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5-12-27
一、盛唐前期的几位诗人
经过盛唐近百年的孕育与发展，到了唐玄宗即位，唐诗终于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在开元天宝之际，随着经济的繁荣，国力的强盛，诗坛上大诗人层出不穷，佳作如林，形成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盛唐诗歌。天宝十二载，殷璠曾选了自开元二年至天宝十二载以常建、李白、王维为代表的二十四位诗人的诗歌一百三十四首（实际今存130首），为《河岳英灵集》，他在序中称他选择的标准是“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殷璠所描述的这种既讲究声律，又兼有气骨，文质结合，元气淋漓，真力弥漫的诗歌美学品格，正是盛唐诗风形成的标志。当然，这个局面的到来也有一个过程，殷璠在《序》中还说“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因此，这里先介绍几位开元前期的几位诗人。
1、王湾，生卒年不可考。今所知他约在先天年间登进士第，开元初为荥阳主薄，开元五年后曾参预《群书四部录》的修撰，大约卒于开元中。明人胡应麟在《诗薮》中说：“盛唐句如‘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中唐句如‘风兼残雪起，河带断冰流’，晚唐句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皆形容景物，妙绝千古，而盛、中、晚界限斩然。故知文章关气远，非人力。”这“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的句子，便出自王湾的《次北固山下》一诗，（其余四句分别是：中唐于良史《冬日野望寄李赞府》和晚唐温庭筠的《商山早行》），据说当时的宰相张说非常喜欢这两句诗，曾手题于政事堂，每示能文者以为楷模式。
2、张说（667-730），字道济，或字说之，洛阳人。官至中书令，封燕国公。当时苏 被许国公，二人均善为文，朝廷的大述作多出二人之手，因被称为“燕许大手笔”。他在当时文坛上地位显赫，很多文人都曾受到他的提携，聚集于他的门下，玄宗曾称为“当朝师表，一代文宗”。由于他一生曾三任宰相，也曾任边镇节度、贬谪岳州，因此他的诗除大量应制诗外，还有不少朴实凄婉之作，特别是贬谪岳州之作，凄婉而有情致，人谓“得江山之助”。他的作品中，《邺都引》一诗，慷慨悲壮，已具有盛唐七古情韵。诗中凭吊邺都，赞扬曹操的英雄业绩，寄托自己的雄心壮志。沈德潜曾评云：“声调渐响，去王杨卢络体远矣”。（《唐诗别裁》），所以也是盛唐诗风形成中的一个重要作家。
3、张九龄（678-740），字子寿，韶州曲江（今广东曲江）人。曾先后任中书舍人，集贤院学士，开元二十二年迁中书令，为贤贤明，正直不阿，是盛唐时期难得的名相，后为李林甫所排挤，开元二十五年贬荆州长史，二十八年病卒于曲江。有《曲江集》二十卷，存诗二百余首。
张九龄在唐诗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大致有两个方面是值得注意的。一是他是一个好文的宰相，对于形成盛唐诗坛的彬彬之盛的局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从开元初年开始，他以左补阙的身份，用右拾遗赵冬曦主持吏部考选，前后数次，都被称为详正公允，此后二十年间，他为朝廷选拔了不少人才，其中尤以文士为多，许多优秀诗人都与他有密切的关系，如孟浩然、卢象、王维等等。由于他的提拔和奖掖了一批能诗能文的人才，自己也成为事实上的文坛领袖，并进而在诗坛上形成了好文的风气。二是他的创作实践，他以简约清淡之笔扭转齐梁之浮艳，同陈子昂以古朴豪迈抨击六朝的效用是一致的。胡应麟《诗薮》评云：“唐初承袭梁隋，陈子昂独开大雅之源，张子寿首创清淡之派。盛唐继起者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韦应物，本曲江之清淡而卷以风神者也。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孟云卿，本子昂古雅而加以气骨者也。”沈德潜《唐诗别裁》中说：“唐初五言古渐趋于律，风格未遒，陈正字起衰而诗品始正，张曲江继之而诗品乃醇。”他的《感遇》十二首是贬荆州时所作，与陈子昂的《感遇》相似，都是托兴讽谏之作。
4、贺知章（659-744），字季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官至太子宾客，秘书少监。天宝初请为道士还乡，年八十六而卒。为人性放诞嗜酒，善草隶，自号“四明狂客”（四明山在今浙江鄞县西南百五十里）。今存诗十九首。其中绝句写得十分清新，
