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6-01-08
清顺治四年(1647年)八月的一天夜里,劳累了一天的人们都入睡了,只有钱塘江还在响着震耳的涛声.
老秀才谈迁觉得周身不适,只好一改平日夜读的习惯,倒在床上昏然入睡了.他哪里想到,此时小偷正躲在屋外枣林里,等待时机呢.
谈迁家徒四壁,小偷抱起床头的箱子.三步两步钻进枣林,无影无踪了.小偷偷走的并不是金银财宝,而是老秀才二十几年的心血——《国榷》的手稿.
当谈迁发现他的书稿被窃,顿时觉得世界在他面前倒塌了,一下子跌坐在地上,老泪纵横地哭着：“噫!吾力殚矣!”
打击来得如此突然,如此惨重.老秀才两眼死盯着放过书箱的地方,二十几年写书的甘苦,一齐涌上心头……
谈迁二十七岁那年,母亲去世了.他守孝在家,对着孤灯伏案苦读.为着他嗜书如命,人们都笑他有书癣.有时替人家办事,东家送他一部书,他会高兴得不得了.他博览群书,那怕是坏书世要读上一遍.他最感兴趣的还是历史,特别是有关明朝的史事.守孝期间也读到一部陈建著的《皇明通纪》,觉得写的实在太差,史事错讹,见解肤浅,哪算得“通纪”?就是《明朝实录》,也颇多不实之处,多是几经删节,窜改,黑白颠例,是非混淆；隐去了历史真相,哪里是“实录”?所以他下定决心,自己动手,编出一部信实可靠的国史,留给后世.
一个家境清贫、仅靠为人作记室来维持生计的平民百姓,想编修一部明代编年史,又谈何容易!首先碰到的是史料的匮乏,当时象实录一类的书还是手抄本,多藏在豪门士绅之家.谈迁必须托人情．走后门,才能借阅或允许抄录.有时事先讲好了的,可是早上去了等到晚上也见不到主人的面,只得扫兴而归.偶尔借到了珍本,人家不让带走,他只好从袋子里掏出纸笔,就在人家书房里抄起来,东家的白眼也只能装作没有看见了.
除了借书、抄书,谈迁还到处寻访古迹轶闻,每有所得就记在纸上.日积月累,案头上的稿子越积越厚,终于在1626年3月,经过他的精心编次,一部一百卷的《国榷》初稿完成了.他在自序中高兴地写道：“故予窃感明史而痛之,屡欲振笔,辄自惭怒臂,不敢称述.间窥诸家编年,于伪陋肤冗者妄有所损益,阅数岁,裒然成性.”但是,谈迁并没有在成就面前止步,他以一个史家严肃的态度,不断对书稿进行反复修改增补.听说哪里有新的材料,便背上行李、雨伞、干粮,去抄录,即便是步行百里也在所不辞.特别是明亡之后,他怀着对故国的思念,以一个爱国遗民的感情,来收集补述崇祯、弘光两朝的史实,终于求得了先朝历史的完整.全书前后修改了六次.尽管谈迁没有钱将它刊刻问世,但是这部手稿凝聚了二十多年的血汗,得来是多么不易啊!万万没有料到一夜之间它竟然不
翼而飞,怎能不让他呼天喊地,痛不欲生呢?
谈迁是个坚强的人,他大哭一场之后,擦干了眼泪说：“吾手尚在,宁已乎!”这位年过半百的老人,从零开始,又千起来了.
他以《实录》为基础,找来不同的本子作参考.尽管年纪大了,已非当年那样精力充沛,但他仍然是不避酷暑严寒,风尘仆仆奔走于嘉善,归安、吴兴．钱塘之间,为夺回他失去的《国榷》奋斗着.有志者,事竟成.又过了几年,在他六十岁那年,一部新的《国榷》又写成了.使谈迁觉得不足的是崇祯一朝史事,没有实录,许多记载都是来自传闻,毕竟不失可靠.如果能到北京找些当事人核对一下就好了.去北京,又谈何容易?光是路费和食宿之资就无从筹划,只能想想而已.也是天从人愿,恰好义乌朱之锡进京作弘文院编修,聘请谈迁作记室.谈迁虽然年事已高,还是满口答应下来,带上书稿就同朱之锡北上进京了.
到了北京,谈迁除了替朱之锡作些文字工作之外,就是为他的《国榷》收集材料,一有时间,就去寻书访人、探寻遗迹,脚磨起了泡,走迷了路,依旧兴致勃勃,简直象中了魔,不知困难、疲劳为何物.前朝的降臣、皇亲,宦官和公侯的门客,他几乎遍访无遣,就连当年祟祯邸报也借到了手,取得了核对书稿的第一手资料.
他的东家朱之锡说他“踵副其目,腕酬其踵”,谈迁真是充分调动了脚、眼、手的积极性.脚顺着眼睛奔跑,手又忙着记录所见所闻,其辛苦可想而知.他这个南方人,在沙尘四起、人多如蚁的北京,生活很不习惯.地位的卑微又加不善交际,给他带来无限的苦恼.致使他在精神上．身体上受到摧残,但是他真正做到了贫而无怨,泰然处之,并且最终从收集到的丰富史料中得到了欣慰的补偿.《国榷》这部书稿的质量得到进一步提高.他在一首诗中写道：“往业倾颓尽,艰难涕泪余,残编催自发,犹事数行书.”这便是他一生奋斗的写照.
1656年2月,六十多岁的谈迁,回到家乡.大约第二年就去世了.《国榷》一书由于清初统治者压制民族反抗运动,大兴文字狱,一直不能公开刊印,很少有人知道.直到解放后,1958年12月,才第一次排印出版.历史学家谈迁一生的治学艰辛才得到人民的尊敬.《国榷》作为明代信史也才得以传世.本回答被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