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散文的特点
周作人在五四时期名气很大，确实名不虚传。他在理论上对文学有三点贡献是别人无法取代的。一是他最早准确地意识到新文学的本质，那就是“人的文学”，将新文学的“人性”与旧文学的“非人性”区别开来。二是他最自觉地意识到文学与其他学科的不同，他的《美文》实际上表达了这个意思。因为大多数议论性的文章并不属于文学，只有那种具有艺术性质的议论性文章即美文才能算是文学，将文学与非文学作了区分。三是他自觉地意识到文学的个体性质，他在《个性的文学》指出了文学的个性特征，将千文一面的文学和独一无二的文学作了区别。三篇文章，层层递进，可以看出周作人对文学确有精密周严的考虑，这在五四时代是罕见的。
而周作人之所以能够对文学有如此精湛的认识，与他拥有广博的学识是分不开的。他博览群书，是多种学科的最早探路人，对民俗学、人类学、儿童文学、心理学、女性学都有涉猎。
周作人的散文名气极大，但能说出其妙处的人实在不多。张中行本身是文章家，确实说出了一些真感觉。刘绪源真正沉入了周作人的散文中，对其个中三味确有一些真知灼见。本人不妨做一回文抄公转录他们的高见。
张中行是周作人的学生，与周作人有不少交往，写有两篇有关周作人的文章。一篇《苦雨斋一二》见《负暄琐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第一版），另一篇《再谈苦雨斋》见《负暄续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第一版）。写得不错。
对周作人，张中行有一个基本评价：大事糊涂，小事不糊涂。反用“吕端大事不糊涂”的典故。“大事糊涂”指的是周作人落水做了汉奸，失了国家、民族的大义。“小事不糊涂”指的是他的文化成就。
在张中行笔下，可以看到周作人一个最大的特点：博览群书。张中行说：“在我熟识的一些前辈里，读书的数量之多，内容之杂，他恐怕要排在第一位。” “他喜欢涉览笔记中国的，他几乎都看过。如他的文集所提到，绝大多数是偏僻罕为人知的。”“他之熟悉日文典籍，似乎不下于中文典籍。”（《再谈苦雨斋》）“到他家串门的朋友和学生都知道，他永远是坐在靠窗的桌子旁，桌子上放着一本书。”（《苦雨斋一二》）
周作人散文的内容，即题材与思想。题材千差万别，思想一以贯之。张中行在两篇文章中都过，周作人自己表示不懂道。道即人生观。张中行认为道有三个层次：一是“道生一”的道，是上道，也可以说是哲学之道，是本体论的问题；二是“朝闻道，夕死可矣”的道，是中道，是怎样活的问题；三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是下道。张中行认为周作人对中道大谈特谈。表现为题材，“他注意底层，注意多样，兴趣伸向村野、民俗、儿童以及草木虫鱼等等。”“反对以各种力以扶强欺弱，如喜欢谈妇女问题”。（《再谈苦雨斋》）
周作人散文的表达，张中行认为概括地说就是“用平实自然的话把合于物理人情的意思原样写出来”。认为周作人的文章“话很平常，好像既无声（腔调），又无色（清词丽句），可是意思却既不一般，又不晦涩。话语中间，于坚持中有谦逊，于严肃中有幽默。处处显示了自己的所思和所信，却又像是出于无意，所以没有费力。”为什么能做到这样？张中行提到几点：一是丰富的知识，二是洞察的见识，三是思路的既条理又灵活，四是前人的表达方法的积累，五是熟能生巧，六是对文章的好坏有所知。所以，周作人散文达到的境界，用苏东坡的话说就是“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或者换言之，“能够寓繁于简，寓浓于淡，寓严整于松散，寓有法于无法。”
刘绪源在他的《解读周作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8月第一版）中用了较大的篇幅谈周作人散文的妙处。他将周作人的散文分成三类：杂著、小品和书话。
