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年前，在黄海大东沟海面上，两只舰队遭遇了，于是“车错毂兮短兵接”，双方爆发了激烈的战斗——这就是中日战争史上著名的黄海海战即甲午战争。交战的双方分别是清政府的北洋舰队和日本联合舰队，在万顷波涛之中，两军搏杀了近五个小时，北洋海军英勇奋战、视死如归，谱写了甲午战争史上慷慨悲壮的历史悲歌。
黄海海战是中日双方海军的主力决战，其规模之巨大，战斗之激烈，时间之持久，在世界近代海战史上是罕见的。就双方的兵力损失情况而论，中方损失无疑是大于日方的，“九月，丁汝昌率北洋兵舰与日本战于大东沟，失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四舰。”而日军只有五舰受创，无一舰沉没。相较之下，虽然北洋海军最后迫使日军撤离战场，粉碎了日军的企图，但是从战场的损失情况和实际效果来看，此役北洋海军在战术层面上确是失败了。
如果说在1894年九月间发生的这场激战中北洋海军尚有搏杀的勇气的话，那么，北洋海军于1895年2月17日的最后覆灭就不能不说是一首挽歌了。“2月17日上午8时30分，日本联合舰队以松岛舰为首舰，本队千代田、桥立、严岛、第一游击队吉野、秋津洲等舰紧随其后，第三、第四游击队殿后，从百尺崖起航，成单纵阵形，各高悬军旗，鱼贯自北口进，徐徐入威海卫港。”“镇远、济远、平远、广丙、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十舰，皆降下中国旗，而易以日本旗。唯一的例外是康济舰，其舰尾仍悬黄龙旗。因为这是留下来载送丁汝昌灵柩的。……4时，康济舰载着丁汝昌、刘步蟾、杨用霖、戴宗骞、沈寿昌、黄祖莲等灵柩6具，以及陆海将弁和洋员，在汽笛的哀鸣声中，迎着潇潇冷雨，凄然离开威海卫港，向烟台港驶去。”北洋海军就这样覆灭了，中国的海军梦也在甲午战争的隆隆炮声中化作云烟。究其原因，应该说是诸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然而实力的差距已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李鸿章说过：海战唯恃船跑，“稍有优绌，则利钝悬殊”。从整个甲午战争间北洋海军与日本海军的对比来看，可以说是正是略逊一筹，故而姑且不论其他因素的影响，但从武备一方面看，北洋海军就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下面我们试以黄海海战为例来说明这种实力上的差距。
日本联合舰队在很多方面与北洋海军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具体分列如下：
1）参战舰只数量：日军是北洋海军的1.2倍
2）火跑总数：日军是北洋海军的1.549倍
3）总吨位：日军是北洋海军的1.302倍
4）总马力和平均马力：日军分别是北洋海军的1.587倍和1.322倍
5）平均航速：日军的本队和第一游击队分别是北洋海军的1.006倍和1.252倍
6）总兵力：日军是北洋海军的1.767倍
7）速射炮：日军有97门，而北洋海军无一门速射炮
当然，北洋海军在个别方面也具有一定的优势，例如在铁甲舰数量方面，北洋海军就占据着4比1的绝对优势，而在30公分以上口径重炮和20公分以上口径大炮这两个方面也分别具有8比3和2比1的优势。不过从总体上来看，北洋海军处于明显的劣势。对此，英国斐利曼特海军中将曾评论说：“为比较两军实力计，但以参与黄海战斗之军舰而事对照，已可得起正确结论矣。是役也，无论吨位、员兵、航速、或速射炮、新式舰，实以日本舰队为优。该国军舰除赤诚外，性能约略一致，舰体大小由二千二百吨至四千二百吨，俱为甫竣工之新锐舰。中国方面，虽有定远、镇远两二等战舰，吨位各七千四百吨；其次经远、来远两舰，吨位亦各二千九百吨，但不过虚具装甲巡洋舰之名而已。其余各舰，或吨位小，实力弱，或舰型不称，装备不当。”
虽然，黄海海战交战双方舰只并未涵盖两军所有舰只，但是基本上包括了中日海军的主力，因此，我们从黄海海战中中日两军实力的差距中就可以基本上明了1894年前后中日海军这种实力上的悬殊。然而，是否中日海军力量的对比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格局呢？
二、军备竞赛
要明晓这一点，我们就必须追根溯源，从中日两国海军的发展历史说起。
