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是人生活的重心。家，是避风港，是我们工作操劳完，在学校紧张跟专心完，在街头种种历劫归来后可以返回的去处。有人说在家里，我们可以「做自己」。只要离开家，我们就会化身为另外一个人。只有回到家，我们才能褪下面具。
家，是人格的泉源，是我们的身分可以生根、可以开花结果的地方。童年的我们会在家里做梦、玩耍、打破砂锅问到底。青少年的我们会退而在家整备，进而离家冒险。再长大一些，我们会希望建立自己的家庭来生儿育女，在工作上努力。家就是这样的基地。说到要了解自己，我们往往都会从自己出身于什么样的家庭说起。
在世界上许多种语言里，「家」的涵义不只是遮风避雨，这个字更会让人联想起温暖、安全感与亲情—就像是母亲的子宫一样。古希腊文里，「家」的象形文字常被用来代换「母亲」。中文的「家」这个方块字有两层涵义，是家人，也是房子。英文里的「Shelter」是由两个拉丁文拼成：scield （屏障）与tuma （团队），合起来就是一家人共同聚集在保护伞下的样子。从古至今，家都是生命的基础。家是分享美食的厅堂，是培养静态兴趣的地方，家人间会在这里倾诉梦想，建立传统。
都会的生活也始于万家灯火，家让我们落地生根，让我们把家家户户集结成属于大家的社区。以家为单位，我们会参与地方政治，会以团结并以「远亲不如近邻」的心情跟邻居交心。「要逼着一个人站出来去关心整个国家的事情，绝非易事，」法国政治学者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如是说，「但如果说到要在他家门前开一条路，那他就会立刻感觉到这件公众的小事会对他切身的利益产生巨大的影响。」。一定要等到某条街变成我们的那条街，某个公园变成我们的那个公园，某间学校变成我们的那所学校，我们才会真正进化成以公众事务为己任的公民，才会愿意投入时间跟资源到我们肯定的价值上：无论是要巡守社区、当美化儿童游乐场的志工、还是要竞选加入在地的教育委员会，来自于家的认同，都是最重要的契机。
想为了公益去贡献一己之力，是民主的引擎，也是社区、城市与各州的生命所系—最终也是我们立国的根基。瑞典经济学家冈纳．莫道尔（Gunnar Myrdal）曾写道，为了公益而付出，代表着「从美国人心中涌出的理想主义与道德情操，」这股冲动有过很多名字，有人说这是「国家之爱」、是「爱国主义」、是「美国精神」。无论挂上什么样的名号，换上什么样的脸孔，其底蕴都同样是「家」。国家是什么？不就是都市与城镇的结合吗；都市跟城镇是什么？不就是邻里的集合吗；邻里是什么？不就是一个个家的组合吗。
美国理应是个我们可以一天天让自己更好、让自家更好，让社区更好的地方。但要拥有这样的美国，我们首先要有一个安稳的家。要不是先透过「宾馆」的永久住屋安置计画，得到了一个价格合理的公寓，史考特怎么能跟海洛英画清界线？怎么能找到在游民收容所担任住房经理这样一份有意义的工作？又怎么能开始踏上独立自助之路？这之后的他，一直保有居住的稳定与清醒的神智。然后是辛克斯顿一家。在小马立克出生之后，派翠丝跟多琳终于搬到了田纳西州的布朗斯维尔，人口数大约是一万人的小镇。他们找到了一个舒服的三房之家。从原本的狗窝里出发，派翠丝通过了GED考试，取得了高中同等学力，老师佩服得不得了，她也成了那一届成年学生里的模范生。派翠丝再接再厉，继续在当地的社区学院里选修了线上的电脑跟刑法课程，为了想成为假释官，她必须以此铺路。她常半开玩笑地说，「我好多朋友都是犯人，将来他们都会是我的客人！」
贫穷在美国之根深蒂固与残酷凶狠，很难不让人心灰意冷、让我们断念放弃想让世界更美好的夙愿。但史考特跟派翠丝就是两个最好的证人，他们会告诉你家就是最坚实的踏板。家，可以住人的家，让他们在蜕变成好爸妈、好员工跟好公民的路上愈走愈稳。
