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体裁的形成，除了归根到底为社会生活所决定之外，还与文学传统的继承、革新和历代创作经验的积累以及创造能力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世界各民族文学中最早出现的体裁是诗歌，以后小说、戏剧文学才逐渐发展起来。这一方面固然是由社会生活内容的日趋丰富和发展所决定，另一方面也同作家继承前代的文学传统、积累创作经验和发挥创造性分不开。一个时代、一个作家，如果不能以前人的文学遗产作为基础，长期地积累创作经验，井适应时代的要求，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那么，新的文学体裁就不可能产生。历史上的中篇、长篇小说、多幕剧以至电影文学等篇幅较大的文学体裁，都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逐步产生的。例如，我国最早产生和发达的文学体裁是诗歌和散文，而小说和戏曲文学则出现较晚。在诗歌的发展过程中，搜集在最早的诗集《诗经》里的，大都是比较简单的四言体的诗歌，随后五言体、七言体的诗歌才陆续产生，到了隋、唐前后则逐渐出现了对偶整齐、音韵和谐的绝句和律诗。这些发展和演变，无疑是反映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和与此相适应的艺术表现技巧的发展。
作家适应着反映一定社会生活的需要，在批判地继承前人遗产的基础上加以革新和创造，便会不断地形成某些新的文学体裁，也会促成某些体裁本身的发展和变化。例如，我国最早的小说，产生于魏晋南北朝，源出于上古神话和传说。这时期的志怪小说篇幅短小，大多只有简单的故事梗概，表现方法也比较简单，实际上只是短篇小说的雏型。到了唐代，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城市经济的繁荣，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给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扩大了题材的范围；同时，由于继承了前人小说创作和史传文学的经验，传奇小说便进入成熟、发展阶段唐代的传奇小说，不仅在篇幅上比魏晋六朝的志怪小说长得多，而且情节复杂生动，叙述委婉曲折，在人物形象的刻划上也有了许多新特色。鲁迅说：“小说到了唐时，却起了一个大变迁。我前次说过：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底文章，都很简短，而且当作记事实；及到唐时，则为有意识的作小说，这在小说史上可算是一大进步。而且文章很长，并能描写得曲折，和前之简古的文体，大不相同了，这在文体上也算是一大进步。”①显然，从志怪小说到传奇小说的发展，既有一脉相承的继承关系。也有适应时代的需要而进行的革新和创造。
各种文学体裁的形成和发展，总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随着作家对文学传统的继承、革新和创作经验的积累，而逐渐由简单变为复杂，由粗糙趋于完美。像最原始的诗歌，就是如鲁迅所说的“杭育杭育”的劳动呼声，以后才慢慢地发展成为音调铿锵、节奏鲜明而又能最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感情的一种文学体裁，并且逐渐发展出四言、五言、七言和绝句、律诗、长短句（词）等多种样式。所以，各种文学体裁由简单变为复杂，由粗糙趋于完美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它的推陈出新、逐步发展成熟的过程。我国戏剧文学的成熟，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早在汉代的百戏里，就有像“东海黄公”那样的故事演述。据《西京杂记》的记载：“有东海人黄公，少时为术，能制蛇御虎。佩赤金刀，以绛缯结束发，立兴云雾，坐成山河。及衰老气力赢惫，饮酒过度，不能复行其术，秦未有白虎见于东海，黄公乃以赤刀往厌之。术既不行，遂为虎所杀。三输人俗用以为戏，汉帝亦取以为角之戏焉。”②这种演述故事的伎艺表演，不能不说是我国戏剧的萌芽，但由于缺少资料，今天也很难说其中有多少戏剧文学的因素。从汉代起，经过了数百年，我国戏剧文学随着音乐、舞蹈、杂技、说唱文学等的发展，才逐渐成熟起来。唐代出现了“参军戏”，宋代更有了杂剧和戏文，最初的杂剧和戏文的剧本还是非常粗糙的，有的只是一个简略的梗概，相当于近代的幕表。有的只有唱词而没有说白。宋元以后，杂剧等戏曲剧本才完善起来，有唱词、有宾白，有提示人物动作的“科”，既可供演出，又可作读物，这才到了我国戏剧文学的成熟阶段。