5、王翰（生卒不评详），字子羽，并州晋阳（今山西太原）人，张说入相期间，曾荐引其入朝任秘书省正字，为人性豪荡，恃才不羁，在登进士后赴吏部诠选时，他将海内文士分为九等于吏部东街张榜公布，第一等中仅三人，除张说、李邕外，就是他自己。喜纵酒游乐。今存诗十四首，多壮丽之词，《凉州词》其一是他的代表作。
二、盛唐山水田园诗派
盛唐山水田园诗的创作十分繁荣，作家作品很多，后人将这一具有大致创作倾向的作家列为一派，称之山水田园诗派，此外还包括裴迪、常建、储光羲、綦毋潜、祖咏、张子容等。
（一）孟浩然
1、生平概况
孟浩然，襄阳人。他是盛唐诗坛上一位年辈较老的诗人，生于武后永昌元年（689），卒于开元二十八年（740），比王维、李白大13岁。关于他的生平，《旧唐书·文苑传》记载比较简单，云：“孟浩然，隐鹿门山，以诗自适。年四十来游京师，应进士不第，还襄阳、张九龄镇荆州，署为从事，与之唱和，不达而卒。”《新唐书·文艺传》记载稍多一些，记载他在太学赋诗，在王维署中偶遇玄宗，令俑已作，他诵诗云：“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其中“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二句深为玄宗所不满，故而见放。又载采访使韩朝宗曾约他一同入京，想将他推荐给朝廷，他却故意爽约，弄得韩朝宗很生气，京城也没有去成，等等。内容仍然很空泛。
2、诗歌创作特点
孟浩然的诗歌今存260余首。从总体来看，他的诗中，以山水诗居多，田园诗只占一少部分。就山水诗而言，他的诗大多写旅游中的所见所感，一部分是他登临家乡一带的万山，岘山和鹿门山时所写，还有一部分是漫游吴越时所作，所以可称为行旅山水诗。这种山水诗与王维的山水诗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观物方式上，他是以旅人的眼光来看山水，自然物象在诗中往往具有流动感，它是随着诗人的眼光而渐次出现的，不象王维是在静态中观察景物，物象具有相对稳定的视角。其次，孟浩然作诗，往往是“伫兴而作”，“遇景入咏，不钩奇挟挟异”。殷璠在评论孟稍浩然时说他“无论兴象，兼复故实”，重视“兴象”，可说是孟浩然诗的普遍特点。所谓“兴象”，是指诗人的情感、精神对物象的统摄，使之和诗人的心灵的颤动融为一体，从而获得生命，具有个性和活力。他的诗，往往是本之以“兴”，出之以“象”，突出主要的情绪感受而把两者统一起来，构筑起完整的意境，因此，他的诗往往没有惊人的字眼，一篇之中没有特别用力精警动人的句子，但由于诗人是“伫兴而作”，是在对自然景物中有所领悟引起创作的冲动而写的，因而他的诗整体上显得很浑融完整。所以，闻一多先生说他的诗“不是将诗紧紧地筑在一联或一句里，而是将它冲淡了，平均地分散在全篇之中，淡到看不见诗了。”其三，就风格而言，孟诗以冲淡为主调，诗的境界清淡恬远。他往往运用白描手法，风味天然，但却韵味醇厚。清人沈德潜说他是“语淡而味终不薄”，即说出了他诗的这一特征。不过，孟浩然诗在平淡的主调下，也有雄浑壮逸之作。清人潘德舆《养一斋诗话》指出他的部分诗“雄浑劲健，俯视一切，正不可徒以清言目之”，胡震亨《唐音癸签》引《吟谱》说他的诗“冲淡而有壮逸之气”。这些评论对于我们全面理解孟诗的风格特征是颇有启发的。
（二）王维
1、生平概况
王维生于武后长安元年（701），卒于代宗上元二年（761），祖籍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从父亲处廉时迁于蒲（今山西永济）。维与弟缙均为早熟的才子。《新唐书》本传云：“九岁知属辞，与弟缙齐名，资孝友。”《太平广记》引《集异记》云：“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闲音律，妙能琵琶，游历诸贵之间，尤为歧王所重。”约十五岁左右，他与弟缙由家乡来到长安与洛阳活动，由于能诗、懂音乐，擅长绘画，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才能，所以在当时深受贵族社会的欢迎，因而经常出入王公、驸马等权贵之门。开元九年（721）二十一岁时中进士第。据《太平广记》，他是随歧王入公主府，因奏《郁轮袍》而得解头，事或不可信，但他精通音乐则是事实，且中举后被任命为大乐丞。但不久因伶人舞黄狮子舞而被贬为济州（今山东长青县）司仓参军。十几年后，约开元二十一、二年回到长安，此时他已是三十三、四岁了。王维这次回长安任京官，是由于张九龄的赏识与提拔。他的诗《献始兴公》，即是投献干谒张九龄之作。诗中称赞张九龄：“侧闻大君子，安问党与仇。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并表示他的干谒并非出于“曲私”。