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09-04-14
中国古代应用文发展到清末民初，已经山穷水尽，走投无路。这是因为以公文为主体的古代应用文体作为国家机器的附属物随着封建专制政权的解体，失去了生存的条件。进入近代之后，有太平天国农民政权对旧式公文的冲击，有黄遵宪、梁启超新文体运动对旧的语言表达模式的挑战和反叛，但总的说来，不足以触动旧式应用文体的根基。彻底地变革旧式应用文体的使命历史地落在五四时期新一代学人的身上。下面，对这场变革的大体情况作一概括的介绍。
语言表达模式的变革是文体变革的先声，与思想观念的更新密切相关。1915年9月《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第二年3月改名《新青年》，当时还只有胡适的诗文使用白话。至1918年1月《新青年》编辑部改组，全部改用白话。这是当年最早的一份白话杂志。由于《新青年》同仁采取凌厉的攻势，将废除文言与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批判孔孟之道结合了起来，将推行白话与推行民主科学精神结合了起来。
1916年10月胡适发表了著名的文学革命八事说(正式写成文章时，改称“文学改良”)。围绕八事的讨论，陈独秀提出新的文体分类学说：
鄙意文学之文必与应用之文区而为二，应用之文但求朴实说理纪事，其道甚简。(《答胡适之》1916年10月5日)对于文学与应用之文的不同特点，陈氏还有更重要的申述：
且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不同，上未可律以伦理学，下未可律以普通文法。其必不可忽视者，修辞学耳……其美感与伎俩，所谓文学、美术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是否可以轻轻抹杀，岂无研究之余地？(《答胡适之》1916年10月1日)
陈独秀的观点：文学之文以情为主，应该华美而不重实用。他曾有“华美无用之文学”的措辞，钱玄同提出质疑，此“无用”二字是否与一贯之主张有冲突。其实，此“无用”二字表达了陈氏一种很重要的文章观念。所谓“无用”，即无实用之谓也，并非无价值。文章区别于文学，正是在实用与不实用上划清界线。应用之文以理为主，应该朴质而有用，清除“阿谀的虚伪的铺张的贵族古典文学”的恶劣文风。魏晋以后，应用之文骈化倾向日益显著，大有不骈就不能作文的趋势；唐宋古文家企图扭转这种风气，其策略不是促进小说的发展，戏剧的新生，以减轻应用文体肩负的美文职能，反而加速了应用文体文学化的步伐，使其变得更加小巧精致，更加失去了应用的品格。所以，无论是骈文还是古文，都未能将应用文体引向健康发展的方向。陈独秀一针见血地指出：“碑铭墓志，极量称物，读者决不见信，作者必照例为之。寻常启事，首尾恒有种种谀词。居表者即华居美食，而哀启必欺人曰，苫块昏迷。赠医生以匾额，不曰术迈歧黄，即曰著手成春。”陈独秀深谙此弊，提出将应用之文与文学之文彻底分家，得到了《新青年》同仁的一致赞同。经钱玄同、刘半农的进一步论证补充就完全具有实际的操作价值了。
刘半农“以‘不贵苟同’之义”和陈独秀商榷，“分一切作物为文字与文学二类”。文字“只取其传达意思，不必于传达意思之外，更用何等工夫也”。“凡科学上应用之文字无论其为实质与否，皆当归入文字范围”。并指出，“吾国旧时科学书，大部并艺术为一谈……吾国原有学术之所以不能发达与普及，实此等自命渊博之假名士有以致之。”“不滥用文学，以侵害文字，斯为近理耳。”(《我之文学改良观》)在我们看来，“文字”与应用之文实无二致，勉强加以区别，文字偏重于语体，应用之文偏重于文体而已。文字只取“传达意思”，不容许艺术去侵害它，以文字作为科学记载的唯一手段，为应用文体的现代化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这正如辛亥革命之后，人们剪掉拖在脑背后的辫子一样，从此与旧的文章观念割断了联系，义无反顾了。
理论的研究有了突破，新的观念深入人心，跟着而来就是实行了。刘半农的“文学与文字之作法之异同”论值得引起我们的充分注意：
作文字当讲文法，在必要之处，当兼讲论理学。
文字为无精神之物，非无精神也，精神在其所记之事物，而不在文字之本身也。故作文字如记帐，只须应有尽有，将所记之事物，一一记完便了，不必矫揉造作，自为增损。
文字重逻辑思维，即文中的论理学，与文学重形象思维(刘半农称之为“修辞学”)显然不同。“作文如记帐”，“不必矫揉造作，自为增损。”文字写作的成功与否，第一位的标准自然是所记事物面貌的准确，而文字本身怎么样，尚应退居其次。有了这样严格的区分，以文学为文章，自然只能判为不合格；以文章为文学，也没有必要。刘半农的观点如果得以实行，中国现代的文学事业与文章事业都可以得以进一步发展。
甚为可惜的是，五四运动一过，对应用文体的研究突然沉寂，传统的杂文学观念又占住了人们的头脑。本来缠绕不清的文章现象，由于复杂的社会生活又造出了众多的新文体，从而变得更加难解难分了。
