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自远院士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他提出人才与成果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他强调第一流的研究所要出第一流的成果，出第一流的人才。因此，他总是从繁忙的工作中挤时间给科研人员作学术报告，讲授地学领域的新理论、新思潮，以提高在职人员的理论水平；到兼职的院校给教师和同学上课；亲自指导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完成学业和从事科研工作。
他对学生和青年科研人员期望殷切，要求他们基础扎实，根深叶茂；善思考、有创劲、有创见；在实践中提高，训练正确思维，提高分析、综合与表达能力。他经常结合自己的科研经历，与青年科研人员一起座谈科学研究方法论，他说：“要想成为一个有成就的科学家，是否存在着一些先决性的条件？回答是肯定的。我认为科学研究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不在于精良的仪器设备，也不在于是否有聪明的头脑，而在于如何使用头脑”，“一个人一生的科研道路与自己选择的进取方向关系非常密切，现在最时髦的东西将来也许是过剩的，要看到今后10年、20年科学发展的方向。对于一些比较成熟的学科，前人已构筑好了框架，甚至已经很充实了，我们很难再去填充什么。我们应该争取去创建新的框架，打开一些新的路子。有些人虽然会考虑问题，能提出自己的见解，但不一定会做工作，我希望大家既能提出设想，又能给出证据，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成绩来”，“在科学研究的发明和发现上，‘歪打正着’或‘正打歪着’的现象并不鲜见。妨碍一个人汲取知识的一个很大障碍就是企图强化自己的（或自己信奉的）观点，并试图解释一切，恰拟宣扬‘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不是从各个角度观察问题，注意采纳别人的观点，全方位地研究事物，从而丧失掉发展和开拓的良机。只有认真分析研究别人的观点，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才能得出比较正确的认识。只有了解各门相关学科的发展，才能更好地驾驭自己的学术思想，多来一点‘歪打正着’”，“一个人不一定要精通两门外语，但最好学两门专业，在专业边缘的结合处，恰恰会有新的东西有待发现；我主张有条件的话，大家都转行，如果一个人有两门扎实的专业知识，我相信他一定非常有出息。转行、转单位、转系、转导师等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不要受一个人的影响太深，要多途径汲取营养，因转行而获益匪浅者，古今中外不乏其例”。这些发自肺腑、毫无说教的诚恳之言，使他赢得了青年科技人员由衷的尊敬与爱戴。
从70年代起，他先后为国家培养了硕士、博士和博士后50名，有的已成为中国地学研究、教学和生产的骨干力量，有的已成长为地球化学各领域的学术带头人。 我们那时读研强调自学，不像现在的学生跟着老师亦步亦趋，规规矩矩。记得导师一下拿给我七八本书，说：“都看完，三个月后考试。”一翻，全是俄文书和英文书。后来工作中需要“物理化学”知识，我根本没有学过，就插班跟着大学的学生一起上课。当时的考试也不提倡笔试，而是口头答辩，只有理解了才能说透。我觉得挺好，这不只是锻炼你的考试能力，而是考察你的独立钻研能力和整体素质。
还要考虑大的科研气氛和科学环境。80年代我曾在德国马普核物理研究所任客座研究员，感慨很多。外国科学家特别执著，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往往用尽毕生之力。我现在鼓励我的学生毕业后一定要出国一段时间，感受那种气氛，特别不赞成在科研领域半途而废或者急功近利，浮躁就会一事无成。
去做官，也是贵州方面特别诚恳，我就想，为老百姓一年办一件有用的事情！第一是三农问题，第二是增加教育和科技的投入。那时办公室来了人，我就去搬板凳，请人家坐。有人对我说，你是省级干部，听人汇报就可以了，哪能干这事？可我根本没这个概念。
另外，在科研工作方面我也不能落伍，一般白天我做人大的事情，晚上加班研究业务。
兼任人大财经委员会主任有五年，甜酸苦辣都有，虽然我尽力而为，总不能达到很满意的程度。譬如农民利益和企业的利益，有时候跟政府利益发生冲突，如何正确处理？只好各方面征求意见，有很多妥协，但是我也有一些坚持。
做官和作科研都很难，但是做人的事情更难。对于天和地我总能够琢磨出规律，实现愿望。但是从做官而言，即使你愿望很好，也要打折扣，这是我感触最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