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喜哥”消失了。
媒体、互联网、流量,让曾经隐于世的“大喜哥”,真真切切地红过,很多“热心”的人,也不乏真诚地想帮他过上“正常的生活”。
熙熙攘攘的人们围观、拍照、提供帮助,可“大喜哥”需要的是,一个能懂自己的人,一个能包容自己的 社会 ,一份安静的、不打扰别人、也不被别人打扰的生活——这太奢侈了。
“孤独吗?我太懂孤独了……”
“大喜哥”不懂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不懂他。
最近从福州回到北方后,他消失了,就像从没红过、从没来过。
“大喜哥”在告别,告别格格不入的人群、告别哗众取宠的流量,告别不堪回首的过往。
从今往后,很大概率上,“大喜哥”不会再红了。而这,或许是一件好事。
大喜哥,再见。
前段时间,“大喜哥”从福州回到了青岛,那座他此前生活了60多年的岛城。
回到青岛后,“大喜哥”消失了,没人知道他住在哪儿、接下来如何生活。这座海边城市的冬天再次来临,而他生命里的春天,却似乎从未来过。
2012年,“大喜哥”因一则老房子起火的新闻,从青岛红到全国。在新闻中,年逾五十的他穿着艳丽的女装,化着浓厚的妆容,极为狼狈地出现在镜头前——发生火情的正是他的住所。
那一次,虽然电视台仅给了他几秒钟的镜头,但“大喜哥”还是因男扮女装成为了整段新闻的焦点。最后,主持人以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结束了节目:
“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想问的不仅仅是火灾。”
以此为开端,接下来人们开始用猎奇的眼光看待有关“大喜哥”的一切,很多“传说”也随之诞生。
姓名、出生地、婚姻,甚至是性别,讨论与传言以不同角度塑造出很多个“大喜哥”,好奇的人们试图寻找到他与众不同的理由。
或悲或喜,或好或坏,“大喜哥”的经历开始被标记,并被赋予了一些深远的话题。但现实却是,他的故事远比“标签”丰富。
01
名字、工作、残疾
误会从“大喜哥”的名字便开始了。
在日后铺天盖地的报道中,他的真实姓名被写作“刘佩鳞”或“刘佩麟”,但在身份证上它被写成“刘培麟”。
除了姓氏,他的名字被外界几经变更。这不是谁的错误,毕竟就连“大喜哥”本人对于这个姓名都知之甚少。
刘培麟似乎注定是一个没有“来处”的人。在那些他亲笔写下的日记中,他这样描述自己最初来到人间的经历:
父亲酗酒家暴,母亲一气之下投井自尽。父亲为此心灰意冷,将儿女尽数送人后便没了音信,而自己则是被包着棉被扔到了火车站。
与亲生父母分开时,刘培麟尚在襁褓,所以这些“过往”全部来自道听途说,真实性不详,却是他与故人仅有的“联系”。
刘培麟对于“家”的理解全部来自养母。多年前,这个善良的女人在火车站发现了他。虽然家中已有7个儿子,但她还是决定将婴儿抱回去,“本以为养不活,没想到还是长大成人了”。
在刘培麟成长的年代,贫穷是所有人都会经历的事情。生存成了头等大事,于是他勉强念完初中便被推向了 社会 。“我也是受过教育的人”,想起这件事刘培麟总觉得甜蜜蜜的。
离开学校后,刘培麟被分配到一家服务站“做苦力”。后来那里变成了服装十九厂,他的工作内容却没有发生变化,“拉车、搬重物”贯穿着他的整个职业生涯,在当时这样的经历平平无奇。
然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这个平淡的故事有了转折——刘培麟,下岗了。
“没想到,没想到,真的没想到。”他连续使用三个“没想到”来形容自己当时的意外、无奈和遗憾。时至今日,这样的复杂情绪仍影响着他,“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想穿女装的”。
离开服装厂时,刘培麟不到40岁,仍算得上是“青壮劳动力”。所以他去了建筑工地,预备继续做苦力谋生,但仅是几个月后,他便被绊倒在讨薪的路上。
为了要回工资刘培麟挨了不少打。最初约定一起讨说法的工友因看不到希望都放弃了,唯独他还在坚持。
后来“争论”变成了“群殴”,他还是没要到一分钱,伤痛成了这份工作中他唯一的“报酬”。
做苦力没希望了,刘培麟又去送报纸、摆地摊、当服务生,全都失败后他开始送煤气,终究没能绕过凭力气吃饭。
送煤气时他的代步工具是一辆破旧的摩托车,为了能在短时间内赚到更多的钱,他时常将车骑得飞快,意外发生了。
