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08-09-24
1919年的“五四”运动高举“科学、民主”的大旗，才真正开始发展中国的近代物理和近代科学，成为中国人民摒弃陈腐思想、制度，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建立新中国的重要组成部份。
1919年我国首次在北京大学设立“物理学系”，开设完整的本科课程和实验。之后清华、南京、东南、中央等大学先后建立物理教育中心。1930年前后，全国有20多所高等院校设物理系。其中北大、清华、浙大、中大、燕京等若干大学等已开展物理学研究。
1928-1929年间，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也先后于上海和北京成立。1930年左右，全国的物理学工作者发展到三百人左右。
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在1922年底、1932年初两度来上海访问，朗之万、狄拉克、玻尔等著名科学家也先后来华访问。1931年保尔·朗之万在北京建议中国物理学工作者联合起来成立中国物理学会并参加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学会联合会IUPAP。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日军侵华前夕，中国物理学会于1932年8月23日在清华大学正式成立。中国物理学会成立之后，即为发展中国的物理学努力奋斗，学会坚持不渝地每年举行一次年会，坚持出版物理学报，论文用英、法、德三种文字发表，附以中文摘要，做了大量的工作。
1937年7月7日日寇在卢沟桥发起侵华战争。八年抗战中，各地区的教育和研究机构被迫西迁到四川、云南、广西、贵州、陕西等地区，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物理教学和研究，从未停息。在海外从事前沿研究的爱国学者也不断回国工作,竭尽全力使中国物理教育达到先进水平。周培源关于湍流模式理论的奠基性工作、王淦昌提出的中微子探测方法、吴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结构和振动光谱》专著、王竹溪和汤佩松关于植物细胞水势的研究等，都是当时具有国际影响的成果。西南联大等校还培养出以杨振宁、李政道、黄昆等为杰出代表的一批优秀学者。抗战期间中国物理学会坚持开了六次年会，出版了六期学报。1942年还开报告会纪念牛顿诞生300周年。这些努力为近代物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培养了人才，奠定了基础，先辈们艰苦创业的精神令人钦佩。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物理学家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建立起完整的物理学教育和研究体系,在数十所大学设立物理系，物理学教育的规模和质量空前提高，各大学物理系每年招生的数目，远远超过解放前各大学物理系所有在校学生的总和；还建立了几十个与物理有关的专业研究院所，从事物理学基础和应用研究。当时在国外的一大批中国物理学者，周培源、赵忠尧、钱三强、何泽慧、王大珩、胡宁、黄昆、朱光亚等相继归来，他们和留在国内的老一辈物理学家相结合，大大增强了中国物理学队伍的实力。
五十年代后期，许多优秀的物理工作者，坚决服从国家需要，放弃自己熟悉的专业，投入到“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中去。他们和其他方面的专家、干部、工人及******指战员一起，在当时国家经济困难、技术基础薄弱和工作环境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依靠自主创新，用较少的投入和较短的时间，突破了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等尖端技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1999年9月18日中央决定表彰为研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23名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其中物理学家有王淦昌、邓稼先、钱三强、郭永怀、于敏、王大珩、朱光亚、吴自良、陈能宽、周光召、钱学森、程开甲、彭桓武等13人。他们是中国优秀物理学工作者的代表，也是中国物理学工作者的楷模。我们要学习他们爱国奉献的精神和高贵品格！另一方面，从他们的贡献中我们既看到了物理学的发展对加强国防建设和提高综合国力竞争的重大意义，也看到了物理探索与需求牵引相结合对发展科学技术和国防安全的重要作用。
例如，为了制造原子弹，我们从教科书上就知道，必须使裂变材料达到临界体积，发生链式反应才能爆炸。但用什么方式来达到？怎么来提高爆炸的威力？这些都是高度机密的问题，谁都不会让你知道。这里涉及裂变物理、中子物理、爆轰物理、高压物理、流体物理等一系列复杂的物理问题。我们只能在没有任何设计资料和关键数据的条件下，靠自己的智慧，通过物理分析，来进行物理设计和研制。那时候，在彭桓武先生的领导下，周光召等理论物理学家，为了确定设计中的一个疑点，就用理想条件下炸药爆炸的最大功从头进行计算，经过反复9次仔细计算最后终于实现并确认了总体设计。1964年10月16日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了。这是自主创新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1960年，前苏联毁约撤走专家时，曾有专家断言中国人20年搞不出原子弹来，结果我们短短四年就成功了。爆炸成功后，美国人通过尘埃测试不得不承认中国采用了先进的内爆型设计技术。我们依靠自主创新在物理上解决了热核点火和自持燃烧的关键。在原子弹爆炸两年零两个月之后又成功地突破了氢弹的研制，创造了核武器发展的最快速度。我们之所以能这么快和好的掌握核武器，除了有党中央的英明决策之外，最重要的是有像邓稼先、郭永怀等一心献身祖国的科学家。
改革开放以来，科教兴国的战略为物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注入了新的活力。首先是国家大幅度增加了对科技和教育的投入，包括建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自由探索，启动“863”计划、攀登计划和“973”计划，结合国家需求推动前沿物理研究。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以来，年均科研投入的增长在22%以上。为了加强青年人才的培养，国家在发展高等教育规模的基础上，建立学位制度，强化了高层次人才的教育，还通过设立“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创新团队等其他举措，培育高素质科技创新人才。1993年来，物理学科上已有4500余人获得博士学位，150余人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总额1亿元，还有7个物理学的研究团队获“创新群体”资助。
与此同时，国家还以较大的经费力度先后建造了一批物理学的重大科学工程（如正负电子对撞机，同步辐射装置、重离子加速器，用于核聚变研究的托卡马克装置等）和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这些重大举措为加快中国物理学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步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国家“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和中国物理学会各方面的努力,为中国物理学的大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环境和条件，在物理学的各个领域都出现了空前良好的发展势头。在国际重要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数量迅速攀升。
国家大型科学工程上做出了诸如t-轻子质量精密测定、新的放射性核素，包括超重核素的合成、利用同步辐射光分析确定SARS病毒的结构等一系列为我国在世界同行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工作。物理的各个领域包括理论物理、激光物理、微结构物理、高温超导、晶体生长、X-光结构分析以及碳纳米管等，都有一批高水平的工作。如上海光机所徐至展等发展了基于OPCPA的太瓦激光装置，他们还用超短超强激光与大尺度原子和分子团簇作用产生了高能离子（如1.3MeV氮）。更加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我们有一批中青年科学家，在前沿领域，做出了不少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的工作。如在量子信息方面，中国科大潘建伟小组，创造了在13公里内自由通讯的纪录；中科院物理所薛其坤等在纳米超导体方面发现了量子尺寸效应导致的金属薄膜材料的奇异超导性质——超导转变温度随薄膜厚度的振荡现象等等。这些工作既体现了我们新一代物理工作者的活力，也展示了中国物理学进一步发展壮大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