要不是阿琳跟凡妮塔得把所得的七、八成都拿去缴租，她们就不会没钱让孩子得到温饱与拥有一个家。不用被房租压着，她们就可以找个社区安顿下来，不用一天到晚让孩子转学，孩子就会有机会交到一辈子的朋友，可以让身旁慢慢聚集处世的榜样跟良师益友。她们会有余裕去银行开帐户储蓄，可以给孩子买书或玩具，甚至于可以添台电脑放在家里。为了准时交租、拖延被驱离的命运直到最后一刻、也为了在流浪时赶紧找到下一个落脚处，她们不知付出了多少的时间跟精力，而这些时间跟精力原本可以用来充实她们的人生：她们原本可以去读社区大学、可以去运动健身、可以去职场上闯荡，更可以去找个好对象。
但我们的现况却「把生来理应不只如此的人给贬入贫穷。」将近一百年来，美国有一个普遍的共识是：家庭的居住支出要以在三成以下为宜。而直到不久之前，这确实是一个多数租屋家庭都达得到的目标；但此一时彼一时—如今在密尔瓦基乃至于整个美国，状况已经恶化到难以收拾。美国每年从自家被驱离的户数，已不是几万户的问题、也不是几十万户的事情，我们看到的是每年有几百万几百万的人流落街头，或被迫委身在收容所。
没多久之前，很多人还不知道问题有多么夸张，也不知道居住问题会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唯一知道问题严重性与后果的那群人，只有亲身受苦的那群人。学界、媒体、主政者多年来的一个共通点，就是对驱离问题视而不见。而这三方无视的结果，就是驱离明明影响了广大穷困家庭的人生，却在社会学的研究工作上付之阙如。所幸随着资料的浮出与新研究方法的问世，我们已经有能力评估驱离的氾滥程度，同时将其产生的效应做成纪录。包括驱离与穷困社区之间形影不离的关系，乃至于驱离让家庭、社区与孩子所付出的惨痛代价，我们都已经了然于胸。
人先要能安居，心理才能安定。心定，人才能花心思在持家与人际关系上。安居，孩子才不用东奔西跑，才更有机会在学业上精进及累积。人能安居，社区才会稳定，街坊之间才能培养感情，守望相助的观念才能成形。但对于穷困的家庭而言，所谓的安定根本遥不可及，他们太常从租屋处被驱离了。低收入的家庭常搬家，是社会上的常识；但他们为什么这么常搬家，则是学者跟当政者都搞不清楚的东西，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把低所得社区的驱离频率放在眼里。从二○○九到二○一一年，凡是密尔瓦基最穷困的租屋者搬家，大约四分之一的案例都非出于自愿。若是排除掉这类（被房东驱离或被法院查封等的）非自愿状况，则低收入家庭的搬家频率其实与一般人无异。大家要是去查一下其他城市的驱离案件开庭纪录，会发现真相就是这么离谱。以二○○九到二○一三年间的密苏里州为例，郡境涵盖半个堪萨斯城的杰克森郡（Jackson County），平均每天有十九处的租屋者遭到驱离。二○一二年，纽约市的法院每天得以未缴租为由，判出将近八十笔驱离令。同年克里夫兰有九分之一、芝加哥有十四分之一的租屋家庭，会收到驱离法庭的出庭通知。人穷，不代表不能过稳定的生活；但穷人会搬来搬去经常是被逼的。
除了剥夺生活的安稳之外，驱离也会导致身家财产的损失。住户不仅会因为遭驱离而告别自在的住家、钟爱的母校跟熟悉的街坊，他们还会因此失去有形的财产：家具、衣服与书本。要建立一个家谈何容易，金钱跟时间的付出都必然相当可观，但驱离却可以将之一笔抹煞。阿琳就这样失去了一切，拉蕊跟史考特也同病相怜。驱离会让人失业，人被解雇的机率会在遭驱离后提高百分之十五。若说人无法安居在前、不能乐业在后，其原因就在于失去家所造成的压力与阴影，会严重冲击到劳工在职场上的绩效表现。租屋的家庭还常常会因为驱离而失去入住公共住宅的资格，因为密尔瓦基市的住房管理局，会在审核租屋申请时计算遭驱离的次数与欠缴的房租，亦即有所谓的「三振条款」。换句话说，被租金压得喘不过气跟被驱离逼到绝境的家庭，照理讲应该是最需要 *** 伸出援手的人，但体制却将这群人挡在了门外。
