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有两大基本的问题：世界是什么，它从哪里来？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两个问题应当说一个是外在的，物质领域的本质和起源命题，一个是内在的，意识领域的自我和起源命题。初看上去似乎犹如两个同心之圆，分属两个不同的维度上探讨本源的问题，但是实际上不论我们向后看世界的起源还是人类的起源我们看到的都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或者已经经历过的过去，它被称为——民族的历史。
我们应当如何看待我们的过去？历史不是帐房先生笔下的流水帐，尽管它最终会化为一个日期加上一串事件的符号表述，但是作为曾经存在过的确定的事物，其必定会有其自身的“万有引力”，这种“力”或多或少的会变动社会发展的轨迹，哪怕即使绵薄也是合力中的一支，不可忽略。如同《圣经》中所语：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历史使现在变成了旧事，使教训变成了经验，使偶然变成了惯例，使先验变成了知识。
我们民族的历史，一个以儒家思想为主又兼济了法家的术与势的统治思想，道家使民无为的经济思想，佛家苦渡众生的教化思想，因此其民族精神的复杂性、矛盾性以及对外所表现出的中庸性都是这些历史的产物。以上的众多思想，大多分属不同的社会阶层，每个社会阶层的形成，尤其是处于优势地位拥有一定统治权力的阶层，依照韦伯的话来说，乃是拥有共同卡里斯玛的集合体，这种卡里斯玛不仅是先天的，也是能够通过后天习得的，这种后天习得的卡里斯玛的手段就是教育。通常情况下，人类群体所接受的教育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赢得社会荣誉机会的正负，往往是通过一定群体的生活方式种类的区别来规定的。当通过对某类知识的教育形成垄断的情况出现时，特有的处于知识优越的统治等级或者阶层也就出现了。但是相反的，当个体通过血缘出生于该等级内部时，其自然的会拥有对该种知识的垄断性的教育资源以及运用该知识的社会职能，这种职能的取得则进一步加固了垄断。因此，对于一种社会地位而言，其所处之等级地位可以是它的起因，也可以是它的结果。只是，这种起因和结果都不是必然，只能说其在知识资源和教育资源及其稀缺时才是等级壁垒的加固剂，而在前者的问题解决之后，如同唐以后的那样，教育反而变成了人们跨越等级的主要手段。
这种通过血缘和教育取得等级特权的阶层同普通民众区别开来成为中华文化特有的一个阶层——士，进一步可以将其范围缩小到“官员”。我国的官员不仅为社会治理者同时也是税款征收人，尽管税款的征收都是以国家或者皇帝的名义来进行的但实际上是其自身财富积累的手段。等到这些官员卸甲归田后，这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得上是合法的资产便被用来购买土地。其子孙则作为共同的继承人，以此形成一个继承团体来保有资产。同时这些资产也会被用来提供教育以使其子孙获得官员的地位，再次为该团体谋求财富以惠及其子孙和族人获得官员之地位。
上面的例子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重复了上千年的财富积累方式，其以世袭制和政治手段为基础，依照儒家宗族门第的伦理思想，根植于中华民族民族性之中，以至于即使在今天，名义上的世袭制度早已崩溃瓦解百年之后，儒家宗族观念却依然能够代替其地位结合政治手段使官员及官员家族通过内政掠夺社会财富。历史虽是过去，却又常常何其相似，那些已有之事、已行之事总会通过某种面貌上的改观重面于世。
近代以来，民族的屈辱使中华民族从体到用接受了西方的思想，上到宪政民主，下到经济市场，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土崩瓦解，其思想也被“马列主义”全数荡涤，后又历经文化大革命的清洗，可留于世的部分残破不全。如同中华法系曾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一样，列文森认为中国的历史虽也是悠久古老并且哺育了一方文明的历史，却已然死在了现代性的门槛上，只是处于民族自尊心理而拒不承认这种文化的死亡，使得中国人在情感上执着于自家的历史，在理智上却又献身于外来的价值。因此，中国的历史是送进博物馆的历史，是“保存”的历史，而不是“发展”的历史，保护孔庙并非是要复兴儒学，而是把他作为博物馆中的历史收藏物，其目的正是把其从现实的文化中驱赶出去，而在西方性已经或正在成为人类的普遍文化的背景下，非西方社会只有在接受和消化西方现代性的本质和前提下，才能够作为社会而并非文化存在下去，因此中华文化，中国的历史已经死了，至少其作为价值意义上的历史已经死了。对于历史是什么，是否有价值独立于历史本身而存在应当是一个哲学的问题，但是历史中蕴藏着丰富的价值资源是我们不能否认的，历史毕竟不是一本糊涂的流水账，其除了能够荡涤出一种悲天悯人的人文主义情怀之外，其价值内涵应当能够形成一种富含力的“场”，中国固有的儒家礼教思想与西方现代民主自由格斗只能也必须在这个“场”上发生，受到“场”中力的作用。
一如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民族被异族统治与反抗数千年的斗争史来说，儒家思想的“合同”文化从来都不是破坏外来的文化，而是更多的表现出一种兼容并包的姿态来，这也使得只有统治汉族的民族，没有统治汉文化的思想，无论该种思想如何尖锐，如何难以调和，最终在中华文化格斗场中都会变成中华文化内在力量的一部分而存活下去。因此，尽管近代以降，中华文化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传统主义的各种力在彼此斗争中相互交融，才形成了中国当今社会的现代化文化和现代化思想。我不能够用《春秋》般微言大义的笔法对这种历史性的思想融合做出褒贬的评价，但是如果我们反观我们民族的历史，应当总能够从中得到些启示，获得一些认识世界、认识自身的灵感。
因此，史华慈用了一个更为恰当的比喻来代替列文森的“博物馆”。我们民族的历史是一座“图书馆”，尽管被保存和收藏，但是人们不会认为图书馆所存放的著作中的思想观念也将伴随着作者一同死去，或者只能够成为我们认识历史上某一特定时期的史料。而恰恰相反，人们阅读前辈们的著作乃是为了寻求和理解那些具有恒久价值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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