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面临困境之时，爱国的情感往往会涌现，正如列宁所言：“每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爱国的破旗又散发出它的味道。”然而，这种情感并非总是理性，有时甚至走向极端，如勃特兰·罗素所定义的，爱国可能是“积极地为了微不足道的原因杀人并被杀”的行为。
乔治·简·纳森则指出，爱国常常与对土地的占有欲相联系，是一种“超越原则之上的对于不动产的专横崇拜”。而乔治·肖伯纳则揭示了爱国的另一面，他认为爱国是对国家的盲目崇拜，让个体坚信自己的国家优于其他，源于出生地的优越感，实为一种精神错乱的表现。
安卜罗斯·皮尔斯和阿瑟·叔本华则批评，当爱国与理性认知冲突时，它可能成为“一堆易燃垃圾”，被野心家利用。亨利·大卫·梭罗则揭示，那些缺乏自尊的人，他们的爱国可能源于对死亡的执着，而非对生命的热爱，是“脑袋里的蛆”。
埃里克·弗罗姆认为，真正的爱国不应将国家置于人道和正义之上，而是应该在人道与正义的原则中找到平衡。爱德蒙·柏克强调，国家的可爱是赢得爱的前提，而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则倡导理解他人的爱国情感，异议被视为爱国的最高形式。
然而，王朔以尖锐的视角指出，爱国的标签下隐藏着复杂性，有时与极权主义相联系。托马斯·潘恩则强调爱国者的责任在于保护国家免受政府侵犯，而涅克拉索夫则警告，过度的爱国者可能成为国家的威胁。
胡适强调，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是国家自由和权利的基础，而人权的保障是国家信誉的关键。张思之进一步阐述，国家的合法性来源于对公民权利的尊重。陈独秀则区分了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与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认为后者才是真正的爱国对象。
塞缪尔·约翰逊的名言揭示，爱国有时是无赖的避难所，这提醒我们在追求爱国情怀时，不应忽视理性和正义的考量。
爱国是一个公民起码的道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儒家传统文化里强调“舍生取义”，其意义就是为了国家利益，捍卫国家主权，不惜牺牲个人生命。爱国一定程度上是保证人的生存自由权利的需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爱国的内涵与以往有了质的变化。封建时代执政者强调人们爱国，但本质是维护皇权，人民生活在国中，但国不属于人民。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样，公民爱国，实际上就是爱自己的政权，捍卫自己的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