张后来擢他为右拾遗。在张九龄为李林甫排挤罢相后，他深感沮丧，在《寄荆州张丞相》中说：“所思竟何在，怅望深荆门。举世无相识，终身思旧恩。方将与农圃，艺植老丘园。目尽南飞雁，何由寄一言！”表示要辞官归隐，但王维并不敢与李林甫公开决裂，所以并未真的辞官。开元二十五年三月，他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出使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幕劳军，并任判官。这次出塞使他目睹了奇异的边塞风光，写了《使至塞上》等边塞诗。两年后回京，又任侍御史。开元二十八年赴襄阳，主持南选考试事，有《江汉临眺》等诗。回京后即开始了亦官亦隐的生活。先隐于终南山，后又在蓝田辋川得宋之问的别业，修葺后作为其母奉佛之所，他也隐居于此。经过他的修整后，辋川共有二十多个景点，如孟城坳、华子冈、文杏馆、鹿柴等，他便与友人裴迪隐居于此，“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辋川集》即是他与裴迪的唱和之作，共收入他诗歌二十首，裴迪和诗二十首，主要是歌咏辋川的二十个景点，全为五言绝句。这一时期他还写有《渭川田家》、《山居秋暝》、《新晴晚望》、《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等具有代表性的山水诗。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第二年乱军攻破长安，玄宗奔蜀，王维等官员扈从不及，为乱军所俘，被授予伪官，王维曾装病推托，但也不敢反抗。一日，安禄山大宴其徒于洛阳凝碧池，招梨园诸公合乐，诸公皆泣。后裴迪看望王维，告知此事，维悲伤不已，写了一首七绝寄意：“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后长安收复，维以受伪官定罪下狱，因此诗怀念朝廷，传到行在，为肃宗所嘉许，又加上弟缙平乱有功，愿削己官为兄赎罪，因得宽恕，责授太子中允，后迁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等，最后官至尚书右丞，后世因称他王右丞。不过经过这场重大的政治变故，他深感内疚，情绪更加颓唐，无意于仕进荣辱。《旧唐书》本传说他“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就是这一时期生活的写照。几年后，这位卓越的诗人画家就与世长辞了。
2、王维的创作
王维一生所创作诗歌今存约四百余首，收在《王右丞集》中（清人赵殿成有《王右丞集笺注》，今人陈铁民有《王维集校注》）。大致而言，王维一生以天宝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王维，生活态度比较积极，向往开明的政治，对功名亦有热烈的追求，对社会上一些不合理的现象也有所揭露。由于这一时期正是唐王朝的全盛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派蓬勃向上的气息，因而他的诗歌中不少都反映了那个时期特有的时代精神，也即人们所称的“盛唐气象”。诗中或写游侠的豪迈、大将的英武、大唐的国威、征戍的辛苦、凯旋的欢乐等等，都充满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如他的《少年行》：“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诗中少年游侠身上的豪迈之气，实际上反映了特定时代人们的精神风貌。后期的王维，由于思想日趋消极，因而初期政治上的积极进取转为消极退隐，作品在内容与风貌上均与前期有所不同。尤其是后期半官半隐的生活，使他的创作重点也转向了山水田园题材，这些作品在感情基调上虽不如前期作品那样充满热烈、明朗、乐观、进取的精神风貌，但在艺术上却具有杰出的成就，使他成为中国山水田园诗派中最优秀的作家之一。
王维在当时被称为“一代文宗”。他的诗歌在题材上也比较全面，既有边塞诗、赠别诗、妇女题材诗，还有山水田园诗。其边塞诗的代表如《使至塞上》、《从军行》，妇女题材诗歌如《洛阳女儿行》，赠别诗如《送元二使安西》、《送沈子福归江东》（杨柳渡头行客稀，罟师荡桨向临圻。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不过在这些题材中，边塞诗、山水田园诗最为出色，而奠定他在唐诗歌史上地位的，则是他的山水田园诗，这类诗歌不仅最能体现他诗歌艺术上的创造性，而且也达到了中国山水田园诗的最高成就。闻一多先生说：“王维替中国诗定下了地道的中国诗的传统，后代中国人对诗的观念大半以此为标准，即调理性情，静赏自然”，大致即指他的此类诗。