由于社会生活和人们艺术创作经验日益丰富，文学体裁也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种多样。文学体裁的多样化，是社会生活多样化的反映。壮烈的历史场面、狂风暴雨式的矛盾斗争，需要有容量大、篇幅长、表现力强的文学体裁来反映，而生活里的小浪花、小涟滴，则要求以灵活轻巧的文学体裁来表现。这犹如十八般武器，各有各的特点、作用，相互不能代替的。当然，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也有一些体裁、样式只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存在，或由于当时统治阶级的竭力提倡而一度繁荣，随后由于失去了生活基础或历史条件的演变而很快地趋于消亡。但是，大多数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的体裁，却往往在新的文学体裁产生以后，经过一定的革新、改造，仍然会被保留下来，并且获得新的发展。例如，我国古代的八股文、试帖诗等为统治阶级所提倡的文体，由于内容空洞，形式呆板，缺乏艺术生命力，缺乏生活基础，往往事过境迁，便趋于衰竭。而像我国古典诗歌中的律诗、绝句、词等样式，则经过不同程度的革新、改造之后，直到现在仍然可以为表现新内容服务。所以，新体裁的产生，并不意味春；日体裁的全部消亡；旧体裁只要在表现现实生活上确有它独特的长处，就会继续得到发展。随着时代的推移，文学体裁日趋丰富多样是必然的。
总之，各种文学体裁的形成、发展、演变和消失，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客观的规律的，即归根到底是受社会生活的制约的，同时也与文学创作经验的积累和文学体裁本身的继承革新有密切的关系。
历史上各种新的文学体裁的形成，最初往往产生于民间，由劳动人民所创造，然后才受到统治阶级和文人的注意，为他们所运用，并在他们手中获得进一步的发展或者逐渐失去生命力。这是因为在已往的阶级社会里，劳动人民总是在与统治阶级的斗争中，创造着自己的文化，创造着自己的文学，其间也根据不断发展的社会生活的需要，创造着各种各样的文学体裁。但是，由于劳动人民被剥夺了享受文化的权利，他们所创造的文学体裁尽管生动活泼，却难免比较粗糙，有待于进一步地加工改造。在这过程中，有的文学体裁由于经过文人的加工改造，会逐渐趋于完美，有的也可能由于统治阶级及其御用文人的改造而逐渐僵化。其关键就在于那些文人是否或多或少地接近人民、和人民群众保持一定的联系，是否能根据社会生活的需要和人民群众的要求不断地予以改进、提高，我国古典文学中起源于民间的四言诗、五言诗、词、曲、杂剧、话本等样式，都是经过许多艺术修养较高而又和人民群众保持一定联系的作家的加工改造而发展、成熟起来的。就以五言诗体的形成和演变过程来说，较有成就的作家们的劳动便不可忽视。在西汉时代，是辞赋的全盛期，新体诗正在民间酝酿，五言诗体尚未成熟。到东汉时，班固的《咏史》，虽已是五言，但尚未获艺术上的高度成就。此后，张衡的《同声歌》、秦嘉的《赠妇诗》、蔡的《饮马长城窟》等，从当代乐府文学中汲取了刚健清新的养料，逐步使五言诗体趋于完美。又如杂剧这一戏剧样式的成熟，也同关汉卿、王实甫等杂剧作家的辛勤劳动分不开来。关汉卿共作杂剧六十多种，王实甫曾作杂剧十余种，他们的丰富艺术实践，对这一艺术样式的完善和成熟，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作家的加工改造，对于文学体裁的发展，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由于过去不少作家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总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因此，有些人在对文学体裁进行加工改造时，也不可能完全适应群众的爱好和社会生活的要求，甚至往往只是从少数剥削阶级文人的艺术趣味出发，脱离生活，脱离群众，专在形式技巧上用功夫，因而使得某些源于民间的文学体裁、文学样式，逐渐走向僵化。像我国唐代的宫廷诗，宋代的西昆体诗以及宋以后的某些文人词，就是明显的例证。正如鲁迅所指出的：“歌，诗，词，曲，我以为原是民间物，文人取为己有，越做越难懂，弄得变成僵石，他们就又去取一样，又来慢慢的绞死它。譬如《楚辞》罢，《离骚》虽有方言，倒不难懂，到了扬雄，就特地‘古奥’，令人莫名其妙，这就离断气不远矣。词，曲之始，也都文从字顺，并不艰难，到后来，可就实在难读了。”①
除此之外，也有一些文学体裁最初由国外传入，由于适合反映本国社会生活的需要，并易为人民群众所接受，于是逐渐地和本民族的文学传统相结合而生根、成长起来。例如，“五四运动”以后发展起来的自由体诗、话剧、新小说和小说剧等文学样式，就是最明显的例证。
总之，文学体裁是表达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的具体样式。它是适应于反映社会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同时又受制于作家对文学传统的继承、革新，艺术经验的积累和创造能力的发挥。各种文学体裁只有适应于反映社会生活的需要和广大群众的要求，并和民族的优秀文学传统结合起来，才能健康地发展，并逐步地趋于完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