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古代经籍
作为一名传教士，理雅各也许不会意识到其古代经典翻译工程对沟通东西方桥梁的作用，他的所作所为均为传教铺路，但最终的结果却远远超出了传教的范围
理雅各把英华书院迁到香港后，开始研究和英译中国古典文学的工作，他计划将中国儒家传统典籍“四书”、“五经”译成英文，并各自附以原文、注释及长篇绪论。1861年“四书”译本依序在香港出版，为《中国经典》一、二卷。当时由一些传教士如湛约瀚、麦高温、史超活、合信、谢扶利和华人黄胜等人参加助译工作。在此后二十五年间，他陆续翻译出版了中国的《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春秋》、《礼记》、《书经》、《孝经》、《易经》、《诗经》、《道德经》、《庄子》等名著。
中国儒家经典向西方的传播，对西方的哲学思想、伦理思想、文学思想，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此，理雅各是有贡献的。但是，另外还有一位中国学者王韬的功绩也不应该埋没。王韬原来在上海伦敦传教会开办的墨海书馆工作,1863年王韬乘船来到香港，担任理雅各的助手。当时理雅各的《中国经典》头两卷英译本已经出版，他正在翻译《书经》。由于王韬的具体帮助，给他解释难懂之处，帮他写注释，使他得以顺利地完成英译《书经》和《竹书纪年》等，并作为第三卷出版。随后王韬又帮助理雅各英译《诗经》，作为第四卷，于1871年出版。第五卷《春秋》、《左传》，于1872年出版，以上均在香港出版。《礼记》于1885年在伦敦出版，这是王韬帮助理雅各英译的最后一部书。
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初，西方来华的传教士对中国典籍也曾多有译述，但都只译片断，且因汉语不精，或对于儒学经义钻研不透，或请学养浅陋的华人合译，译文往往辞句粗劣，语义欠通，谬误百出。《中国经典》的翻译是理雅各倾注几十年心血才得以完成一项宏大工程，他明确意识到，只有透彻地掌握中国人的经书，亲自考察中国圣贤所建立的道德、社会和政治生活基础的整个思想领域，才能被认为与自己所处的地位和承担的职责相称。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理雅各始终贯彻着严谨的治学态度，除了认真参考和吸取王韬的研究成果外，他自己也十分注重旁征博采，力求持之有据，绝不主观臆断。在他以前别人用拉丁、英、法、意等语种译出的有关文字，凡能找到的，他都拿来仔细比较，认真参考，然后再反复斟酌，慎重落笔，甚至常常数易其稿。加上与王韬等人的切磋讨论，就大大减少了可能有的失误，使翻译质量得以确保。
《中国经典》陆续出版后，在西方引起了轰动，欧美人士由此得以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理雅各也因在翻译上的成就与汉学研究方面的贡献，于1876年获法兰西学院儒莲汉籍国际翻译奖(the first International Stanislas Julien Prize for Chinese Literature)。1870年,阿伯丁大学授予他法学博士学位，在爱丁堡大学举行三百周年校庆庆典中，理雅各是受到尊重的人物之一。理雅各在多次访问巴黎的过程中，曾同法国著名的东方学家朱利昂，进行对汉学的高水平的讨论，并获得朱利昂奖金的首奖。
理雅各的获奖促使英国朝野开始重视对中国学术的研究。获奖后，理雅各又译了（在牛津大学任教期间的译著）：《法显行传》(1886年加注付印）、《西安府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考》、《中国文学中的爱情故事与小说》、《致缪勒函有关中国人称帝与上帝》、《中国编年史》、《帝国儒学讲稿四篇》、《扶桑为何及在何处？是在美国吗？》、《中国的宗教：儒教、道教与基督教的对比》、《孔子生平及其学说》、《孟子生平及其学说》、《诗经》（英文押韵诗体译本）。
以上是单独出版的一些主要译著，另外由英国语言学家缪勒收进他主编的《东方圣书》丛刊中的理雅各译著，还有：《书经》、《诗经中的宗教》、.《孝经》、《易经》、《礼记》、《道德经》、《庄子》、《因果报应论》。
90年代理雅各再次把注意力转到他的系列译作《中国经典》，这也是他在牛津的教学材料。1893年至1895年《中国经典》修订后在牛津大学克莱仁登(Clarendon)出版社再版。在这个版本中，理雅各对孔子的态度有改变，似乎与中国古代的圣贤有了很多相同的观点。
1895年，也就在理雅各谢世的前两年，他还翻译出版了屈原的《离骚》。
出任牛津大学汉学教授
1873年，理雅各离开香港返回英国，他竭力主张应加强对中国的研究，特别是对中国社会思想的支柱儒家思想和典籍的研究。当时在英国的一些原来在中国当外交官或经商的英国人，提出应在牛津大学设立汉学讲座，并推荐理雅各为该讲座的第一任教授。推进此项计划最努力的，有英国前驻华公使阿礼国，和前香港总督德庇时等，他们募集了捐款，专供牛津大学开设汉文讲座之用，但英国的正统派仍嫌理雅各不是牛津或剑桥大学毕业生，不是贵族，又不是英国国教的教徒而加以阻挠。经过各方疏通，加上理雅各的大量译著和它们对欧洲影响的客观存在，使得那些正统派也只好让步，最终让一名传教士出任第一任汉学教授。阿礼国等多方奔走，一共募得三千英镑之巨，专给牛津开设汉学讲座。
理雅各采取的是语言与文化并重的教学策略和注重翻译的教学模式，他的学生为数不多，因为汉学在当时还是偏僻的学科。理雅各所做的学术报告也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中国历史、中国文学、中国人物传评、中国天文和中国社会宗教等。他在牛津大学前后共二十二年，培养了不少汉学家。
理雅各回到英国后，著有一些论文、书评、讲稿与小集子，计24项，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部未完成的汉英词典手稿。理雅各曾提出如果中国能有一部按正确的原则编撰的字典，那么解经、诠释工作将大大简化。这可能是他编撰字典的动机。词典收入汉语的字、词、俗语及情景性日常用语，在文字上方用符号表现汉字的阴平、阳平、上声与去声四种语调。收入内容以普通话（官话）为主，兼顾广东方言。
汉学答疑
理雅各回英国后用不少的时间为外国人解答汉语知识方面的问题。实际上，这项工作始于他在华期间。
理雅各对中国的了解可谓详细，求教的信很多，很难统计，咨询的领域涉及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传记、中国天文，也有不少信件的内容是请他翻译文件和翻译刻在碗、扇等等上面的文字，还有人把翻译的稿子和研究汉字的论文寄给他审阅，为此理雅各回复了大量的信件，这当然也是对中国文化传播的贡献。
对中国文化的态度
从1843年到1873年，理雅各一生中最美好的30年都是在香港度过的，对香港的教育、报业乃至戒烟戒赌、赈灾救难等公益事业均有种种贡献。从1847年到去世，他一生半个世纪的时间都在译介中国经书，而且是在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总体歧视下进行的。对中国文化的长期研究使他认为中国文明虽与西方文明有很大区别，但绝非野蛮文明，因为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在那块土地上生活、繁荣，不断生长、壮大；当诸多的优秀文明经历了兴旺、鼎盛和衰亡后，中国仍然存在，所以中华民族必定有些颇具力量的美德和社会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