中国自古就有水师，唐宋以后，中国的造船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可以说一度具有领先世界的水平。尤其是1405-1433年间的郑和七下西洋，堪称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未有之壮举。真可谓“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然而有清一代，西方各国的航海造船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进展，海军相关体制和战略思想也逐渐近代化。在一二百年的时间内完成了由传统的海军向近代海军的转化过程。而此时的中国水师仍然沿袭了历代的固有体制，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所谓“水师有内河、外海之分。初，沿海各省水师，仅为防守海口、缉捕海盗之用，辖境虽在海疆，官制同于内地。至光绪间，南北洋铁舰制成，始别设专官以统率之。”由此可见迟至光绪年间，中国仍然尚未完成由古代水师向近代海军的转型。
关于中国近代海军的初创，《清史稿》中是这样记载的：“中国初无海军，自道光年筹海防，始有购舰外洋以辅水军之议。同治初，曾国籓、左宗棠诸臣建议设船厂、铁厂。沈葆桢兴船政于闽海，李鸿章筑船坞于旅顺，练北洋海军，是为有海军之始。”可见，中国海军的创建，当在咸同之际，而真正完成，恐已到了光绪初年。
我们再来看日本方面：
“日本古无海军，安政二年六月，和兰人始献蒸汽船，德川将军家定遣矢田崛景、藏胜麟太郎等于长崎就和兰人学操汽船术，复遣榎本釜次郎、赤松太三郎等往和兰国习海军法，又购观光舰于和兰。……庆应丁卯，德川氏还政，设三职隶八课，始有海陆军务之名，而未设专官。……八月，于兵部省中分陆军、海军二部，各设分局，逮五年二月，始废兵部省，与陆军分，专设海军省。六年六月重定官制，沿为今制。”
综合中日两国海军发展的历史，我们选取1888年这个时间点作为参照，不难看出，此时中国海军较之于日本海军仍然具有很大的优势。具体如下：
1888 年北洋海军与日本海军实力对照表
战舰种类 中国 日本
（仅计北洋海军）
二等战舰 2 1
包括二等战舰在内的铁甲舰 4 2
（包括1865年法国产的撞船“东舰”）
快船（巡洋舰） 7 5
舰船总数 24 22
（不含运输船）（不含运输船）
官兵 4千余人 近万人（参照黄遵宪《日本国志》的记录似少于此数）
由此可见，至1887年时，中国仅一支北洋海军就足以与整个日本海军相抗。而且在二等战舰、铁甲舰、快船等主要指标上还领先于日本海军，如果再加上南洋海军的实力（福建海军已于之前的马尾海战中全军覆没），自然远出于在日本之上。关于这一点，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光绪元年（1875年），制造局制驭远兵船成。船政制元凯兵船成。以扬武练船令学生游历南洋各处，至日本而还。”当时，“以英人郎威理司海军训练”。在这个时候，中国尚可耀兵与日本，所谓“至日本而还”，可见当时的日本海军势力可谓甚不足观，其时，郎威理曾建议借此时机一举歼灭日本海军主力，后来这一建议虽然被否决，但由此大抵可以看出中日海军力量这时尚存在巨大差距。这一事件大大刺激了日本当局，也加快了其扩军备战的步伐。但即便如此，至1888年，从中日海军实力对比来看，优势仍然在中国一方。
然而仅仅六年之后的1894年，中国的北洋海军却大败于日本海军之手。从第一部分列举的黄海海战中中日海军力量的对比中，我们惊奇的发现，短短六年之后，日本海军在诸多方面的实力已经远远高于北洋海军之上，尤其是在速射炮、舰船航速和新锐舰的数量上，中日两国可谓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由此，甲午战争中中国海军的惨败也就似乎不可避免了。那么产生这种激变的原因何在呢？
三、中日海军力量消长的原因
要推究这种激变的内在原因，就必须结合多方面的因素进行一综合的分析。总结概括起来，就是因为中日之间的巨大分殊。正是这种分殊导致了中日海军力量在19世纪后半期的消长变化，具体来说有以下六个方面：体制之殊、经费之殊、重视程度之殊、战略理念之殊、教育制度之殊、发展环境之殊。
体制之殊
若论中日海军体制之殊，首先需明确中日海军的体制是什么。