关于知堂杂著，他认为周作人喜欢淡然自在的文风，对此，他引录了周作人杂著中的引文：“爱情的事，无经验的人是不明白的，普通情书常常写言过其实的肉麻话，不如此写不能有力量。”进而引周作人的议论：“窃见文学上写许多言过其实的肉麻话多矣，今乃知作者都在写情书也。我既知道了这秘密，便于读人家的古今文章大有帮助，虽然于自己写文章没有多少用处，因为我不曾想有什么力量及于别人耳。”这话说得是很自负的，也很幽默，确实体现了周作人文章不同寻常的追求。具体地说，周作人杂著有很独特、很有价值的思想。比如“文明本来是人生的必要的奢华”，“人们所要者是身体与思想之自由，并非‘优待’，——被优待即是失了自由了。”思想往往构成了他文章的内容材料。他的思想也很有特点：“一是与学问紧紧连在一起，许多重要思想正是由学问支撑起来的。有些思想本身就是学问。”如果思想不经学问的锻炼，那么，必定有经验的支撑，是“经验所得的老实话。”（此语出自《谈虎集·三天》）
刘绪源认为周作人的思想表达也很有特点：广征博引，引文量多质高，材料新，用得出人意料。原因是他学问之大，读书之多，知识面之广，确为一时无两，因而他能在数量惊人的阅读范围内选择最合己意的引文；二是许多外文书籍中的引文是他发现后自己译成中文，然后引入文章，中国古籍中的引文也往往是久被埋没而由他独家发掘的，带上了‘周氏’印记；三是他将思想与学问结合得贴切自然，学问的发挥成了他的文章的有机组成部分。”他创造了一种通篇以学问铺就——或干脆以渊博的引文铺就的写法，形成了一种独创的文体，夜读抄，他自诩为“文抄公”的抄书之作。
刘绪源还分析了周作人的语言。语言的曲折多变，进退自如。
刘绪源认为周作人有一个独家的剑法，“是他经常而娴熟地运用一各既锋利又别致的武器——反讽。”“娴熟地运动这种不点破的反话，便是他化激烈为平淡的作文金针吧。”
刘绪源认为知堂杂著的最末一个特征，“最能体现他热爱日常生活、温厚而又富于诸多情趣的性格，也最能区分他的杂著与别家杂文的差别，那就是：他的文思并不总是顺着逻辑的线索发展，他会不时地穿插一些十分细微朴素，充满世俗气息的感性体验，使用权你从抽象的理性思维中跌落到世间的人情物理中来；而他的许多结论，也并不是逻辑推理的结果，而是他独到的、充溢着感性色彩的实际经验的表达。”
“通常所说的知堂散文的‘丰腴’，不仅体现在小品中，也体现在他的杂文里，而不断插入自己真实的感性的体验，正是使他的杂文丰腴起来的一个主要的途径。”
丰腴与余情
在知堂小品中，通篇都是用以表达作者自己的“余情”的，这种余情往往通过作者对平凡的日常生活的琐细关怀，和对于各种名物的细切体味与介绍，很自然地表达出来。所以说，对于日常生活与各类名物的描写，正是知堂小品达到“丰腴”的主要途径。
关于知堂小品
第一个基本的特征是“苦中作乐，乐中含涩”的滋味。首先是对普普通通的人生表现了一种琐细的关怀，充满了兴趣。其次是何味名物的细切，渗透了心情。刘绪源认为：“周作人的小品中也充满这类既不玄奥艰深又为别人所不注意的有趣的知识”，“知识在他的文章里，已经化成了一种材料，它们和其他材料一起，经过知堂老人的语言文字，调制成了一种截然不同于黑暗现实的恬静闲适的情调，他正是以此来驱遣侵入自己内心的黑暗的。”“知堂小品虽包含有大量名物知识，却毕竟还是文学艺术作品，它们所提供的主要是审美，而不在于知识的传递。”从他名物的细切，“可以看出周作人独特的性格心情”。
第二个文体特征，“是它那温润浑厚的中间色”，“它那文字的色调，既不过于高亢亮堂，也不过分明丽妩媚。既不偏于豪放也不偏于婉约，另辟了一条朴实琐细而有谐趣的蹊径。”他曾将日本的俳文分为三类，“一是高远清雅的俳境，二是谐谑讽刺，三是介在这中间的蕴藉而诙诡的趣味……”，刘绪源认为，周作人的小品就属于第三类。
知堂书话
总的特征，寓心境于读书，寓思想于学问，寓热切于冷门。
寓心境于读书，在书话中寄托余情。寓思想于学问，将思索转入杂学。寓热切于冷门，钻故纸堆但还是有热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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