（三）储光羲（706？--762？）
光羲兖州（今山东兖州）人。开元十四年中进士第，多任县尉卑职，后辞官还乡。在开元天宝之际，他曾与王维隐于终南山。“安史之乱”起，受伪职，乱平后贬窜南方，卒于贬所。在盛唐山水田园派诗人中，他以写田园生活为主，作品主要有《田家即事》、《田家杂兴》八首、《钓鱼湾》等。其中《田家杂兴》八首最有代表性。这些作品反映了春种秋收、种豆锄草、牧羊射猎、采莲钓鱼、饮食起居、男女情事等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就数量与反映生活的广度来说，他的田园诗超过了王、孟在内的山水田园诗派的其他诗人。当然，与王、孟一样，这类田园诗着重谱写的是欢快闲静的农家乐章，对于农村生活的另一方面--农民的疾苦和贫困，则没有触及。在艺术上，储诗以清淡闲适、纯真质朴见称。明胡应麟《诗薮》称“储光羲清而识”，清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凡例》说“储光羲真朴，善说田家”，沈德潜谓他“学陶得其真朴”。
（四）常建
《唐才子传》云长安人，无据。开元十五年进士，仕途失意，遂放浪琴酒，往来太白、紫阁诸峰，有肥遁之志。其仕宦虽不得志，诗却颇受时人推崇。代表作为《题破山寺后禅院》
（五）祖咏
咏，洛阳人。开元十二年进士。名篇《终南山望余雪》为应试诗，按例当写六韵十二句，他仅四句即交卷，或诘之，曰：意尽。
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
（六）裴迪
关中人，与王维同隐终南山，有《辋川集》二十首，为与王维唱和之作，擅长五言绝句，风格近似王维，而成就不及王维，较出色者如《华子冈》
日落松风起，还家草露稀。云光侵履迹，山翠拂人衣。
三、盛唐边塞诗派
所谓边塞诗，是指以边疆地区自然风光和军民生活为题材的诗歌。边塞诗的创作尽管源远流长，但是其繁荣却在唐代。据统计，唐以前收在《乐府诗集》及《全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诗》中涉及边塞内容的诗歌约180首左右，而《全唐诗》中边塞题材的诗歌则约有2000首。而在唐代的边塞诗中，又以盛唐为最。不仅作品质量高，而且形成了一个创作人数较多的群体，即盛唐边塞诗派。这一派中，以高适、岑参为代表，包括王之涣、王昌龄、崔颢、李颀等诗人。
盛唐边塞诗创作的繁荣，其原因一是由于唐王朝国力的强盛，解除了少数民族对边疆的威胁，使得唐代诗人的自信心、自豪感大为增强，边塞不再让人感到荒凉可怕，同时，唐王朝对外战争的胜利，使得边塞的军功成为一般文士追求的目标。祖咏《望蓟门》云：“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高适《塞下曲》曰：“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岑参《银山碛西馆》曰：“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送李副使碛西官军》又曰：“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这样，由南北朝的征戍题材的诗歌就发展为唐代的边塞诗。二是与唐代文人的入边塞幕府的风气有关。唐代文人在科举及第后，由于不能立即出仕任官，为解决生计，只好转入军幕以求升迁，而文人入幕自然就为他们创作边塞诗提供了条件，因而，边塞诗也就成为当时诗歌创作中一个比较普遍的题材。下面就边塞诗人中有代表性者略作介绍。
（一） 高适（702--765）
适字达夫，渤海蓨（今河北景县）人。父高从（崇）文官终韶州长史。他幼年侍父做官，曾至岭南，父死北归。后曾客居梁、宋，生活贫困，但他却耻预常科，落拓不羁。《旧唐书》本传：“适少濩落，不事生业，家贫，客居梁、宋，以求丐取给。”二十岁时曾西游长安，本欲直取卿相，但却失望而归（见《别韦参军》）。开元二十年，曾到过蓟北，写了一些反映戍卒生活的边塞诗，如《塞上》、《塞下》、《蓟门》五首等作。天宝三载，与李白、杜甫相会于梁、宋，赋诗流连，传为诗坛佳话。天宝八载，因宋州刺史张九皋的推荐，中又道科，但只得到封丘尉这样的卑职。县尉“主盗贼案，察奸宄”，高适不堪其职，不久即辞去（《封丘作》：“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天宝十二载，入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掌书记，十四载还朝，任右拾遗、监察御史。“安史之乱”爆发，又佐哥舒翰守潼关，哥舒翰兵败失守，高适见玄宗于行在，详陈潼关失守的内幕，为玄宗所欣赏，擢谏议大夫。后又做过淮南节度使、彭、蜀二州刺史、西川节度使，最后任散骑常侍，因称高常侍。《旧唐书》本传云：“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有《高常侍集》十卷，今人孙钦善有《高适集校注》。