就中国来看，海军最开始并没有独立的机构，而是水师的辅助。整个体制也仍然沿袭了水师军制而无所变化。在海军的管理上，最早是由中央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进行管理，在李——阿舰队被遣散以后，遂改由地方督抚和北洋通商大臣等办理，但始终未成立一专门机构。1885年(光绪十一年)10月13日，清政府发布设立海军衙门的决定。派醇亲王奕譞为总理海军大臣，“所有沿海水师，悉归节制调遣”。派庆亲王奕劻、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会办大臣。正红旗汉军都统善庆、兵部右侍郎曾纪泽任帮办。并责成李鸿章“专司其事”。海军衙门的设立，标志清政府筹建海军的活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而日本方面海军管理体制的近代化就早了许多了。“庆应丁卯，德川氏还政，设三职隶八课，始有海陆军务之名，而未设专官。明治元年戊辰二月，改为军防事务局，闰四月复改为军务官，二年七月，又改为兵部省，皆以海军隶其中，而别设海军大将、中将、少将等官。四年四月，复置大、中、少佐，大、中、少尉等官。八月，于兵部省中分陆军、海军二部，各设分局，逮五年二月，始废兵部省，与陆军分，专设海军省。六年六月重定官制，沿为今制。”
由此，我们便不难看出，日本早在明治四年（1871年）就已经将陆海军分置二省，相当于部级单位。而中国迟至1885年才建立海军衙门这一专门机构，时间较日本晚了14年，从级别上来说，仍然是隶属于兵部之下的一个机构。由此，我们便不难看出中日海军在管理制度上存在着很大不同，日本有专门的海军省管辖，而中国只有一个海军衙门，而这一海军衙门又无多少实权，海军管理权实际上掌握在北洋大臣、南洋大臣及各地方督抚手中，权力分散而且较为混乱、不利于集中管理和指挥，从而影响了海军的战斗力的发挥和相互间的配合。这一体制上的重大缺陷在中国海军发展的早期，问题尚未充分暴露，但到了19世纪末叶，其弊病就暴露无遗了。而日本海军制度上的优越性在19世纪后期却逐渐发挥出来，为日军海军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经费之殊
从中日海军军费的投入来看，也可以窥见19世纪后半期中日海军力量消长的原因。下面以仅有的材料就中日双方海军军费的投入作一对比
表三：北洋海军与日本海军军费对照表
年份 中国（北洋海军） 日本（按照 1895年中日货币汇率折算）
1868-1875（6月） 情况十分复杂，这里不能十分明确，理论上南北洋海军年拨款 200万两，但是实际上并未达到此数目。据姜鸣的研究成果，认为在光绪元年（1875年）—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北洋共的款项2300万两，其中后八年（1887-1894）共收1053万两（平均每年115万两，后八年年均131.625万两） 约 567.5万元（358万两白银）平均每年近45万两
1875/6-1876/6 270万元（约170万两）
1876/6-1877/6 354万元（约223万年）
1877/6-1878/6 321.75万元（约203万两）
1878/6-1879/6 264.16万元（约166.7万两）
1879/6-1880/6 263.63万元（约166万两）
1880/6-1881/6
（1881.6-1882年资料缺） 365万元（约230万两）
1883-1890 年均 330万元（约208.2万两)
1891-1895 5855万元（还不包括天皇内廷经费等项），年均1171万元(约738.8万两）
由此可见，自 1875年以后，日本对于海军的投入就已经超过了北洋海军，并且在1876-1890年间始终维持在200万两以上，1891年后，每年的平均投入更是达到738万两白银，远远高于清朝对于北洋海军的投入。总的来看，1875-1894年中，清政府对于北洋海军的理论投入应为4000万两（按南北分解计算，每年北洋海军可得银200万两），据姜鸣的研究成果认为实际到位的只有2300万两，而日本方面则高达6516万两以上（1881年6月至1882年资料缺）。通过上面的分析，不难发现中日经费投入的巨大悬殊，没有投入，何尝会有收获，故而中日海军力量为何会在19世纪后半期发生激变也就不难解释了。
重视程度之殊
若论中日双方对于发展海军的重视程度，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从日本方面来看，日本上至于天皇，下达于百姓，都对海军的发展和海防十分重视。1890年(光绪十六年、明治二十三年)，天皇睦仁下谕拨出内帑三十万元作为造船费。同时，再向民间征集二百余万元的建舰经费。1893年(光绪十九年，明治二十六年)2月，天皇睦仁再次下谕节省内廷经费。六年间，每年拨给造舰经费三十万元。又命令全体文武官员，除特殊情况外，在此期间，一律缴纳十分之一的薪俸作为造舰费。为了筹措海军军费，日本天皇可谓亲力亲为，以身作则，甚至下谕节省内廷经费以敷海军之用，其重视程度不可谓不高。而反观之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无论是慈禧还是光绪皇帝，对于海防的重视程度都是很不够的。集中表现在两点：
