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维特工业化失败的背景下，斯托雷平改革如同黎明前的曙光，于1906年至1911年间深刻触及俄国农村的核心——村社制度。这个自9世纪起便扎根于俄罗斯大地的组织，以其土地共有、集体耕作的生活方式和与兵役制度的紧密联系，长久以来维系着农村社会的秩序。城市居民，尤其是射击军，虽在国家危机时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与沙皇统治的矛盾日益凸显，特别是在彼得大帝时代，射击军的反抗和镇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彼得大帝引入西欧军事模式，军队的主体由农村士兵组成，农民被强制服役长达25年，这不仅强化了村社的军事功能，也使沙俄在战争中得以依赖庞大的人力储备。然而，村社并非一成不变，沙俄军事扩张过程中，"蝙蝠战术"的运用使得村社在战争中的角色变得更加复杂，而沙俄的财政优势主要体现在公债收入上，尽管战争开支相对较少，但农民负担沉重，这为改革埋下了伏笔。
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的农奴制改革为农民打开了自由的大门，尽管自由权利包括迁徙、就业和婚姻，但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分化问题日益严重。村社中的土地紧张迫使一些地区转向重分型村社，而工业省份的农民对土地需求减弱，土地所有权的稳定性成为焦点。斯托雷平改革的目标是通过土地私有化和农民迁移来瓦解村社，但其激进措施反而加剧了农民的不满和反抗，改革的矛盾性和局限性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已初露端倪。
村社不仅拥有土地，还共享公共财产，但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使得这种共享制度面临挑战。农民通过手工业和商业活动，不仅自给自足，还参与到商品经济中，市场交换成为他们获取物品或货币、增加收入的重要途径。然而，生活在以家庭、村社、东正教和传统习俗为核心的社区中，农民虽在村社内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但国家层面的权利被剥夺，他们被迫在自我保护和违法反抗中寻求生存空间。
尽管斯托雷平试图通过扶植富农来推动改革，但改革的最终结果却是有限的，甚至引发了社会动荡。这不仅揭示了马克思社会递进论在沙俄农奴制下的局限，也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为俄国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十月革命——铺垫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