高适诗今存二百四十余首，就内容看，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反映个人早期沦落、怀才不遇的诗，以《别韦参军》为代表。
二十解书剑，西游长安城。举头望君门，屈指数公卿。国风冲融迈三五，朝廷礼乐弥寰宇。白璧皆言赐尽臣，布衣不得干明主。归来洛阳无负郭，东过梁、宋非吾土。兔苑为农岁不登，雁池垂钓心长苦。世人遇我同众人，唯君与我最相亲。且喜百年见交态，未尝一日辞家贫。弹棋击筑白日晚，纵酒高歌杨柳春。丈夫不作儿女别，临岐涕泪沾衣巾。
此外，如《宋中十首》其一：
梁王昔全盛，宾客复多才。悠悠一千年，陈迹唯高台。寂寞向秋草，悲风千里来。
借西汉梁孝王延揽人才的史迹，寄托知音难觅的悲哀，情调和陈子昂的《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相仿佛。
二是反映民生疾苦之作。这类作品与诗人早年贫困失志、长期浪游，较多接触到社会下层、对人民生活有所体验有关。有的写自然灾害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如《东平路中遇大水》、《苦雨寄房四昆季》等，有的写对人民的同情，如《封丘县》：“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只言小邑无所为，公门百事皆有期。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
三是边塞诗。共有二十余首，是最能代表其特色的作品。由于诗人前后曾三次出塞（一次在开元十九--二十年，北游燕、赵，登蓟门；一次在天宝八载任封丘尉时送兵至范阳节度使安禄山所辖清夷军，一次在天宝十一年赴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掌书记），对边塞征战生活有亲身的体验，因此所写多系有所为而发，有较强的针对性，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边塞的情况。这些作品有的反映征人思妇的感情，如《塞上听吹笛》：“雪静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戍楼间。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塞下曲》：“荡子从军事征戍，蛾眉婵娟守空闺。独宿自然堪下泪，况复时闻乌夜啼。”也有的反映边塞战斗场面，还有的写边塞生活风貌，如《营州歌》：“营州少年厌原野，狐裘蒙茸猎城下。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
不过，高适的边塞诗很有自己的个性。这主要表现在他不是以描绘边塞激烈的战斗与边塞的自然风光见长，也不是以戍卒的口吻直接抒情。他的特色在于深刻地揭示边防政策的弊病，以政论的笔调表示自己对战争的意见，同时流露自己对士兵的同情。他反映边塞问题，往往带有政治家的眼光，看问题深刻而富有理性。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燕歌行》。这首诗有感于张守珪军中之事而作，但却又具有很强的概括性，反映了边塞征战生活的广阔场景与多种矛盾。一方面，敌人的侵犯激发了战士的爱国感情，因而奋起抗敌；另一方面，因边防失策将帅无能，战事久久不能取胜，再加上军队中官兵苦乐的悬殊，就不能不使战士感到心寒。诗里描写了战争的艰苦，歌颂了士卒的勇敢，也表现了他们思念家乡的心情，同时对将帅的富贵骄逸、不恤士卒也深有讽刺。这首诗在艺术上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是“词浅意深，铺排中即有讽刺”（王夫之《唐诗选评》）。如“战士”二句的对比，“身当”二句的批评，“杀气”二句的怨愤以及末句的感叹，都深含讽刺，是全诗的几处关键。第二，诗人从四面八方写来，却又能集中在一点，表现诗的主题。它不仅写了行军和战斗的整个过程，而且写了这过程的各个方面：天子、将军、士兵、思妇、敌人。既写了东北的烟尘，又写了来自北方（狼山）的威胁，把两条战线分兵转战的情形写得十分具体。然而这一切又集中在一点上，这就是对李将军的追忆。这追忆中包含着对士卒的同情，对将军的讽刺，以及人们对胜利与和平的期望。
除上述三个方面外，高适还有一些赠答送别诗，如《人日寄杜二拾遗》、《别董大二首》等。《别董大》其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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