其一是18世纪70年代的海防塞防之争。其时，中国面临着严重的边疆危机，阿古柏政权已经控制了新疆的大片地区，其后中国南疆（越南）也出现了边疆危机，法国的侵略势力已经渗入越南北圻，逼近广西、云南。以左宗棠为代表的一些清廷要员主张应以塞防为主，而李鸿章等人仍然认为中国最大的威胁来自于海上，尤其是日本。李鸿章的海防战略应该说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但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如果不重塞防，中国将会有再次大片丧失领土之虞。而中国人对于领土向来是十分看重的，所谓“寸土不让”，而对于一望无际的海疆及制海权的重要意义在当时尚认识不足，故而认为塞防乃当务之急。因此，也就难怪坚持重塞防的一方为何占据主导地位并最终使清廷将大量军费用于新疆等地区的战事和加强边疆防务了。
如果说这一争论尚属意见之殊的话，那么北洋海军军费的挪用就不能不说是清政府对于海军建设不甚重视的铁证了。过去常认为这些款项主要用于营建颐和园，其实不尽然。总署和户部确定年拨海防经费四百万两后，此款便成为众目睽睽的一大财源。每当清政府财政拮据，便从其中大量腾挪。查北洋海防报销折，仅光绪元年至六年，就从中挪用“滇案恤款”20.3万余两，“借拨河南买米银”4万两，“山西河南两省赈款”20万两，“京师平粜不敷价银”7.4万余两，“河间等处井工”4万两，“惠陵工程”4万两等等。光绪十二年，海署又借口经费不足，责请将南北洋经费、东三省饷项，自光绪十三年正月起统按二两平(即京平)核发，每百两可扣除六两平余，用来划抵名义上由海军衙门专款拨发的“定远”等八舰薪粮公费。据光绪十三年至二十年“定远”等舰经费报销折片统计，八年中平余划抵薪粮的共二十余万两。以上所有各项，虽然在北洋海防报销折内是列入“登除”栏目，但毕竟都是从海防协饷中腾挪抽分的，且总数达170余万两，超过北洋海防经费总收入的7％，所以不能忽视。至于西太后为修建颐和园而挪用海军款项一事，甚为复杂，可谓众说纷纭，尤其是其挪用的数目，由数百万两至几千万两诸说各异，但是无论如何，修建颐和园对于海军建设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尤其是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经费紧张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从以上数例，中日双方最高领导层对于海军的重视便可窥见一斑了。我们这里再举一例：日本政府在制造舰船，扩张海军的活动中，始终以中国海军作为对手和假想敌。特别对中国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二铁甲舰，感到莫大威胁，耿耿于怀，必欲除之而后快。以致那时不仅在日本海军军人中盛传着“一定要打胜定远”这样一句流行的话。甚至在小学校儿童作游戏时，也把儿童们分成甲乙两组，一组装作中国舰队，另一组扮成日本舰队，进行以捕捉“定远”、“镇远”而决定胜负的战斗游戏。目的是对儿童进行以战胜定远、镇远“二巨舰作为日本的战略目标的教育”。在日本海军建设可谓妇孺皆知，深入人心。而相较之下，中国之领导高层尚对于海防和海军建设认识不足，就更不必说中下层民众了。
战略理念之殊
中日双方海军力量的分殊还在于其战略理念的不同。
就日本方面而言，日本土地面积狭小而人口稠密，自然资源稀缺，国内市场有限，又属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足够的殖民地提供巨大的海外市场。因此，日本要扩张势力，谋求发展，在当时的条件下就必然需要扩展生存空间，而东亚不是美洲，没有处女地可供拓殖，要想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就必然损害其他国家利益，因此，日本的发展战略从一开始就具有很强的侵略性和进攻性。“在完成自身的现代化之后，日本开始了向亚洲大陆扩张的生涯。只要看看日本的好战传统，看看它的军事领导人从最古时代就享有的巨大威望，这一点也就毫不奇怪了。讲求实际的日本领导人得出了这一明确结论：每个民族必须为自己去掠夺，软弱和胆小者将一无所获。”正是基于这一点，日本的战略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进攻性和侵略性。而日本是一个岛国，如果想要入侵其他国家就必须穿过茫茫大海，而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对于保障日军的海上交通线及其在相关海域的制海权是十分重要的，正因为如此日本政府和军方才把建设近代化海军提到了如此重要的战略高度。可以这样说，基于以上原因，日本的海军战略是一种以动制静，以攻代守的进攻型战略。