全盘规划应用之文的建设的，当时以钱玄同最有气魄，而且考虑得最为周详。《新青年》3卷5号在致陈独秀的信中，钱玄同草拟了应用之文“改革大纲十三事。陈独秀在复信中赞赏说：“先生所说的应用文改良十三样，弟样样赞成。”（《应用写作》1994年第4期）
[编辑本段]五四精神
五四精神的核心内容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概括地讲，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精神”。
我们应该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了国家的繁荣和富强，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积极进取，勤奋工作。
爱国主义是五四精神的源泉，民主与科学是五四精神的核心，勇于探索、敢于创新、解放思想、实行变革是民主与科学提出和实现的途径，理性精神、个性解放、反帝反封建是民主与科学的内容。而所有这些，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因此，纪念五四运动，发扬五四精神，应该把这些方面结合起来，为振兴中华民族而努力奋斗。
总之，五四精神代表着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统一体。
因此五四精神就是升华了的爱国精神。
归结起来是，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无私奉献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宣传民主科学的进步精神，追寻时代潮流、把握时代命运的伟大精神。
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中的现代知识分子，是近代中西文化冲突导致文化转型的产物。如果将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为代表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称之为中国第一代的现代知识分子，那么，以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为代表的，则可以称之为中国第二代的现代知识分子。这些由文化冲突而获得主体高度自觉，并勇敢地挑起“向西方学习”重担的现代知识分子，亦被称之为“先进的中国人”。[1] 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士大夫或文人群体，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指的是那些以独立的人格、独立的身份和独立的价值标准，借助知识、文化、思想和精神的力量，来表现自身对于社会、历史、文化的独特思考和鲜明的“公共关怀”，体现一种公共良知、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并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文化人。在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鲁迅无疑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最杰出代表。他的思想、意识、观念、学说、主张和人格等，都典型地反映出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精神特征，尤其是他的现代意识的构成和心路历程及所反映出来的精神特征，可以说，正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缩影。
五四运动要解决的是民族危亡的问题，因此，五四精神就是对解决这个历史主题的主体能够产生强大推动作用的精神。五四精神反映着五四运动不同于前此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新意，又是五四时期那一代时代先锋的崭新的人格特征。它表现为以下四个统一：
一是启蒙与救亡的自觉广泛的统一；二是知识分子与劳动群众的统一；三是刻苦耐劳的精神与进取创新的精神的统一；四是独立自主的精神与无私奉献精神的统一。五四精神五四运动要解决的是民族危亡的问题，因此，五四精神就是对解决这个历史主题的主体能够产生强大推动作用的精神。五四精神反映着五四运动不同于前此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新意，又是五四时期那一代时代先锋的崭新的人格特征。
作为跨越世纪的一代人有责任将自己即将送走的世纪中所积累的精神遗产带进新世纪，五四精神就属于这样的精神遗产。因此，我们不但应当继承五四精神，而且应当弘扬五四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