酒的忘年之交里最让我心痛难忘的是汪曾祺。
曾祺先生小个子，圆圆的娃娃脸，有江南人的秀雅斯文。但我总觉得他不快乐，连喝酒也不快乐。
九○年在爱荷华的国际写作计画，大陆作家同年有写《芙蓉镇》的古华，也有汪曾祺。《芙蓉镇》当时谢晋拍了电影，很红，但我来往较多的是汪曾祺。
我跟汪是门对门，他写字画画，我也写字画画；他爱烹调，我也爱烹调，所以常常都不关门，隔着一道公众的走廊，串门子，硬是把西式公寓住成了中式的大杂院。
汪先生一大早就喝酒，娃娃脸通红，眯着细小的眼睛，哼两句戏，颠颠倒倒。
他跟我说文革时，江青找他写样板戏，三不五时要进 *** 报告，他就给自己取了一个官名「 *** 行走」。
汪先生一醉了就眼泛泪光，不是哭，像是厌恨自己的孩子气的嗔怒。
做政治人物的「行走」大概有许多委屈吧。
喝醉了，他把自己关在密闭房间里抽烟，一根一根接着抽，烟多到火灾警报器尖锐大叫，来了消防车，汪先生无辜如孩子，一再发誓：我没开火啊──
我俯在他耳边悄悄说：等他们走了，我们把警报器拆了──
我们真的拆了警报器，他因此很享受了一段狂酒狂烟热油爆炒麻辣的日子。
最后一次见汪先生是在北京，朋友告诉我他喝酒喝到吐血，吐了血还是要喝。
我决定不带酒去看他，他看我空手，跑进书房，拿了一瓶老包装的茅台，他说：这是沉从文老师送我的酒，四十年了，舍不得喝，今天，喝了──
不多久曾祺先生肝疾过世，我拿出他送我的极空灵的〈墨蝶〉图斗方，自斟自饮喝了一回，祝祷他在另一个世界可以没有为政治「行走」的痛苦，也没有警报器「监视」的干扰。
苏轼〈临江仙〉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仗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縠纹：绉纱似的细纹。比喻水波之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