而较之于日本，中国的海军战略主要是立足于“防”。从1874年(同治十三年)开始，清政府加紧了筹建海军的步伐。同年，江苏巡抚丁日昌提出《海洋水师章程》六条。建议购买和制造大型兵舰，择沿海险要修筑炮台，编练水师，简选精干人员到海军任职。并建议于沿海建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水师。北洋水师负责山东、直隶沿海防务，设北洋水师提督于天津；东洋水师负责浙江、江苏沿海防务，设东洋水师提督于吴淞；南洋水师负责广东、福建沿海防务，设南洋水师提督于南澳。每支水师各设大兵轮六只，小轮船十只。“三洋提督半年会哨一次，无事则以运漕，有事则以捕盗”三只水师（海军）分置天津、吴淞、南澳三地，实行分区防御，同时在海岸各险要之处设立炮台，这种战略的核心思想是以静制动，以守为攻，以至于这一思想的影响直至甲午战争开始仍未消弭，北洋海军未能主动寻敌，在经历了黄海一役后就龟缩于港内，避而不战，最终被聚歼于威海卫，这一悲剧的发生与清政府整体的海防战略思想是有着很大关系的。历史已入近代，舰船的机动性能和续航能力已经有了很大提高，万里海疆可谓是防不胜防，然而清廷的战略思想仍然没有从过去传统的海防观念中转变过来，把大量的金钱和精力放在岸炮建设和近岸防御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远洋海军的发展，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失策。
教育制度之殊
从对海军的教育和培养这一方面看，中国方面与日本方面也存在较大差距。
首先来看中国方面：（光绪）二年，沈葆桢会同李鸿章奏派学生，分赴英、法各国，入大学堂、制造局练习。此为第一届出洋学生。六年……李鸿章设水师学堂于天津。十一年，曾国荃疏言：“于福建、广东、浙江三省增设铁舰、快舰、雷艇。嗣后各兵船专事操练巡洋，不得载勇拖船。”与北洋大臣会奏，派第三届学生出洋。十三年，……北京设水师学堂于昆明湖，广东设水师学堂于黄埔。十六年，……八月，北洋设水师学堂于刘公岛，南洋设水师学堂于南京。十九年，船政制福靖鱼雷快船成。粤督改水师讲堂为水师学堂。由此看，从中国1876年（光绪二年）首次派遣学生前往欧洲诸国学习海军技术到1893年（光绪十九年）为止，清政府先后派遣留洋学生三批，兴建了北京昆明湖、广东黄埔、刘公岛、南京四处水师学堂（由于资料不足可能还有遗漏）应该说海军教育具有了一定的规模，但是尚处于无系统的零散状态。
而日本方面则是另一番景象：1869年(同治八年、明冶二年)“版籍奉还”之后，长州、萨摩和土佐三个藩，把所属之全部军队交给明冶政府管辖，以补充正在创建中的天皇军的基本队伍。为了发展海军事业，同年在东京开设了海军学校，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海军大学和海军工程学校。在这些学校里，聘请英国军官任教。并选派许多学员到英、美各国实习。从征兵告谕发布时起，日本先后设立了海军学校一所，海军兵团三处，用以培养和补充海军军官。为了培养海军人员，日本政府分别在吴港、广岛、横须贺等地设立海军兵学校、海军驾驶学校、海军造船工业学校、海军炮术练习所、海军水雷术练习所等等。1887年(光绪十三年、明治二十年)，决定于东京设立海军大学校，规定“兵学校、水雷部、驾驶学校等毕业之学生可入大学校高等科学习，学期为两年”。此外，在东京和大阪、函馆设商船学校。1888年(光绪十四年、明治二十一年)，颁布了《海军兵学校官制》，其第一条规定：“海军兵学校为教育海军将校的学生之所”，办学宗旨是培养海军军官。1889年(光绪十五年、明治二十二年)，颁布了《海兵团条例》，在各镇守府设海兵团，负责各海军镇守军港的守卫兵员，军舰水兵的教育训练和新兵征集的工作。关于海军兵学校，黄遵宪的《日本国志》里有详尽的描述：“兵学校有校长、教师、助教。学舍分三种，一曰幼年，二曰壮年，三曰专业，幼年取十九岁以下、十五岁以上，在学以五年为期。壮年取二十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在学以三年为期，专业则不论长幼，不拘年限，每年四月海军召募生徒，有愿学者具状上申，每年八月入校，入校之始有检查之法，筋骨强壮与否、能作书与否……各分其等级，第其浅深而受业焉。……校中分官学生、私学生二类，官学生于入校之始自呈誓文。愿终身从事海军，不营他业，费用皆由官给。……官学生成业后，拔其尤者使留学泰西诸国，亦有别遣士官附居使馆以时考究他国兵制，或遇战争，如近日荷兰亚齐之战，普佛之战，俄土之战，皆特遣官吏俾往观焉。”由上述材料可以看出，日本不仅海军教育制度兴起较中国早，而且从规模和完善程度来看，也比中国略胜一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已经有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培养体制，能够源源不断的为海军输送人才，这一点对于中日海军力量对比的改变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发展环境之殊