财产、工作、住家被从身边夺走，找上公部门却又求助无门，也难怪驱离会让社会学家口中「物质（上的）困苦」（material hardship）雪上加霜。「物质困苦」所勾勒的是匮乏的本质。精确一点来说，「物质上的匮乏」所评估的是家庭有没有因为负担不起食物或医疗而体验到饥饿或病痛，或者有没有因为付不出钱来而没有暖气、没电开灯或没电话打。据统计，在遭驱离的隔年，这类家庭会比未遭驱离的类似条件家庭，体验到高出百分之二十的「物质困苦」。他们会饥寒交迫或病痛缠身。被驱离的家庭会在物质困苦上持续高出平均，维持时间可能长达驱离事件后的起码两年之久。
这些家庭会被迫接受次等的居住环境。在密尔瓦基，相对于条件相同但搬家因素不那么严峻的家庭而言，最近一次搬家属于非自愿性质者，会有高出百分之二十五的机率陷入长期的住房问题中。
家庭被从原本的租屋处赶出，代表着他们在城市中的立足之地会从普通穷变成非常穷，他们会从治安死角搬迁到罪恶的渊薮。这是一个「没有最糟，只有更糟」的概念。阿琳原本最喜欢的住处藏身于基层劳力工作者的黑人社区。在市府宣告其不适人居住、并使她遭到迫迁的命运之后，阿琳搬进的新家是一个充斥着毒贩的公寓社区。就算排除许多重要变数的影响力，我们也可以看出比起自愿搬家者而言，遭迫迁者会愈搬愈糟。集中的贫穷与暴力又会形成新的问题，并在弱势者的伤口上洒盐。毕竟邻里决定了我们生活中的大小事情，从大人能接触到什么性质的工作机会、到小孩得在什么样的学校上学，都在这些切身的事务之列。
然后是驱离对人精神面的斲伤。迫迁是一种暴力，这种暴力会把人逼着走上忧郁一途，严重时更会让人想不开而自杀。以近期刚遭到驱离的家庭而言，当中的每两位母亲就有一位表示发生临床忧郁症的各种症状，这比率相当于未遭驱离但其他条件类似者的两倍。即便经过了好多年，有过驱离记忆的母亲跟同侪比起来还是会显得闷闷不乐、提不起劲或不够乐观。一群精神科医师曾表示，有数名病人在他们将遭驱离的前夕自戕。悲剧发生之后，这群医师共同在《精神医学服务》（Psychiatric Services）上发表了公开信，直指驱离是「自杀的显著前驱物」（significant precursor of suicide）。信中强调这些病人不至于因为遭驱离而无处可住，所以他们只得合理地把自杀归咎于驱离本身。「驱离必须被视为一种对人的拒绝，这是一种会让人留下创伤的行为，」医生们写道，「驱离是人最基本的需求遭到了否定，是极尽羞辱之能事的体验。」被认定是因为租屋遭驱离或房屋遭查封而产生的自杀件数，在二○○五到二○一○年间成长了一倍，而这也刚好是居住成本狂飙的年份。
驱离甚至于会影响到迫迁家庭所挥别的社区。邻居之间可以彼此合作，培养互信，而合作跟互信会让社区更加繁盛安全，但这需要时间。社区意识的建立跟各种资源的投入，都会因为居民的高流动率而受阻。也就是说，驱离会让社区的「一体感」遭到拉扯与撕裂。只要驱离存在的一天，鸡犬相闻的邻居们就会保持陌生，原本可以合力打击犯罪跟促进公民参与的潜力也会原封不动地荒废。密尔瓦基的各社区中，凡是某一年的驱离率升高，隔年的暴力犯罪率也会同步飙高。这一点即便排除掉之前的犯罪率或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也不会有所改变。
失去住处与身外之物、更经常失去工作、烙印上被驱离者的标记、被剥夺 *** 在居住上的奥援、被迫搬到更穷更危险的地方、得忍受物质上更深的困苦、没地方搬就得无家可归、忧郁（症）与身体病痛等—这些就是驱离后遗症的「懒人包」。驱离不只是让穷困家庭陷入灰暗的低潮、也不只是人生辛苦但短暂的偏离轨道那么单纯，驱离会从根本上让人生的道路一去不回，被驱离者会从此踏上一条艰辛的不归路。驱离不是贫穷造成的结果，而是开启贫穷的原因。人不是因为穷才被赶，而是因为被赶才一路穷。
