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5-04-19
一个时代的文学剪影
一个出生月余丧母的南洋幼儿，由祖母从遥远的印度尼西亚西伯里斯岛，漂洋过海带回故土，在神州大地的臂膀中，他沐浴着南国的海风、炽热的阳光、纯朴的乡情……这一切怎能不使少年任钧的血脉里流淌着对祖国母亲无比的眷恋和热爱。与生俱来的爱国情怀造就了他一生中创作的主题：祖国，我要永远为你歌唱。这是任钧的诗言志。
任钧的诗歌创作始于革命策源地的广东。二十世纪初期旧制度的腐朽顽抗，人民的苦难重重，革命斗争的此起彼伏，目睹这一切，使身处激流中的青少年产生了强烈的爱憎感，选择了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行列。
1928年，十九岁的青年任钧发表了纪念广州起义的长诗《回忆之塔》，以最赤诚的感情，展现了广州起义者可歌可泣、前仆后继的史诗般画卷，揭露和鞭挞了敌人残暴、血腥镇压的场景，诗人的心在流血！在事隔七十八年后的今天，重读这首史诗的我们，确实感受到无比的震撼。
三四十年代是任钧诗歌、文学创作的旺盛时期，出版了诗集、新诗论、中篇小说、独幕剧和苏联、日本著名文学译著等。
任钧的诗歌文学创作之路最显著之点，是与他亲历当时的左翼文学运动相辅相成的。特别是新诗，对于革命激流中的工农大众是何等的需要，青年任钧在蒋光慈、冯宪章、阿英、蒲风等极富革命朝气的诗友影响下，成为新诗运动的先行者之一。
他倡导诗歌的现实主义、诗歌为大众服务。他身体力行，热情投入三十年代革命的文学活动。参加了“太阳社”、“左联”，并提出倡议与杨骚、穆木天、蒲风共同发起成立“中国诗歌会”……在其论著中提出：“我们这时代的诗人们，都应该写作那些富有时代精神，能够推动社会的诗”，“今日的诗歌一定要使大众能读、能听、完全理解”，“用最浅近的词句去表现最深刻的感情和思想吧”(《新诗话》)。三十年代的任钧在倡导新诗运动中，旗帜鲜明地区别于当时“为艺术而艺术”的各类艺术流派。
在新诗运动的实践中，任钧创作的大量诗歌贯穿一根主线，如他所写：“人世间还有什么事情要比为自己的祖国和民族独立、自由、解放、建设而服务，而斗争更值得骄傲呢？”“光荣而伟大的祖国哟，……为你而执笔、而荷枪”。在他全部的诗歌创作中所奉献的是一颗赤子之心。
任钧文学创作之现实主义道路，还受到外国文学对他的影响。他喜爱海涅、罗曼·罗兰、托尔斯泰、普希金、高尔基、马雅科夫斯基等文学大师，通过阅读、翻译他们的作品，从中汲取丰富的养料。
外国文学对于任钧来说之另一沃土，就是日本进步文学的影响。在日本留学期间，他与“左联”东京分盟的伙伴们，参加了“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的一系列活动，与当时日本著名的诗人森山启、上野壮夫等讨论有关诗歌的各种问题，年轻的中国诗人在集会中用日文朗诵1931年在东京写的诗作《我听见了飞机的爆音》，把这首诗篇“献给全日本的勤劳大众”，诗中他深深牵挂着祖国东北原野遭受的灾难：
再也不能不想到——
中国民众的现在，
日本民众的未来。
岛国的勤劳大众哟！
听吧，用阶级底耳朵听吧——
那爆音可不是在狂叫着：
“谁敢反抗，我们就对付谁”吗？
该诗发表在日本的诗刊上，后被编进日本以反侵略为主题的诗集里。
这首诗抒发了诗人博大的情怀。正如任钧在《新诗话》中所写：“真、美、善的诗篇，一定是由诗人用生命、和血、和泪去写出来的。”
青年诗人任钧在“左联”东京分盟时期，以极大的热情访问了日本知名作家秋田雨雀、小林多喜二、德永直、森山启等……这些鲜活的文学实践以及其后翻译的不少日本文学作品，使任钧在其文学生涯中，得以积累宝贵的文学沉淀，从而更坚定了其创作的现实主义道路。
当祖国山河遭到日寇践踏、凌辱时，诗人以诗笔为武器，以讽刺诗的形式，对侵略者和国内外不抵抗主义者(绥靖主义)嬉笑怒骂，予以无情的揭露和鞭挞。1936年出版的《冷热集》被著名文学家阿英(钱杏村)评介为“中国第一本讽刺新诗”，“一种新的开拓”，“以诗的技能，来暴露从政治一直到社会的黑暗，以嫉恶如仇的情感，来刺这些丑恶”。这个时期，任钧写了大量讽刺诗，诗歌创作已成为诗人手中的利箭和匕首以捍卫祖国母亲的尊严。
讽刺诗是任钧特有的创作形式。对此，他在其著述的《新诗话》中有极精辟的论述：“讽刺跟暴露、揭发、鞭挞，是分不开的血亲兄弟。”“讽刺对于敌人是恶意的，而对于自己人，则是善意的。”“讽刺诗人所射出的箭，表面往往是冷的，但内里却包藏着最高的热。”
文如其人。诗人任钧是一个永远保有童心的人，天赋的幽默诙谐秉性，使他对生活和世界始终持乐观态度，正如他在《新诗话》中所说：“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热爱世界——诗人便是比一般人更能热爱生活、人类、世界的人。”
新中国诞生后，任钧以最大的欢乐和兴奋，歌颂祖国的新生。解放初期的诗作，反映了诗人的激情，《自由的恢复》《兴奋、忙碌、快乐》《昨天和今天》《笑》《全国人民齐欢唱》……还有什么能比用自己的诗笔来描绘祖国母亲的新生更使他激动呢？
抗美援朝又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年代，诗人写出了多首脍炙人口的群众歌曲：《当祖国需要的时候》《走向国防的最前哨》《鸭绿江水深又长》……五十年代的大批热血青年就是唱着这些歌曲，走向保家卫国的战场。
年华似水，诗人的后半生与大多数作家一样，经历了各种政治风暴，但他并未放弃诗笔，祖国、人民始终是他讴歌的永恒主题。
任钧在《新诗话》中表述的诗人，可以说是他的自画像。“诗人是怎样的人物呢？——让我来介绍吧：是一个永远保有童心的人，是一个时常把自己的肝肺公开展览的人，是一个不愿跟帝王做朋友，却乐于和帝王的奴隶(但绝不是奴才！)们称兄道弟的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晚年的任钧仍然奋笔疾书，写了多篇回忆录，为现在的读者展现了三十年代文学运动的那段历史，这都是他的亲身经历和所见，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是极富价值的。
诗人任钧在他九十多个春秋中，植根于他所热爱的故土，用诗笔和心血来耕耘这片沃土。正如他在《战歌·代序》中，所引用的白德宜的诗：
我的粗俗的诗是我每日的功绩；
祖国的民众，劳动的受苦者呵，
只有你的裁判是对于我重要的！
诗人的一片丹心，将永存于神州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