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之争并非源于西方殖民势力的争夺，而是传教士内部的信仰分歧。传教士，尤其是罗马教廷，作为文化使者，其行动并非出于殖民目的。康熙皇帝的禁教措施，并非针对传教士本身，而是由于清皇朝的排外政策。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对耶稣会关于中国礼仪的妥协持反对态度，1664年的传教士事件中，他们试图统一，但未能达成共识。
传教士间的冲突源于对基督教教义的不同理解，而非争夺国家利益。耶稣会、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对中国传统礼仪的理解和态度反映了各自的宗教立场。例如，闵明我反对耶稣会的做法，导致了教会在欧洲的分裂。清政府的闭关政策和限制传教，反映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宗教接受度的考量，而非直接的主权争端。
礼仪之争的核心在于教会内部的神学争论，而非外部压力。一些人认为，禁止特定礼仪并非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尊重，而是维护封建社会的宗法伦理和信仰自由的限制。例如，康熙帝的立场更多是基于维护皇权和传统礼制。然而，这并未从实质上涉及国家主权，传教士向罗马教廷上诉是个人信仰行为，而非政治行动。
教宗的决策，如1645年和1665年的通谕，以及1704年格肋孟第十一世的禁令，反映了教会权威和教义统一的追求。尽管天主教徒尊重罗马教廷，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各自国家的公民身份和国家主权。总的来说，礼仪之争揭示了宗教与文化、传统与现代的复杂交织，以及对信仰自由和文化尊重的深层次讨论。
“礼仪之争”是中国天主教史上的大事，在文化上也是有代表性的事件。这一事件几乎危机到了天主教在中国的存在。所谓礼仪之争，就是在天主教向中国传播时，围绕一系列问题的争论。这些问题包括：对孔子和祖先的崇拜，对天的祭祀，关于天主的名称及内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