驱离的杀伤力不分老少，也不分病恹恹或身强体壮。唯独对于穷困的有色人种妇孺而言，驱离已经是他们习以为常的事。走进美国任何一间都会区的住房法庭，你都可以看到妈妈带着孩子大排长龙地在冷冰冰的板凳上，等著叫号出庭。在密尔瓦基的租屋者当中，超过五分之一的黑人女性表示曾经在成年之后有过遭驱离的经验，这比例远高于拉丁裔女性的十二分之一、与白人女性的十五分之一。
密尔瓦基多数被驱离的家庭都有小孩，而综观全美，许多被驱离家庭的孩子都会落得无家可归的下场。出于无奈，许多遭驱离的家庭只能委身于不及格的屋况与不安全的环境里，而这两者都会打击孩子的身体健康，损及他们的学习能力，乃至于贬低他们的自我价值与自尊心。驱离会让身为母亲者的忧郁症恶化。长此以往，妈妈会提不起劲也无法开心，最后就连孩子们都能感觉到这股寒意。阿琳、凡妮塔乃至于许许多多的父母亲都想给孩子一个稳定的生活，但驱离是一道跨不过的鸿沟。驱离让孩子们在一所所学校间进进出出、让孩子漂流于一个个的社区里。就算好不容易找到地方住，这些家庭还是免不了得把大部分的收入「进贡」给房东，能用在孩子身上的数目少得可怜。愈多钱得花在「住」上，爸妈就愈没有钱能给孩子花。穷人过日子原本就已经是入不敷出，尽管缴不起房租，但人总是得有地方住，但问题是他们住的尽是些别人捡剩的破烂房屋。我们的城市里已没有穷人的立锥之地，而这在下一代的心上留下了又狠又深的伤痛痕迹。
他们受到的这种种磨难，让我们内心有愧，主要来自这些事情明明可以避免。不过，正因为问题可以避免，所以尚存希望。这些问题既非不治之症，也不会永世常存。我们的社会绝对有能力焕然一新，因为众人合作的力量不容小觑。
但有力量之余，我们也得拿出办法。我们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相不相信居住正义是生而为人的基本权利？
美国有着崇高的立国精神。开国先贤们高喊人人平等，不容褫夺「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三种精神紧扣美国，先烈们直呼是上帝赋予的人权，而稳定的家是三者共同的起点。
生命与家是一体两面，几乎无法拆开而独立存在。有家才有隐私跟安全感，人才能获得保护跟滋养。自由作为一种概念，其内涵始终不仅限于信仰自由与人身自由，也包含我们能出人头地的自由：我们要能选择喜欢的职业谋生、要有机会习得新的技能。稳定的家让我们能借由努力达成经济自主，也让我们有条件表达自我。我们要能以合理的报酬受雇，也要能享受属于个人的自由。
那幸福呢？看到阿琳给他买了双球鞋，乔瑞脸上闪过的笑容就是幸福；一边哼著赞美诗、一边煮了顿好料的拉蕊正品尝著幸福；因为某人被作弄成功而爆笑成一团的辛克斯顿一家，他们身边也环绕着幸福。所谓对幸福的追求，无疑地也包括物质上的追求：起码要能够确保基本的生活所需。你可曾想过只因为贫穷在美国是这样地铺天盖地、只因为我们共同做了一个不照顾所有公民，不保证所有人都能安居的决定，导致多少的幸福与才能皆无疾而终。
在美国，我们保证了「老有所养」、保证了十二年国教、也保证了给所有公民的基本营养，我们认定这些是生在美国的基本权利。我们会保证这些事情，是因为我们知悉必须确保供给基本的人性需求，如此一来追求活着的尊严才不会是缘木求鱼。而谁能说居住不是基本的人性需求？屋况合宜、价格合理的居住环境，绝对应该是每个人的基本人权，而且原因一点都不费解：要是连住得安稳都谈不上，其他的事情都会像盖在流沙上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