就中日双方海军的发展环境而论，无疑日方也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应该说在19世纪中叶，日本和中国共同遭到了来自西方的强大威胁。中国经历了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日本经历了1853年美国内佩里舰队的叩关。中国和日本都被迫打开了国门。然而之后发生的情况确是截然不同的。
“不论好坏，日本同它之前的中国一样，这时也被迫遭受西方的入侵。但是，它对这一入侵的反应完全不同于中国。”的确，日本很快作出了积极的回应，戊辰战争和大政奉还之后，日本的明治天皇开始了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这一变革使日本在不太长的时间内逐步摆脱了西方殖民者的干涉，赢得了主权的独立。“经过长期的外交努力之后，1894年，他们（日本）说服英国和美国在五年之内结束其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从此以后，不再有任何理由将日本看作是一个劣势国家，其他列强也步英、美之后尘，很快放弃了他们的特权。到1899年时，日本已获得对其国土上的所有外国人的法定裁判权，在这情况下，它成为亚洲第一个砸碎西方控制的锁链的国家。”
然而中国的情况却正与此相反，自1840年以来，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不是有所下降，而是不断加深。经过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和19世纪70-80年代的边疆危机，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受到巨大损失，同时也承受了巨额的战争赔款。（鸦片战争为2100万元，第二次鸦片战争为1670万两——其中英国850万两，法国820万两）此外，在1851-1864年间中国还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这场农民运动给清朝的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花费了清廷数亿两军费，这样巨额的花费与空前规模的破坏无疑也对于清政府发展海军的实力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以上主要分析的是内部环境，就外部环境而论，中国处在远东利益和核心地区，时刻处在列强环伺的状态之中，诸列强出于自身在华利益的考虑根本不可能允许中国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而日本则不同，其处在远东利益的边缘地区，而且列强之间由于存在诸多矛盾，也都希望利用日本的扩张来限制其他势力，因此对于日本采取了纵容的态度，为日本这一时期的军备扩张提供了一个相对较为安定的国际环境。
四、结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已不难看出，中日海军力量在19世纪后半期的消长并非偶然，其有着十分深刻和复杂的原因。由于资料不足，本文这里无法一一进行深入探究，只是勾勒出一个大概的轮廓，理一个大概的思路出来。总而言之，中日海军力量在19世纪后半期的消长是体制、经费、重视程度、战略理念、教育制度和国内外环境等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分析这一问题，应该站在一种全面客观的角度上，甲午海战的最终失败原因是十分复杂的，绝不能简单的归咎为慈禧太后、李鸿章、丁汝昌等个人的因素，我以为，甲午战争中中国海军的失败实是19世纪后半期的数十年间中日分殊的必然结果，不是一二人之力所能够左右得了的。
参考资料：
http://www.studa.net/lishi/080724/1506221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