一个深夜,刘培麟遭遇了车祸。他撞上了一辆同样飞驰的公交车,虽然大难不死,却也落下了终生的残疾,一种所有男人都难以启齿的残疾。
“没有一个人来看过我,一分赔偿也没有得到。”
“我怎么提起呢?我无法提起啊。”
刘培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感受到孤独的。
02
养母、兄弟、房子
刘培麟上面有7个哥哥,全部都是养母亲生的。他的岁数最小,一直住在家里。“7+1”的兄弟组成让他们自小便没什么共同话题,各自成家后更是老死不相往来。
养母重病时,刘培麟也找过几个哥哥。可兄长们死的死,老的老,还有几个失踪了,没有选择,他独自负担起赡养老人的责任。
养母患的是胰腺癌,发现时已是晚期。医生询问治还是不治,他想了想,最后点了头。从入院治疗到护理,具体花了多少钱他没统计过,只记得医院要,他便给,兜里没有了便借,然后一步步地走到了卖房子的地步。
2000年之前,刘培麟住在青岛老街上的一栋老楼里,他们一家拥有其中的20平米。过去大人小孩挤在里面,那里并不体面,却也实实在在承载了一些家庭温暖,可如今都已烟消云散。
“你以为我想吗?千考虑,万考虑,最后还是决定(把房子)卖了。没办法,真的是没办法了。”
因为着急用钱,刘培麟给旧屋的定价并不高,可即使如此,在正式出售时这个数字还是被一压再压到了20万。因为买主是朋友介绍的,他答应了议价,这算“尽了孝道”,即使他深知这些钱改变不了什么,很多都是“早晚的事”。
办理房屋过户那天,刘培麟收到了买主的10万元,他问剩下的钱呢?对方谎称办完手续就给,结果从此不见了踪影。他也想过要用诉讼手段维权,可没有收条,没有合同,全凭一张嘴的买卖连证据都谈不上,想到这里他又放弃了。
往后几十年里,刘培麟时常会到老宅看看。
那里房价涨了,住宅也变成了景区,很多人会在这间房子前留影,他怕吓到游客,所以很少走近。大多时候他只是隔着马路静静地望着那个曾经的家,从不说话,也从不流泪。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刘培麟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最后的证据。
借了钱,卖了房,刘培麟拼尽全力也只延续了养母四个半月的生命,那个给了他“家”的女人还是走了。
之前杳无音信的几位哥哥不知从哪里得到了消息,一个接一个地找上刘培麟。他们责怪弟弟卖了房子,质问他家里的钱去哪儿了,他解释了好些时日,但“兄弟们还是为此反目成仇”。
有人问他值得吗?他回答“值不值得,我都尽力了。”说到这些他总会流泪,不是心疼房子和钱,只觉得“挺不孝的”。
母亲不在了,刘培麟觉得“天塌了,地陷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都格外孤独,于是他便琢磨着成家,期盼着有个人嘘寒问暖。
03
“傻妻”、女装、矛盾
刘培麟曾经有过一段婚姻,仅维持了半年便草草收场。
当时,刘培麟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位单亲母亲。因为智力上有些缺陷,女人说话和自理能力都有问题。
得知这些时刘培麟很犹豫,但后来他发现“对方不要彩礼,也不要房、车,就是想找个人照顾她”,这正合自己的心意——实际上,他也只是想找个伴儿罢了。
相处了一段时间,刘培麟和女人结婚了。两人相差十岁,领证时刚好一个40岁,一个30岁,刘培麟觉得这也算是一种缘分。
结婚后,刘培麟带着媳妇去过几家医院。他惦记着把她的病治好,然后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但寻了几家医院都说“没得治,估计要傻一辈子”,听到这他又犹豫了。
“不听话,什么都往嘴里塞,天天往医院跑”,就这么凑合着过了几个月,刘培麟渐渐觉得有点“管不住她了”,想了想他提了离婚。女方家人爽快地答应了,隔几天就办好了手续,这婚就算离了。
关于刘培麟的婚姻还有另一种说法:有人说他的家庭原本幸福美满,只因妻子目睹女儿车祸身亡,才精神失常失踪了。
对此,刘培麟本人仅含糊地说过只言片语,信息零散到拼凑不出一段完整的故事。
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无人知晓,众人只看到刘培麟又是孤身一人了。
如果换上女装生活对于男人来讲是一种“突破”,那挡在刘培麟和这种突破之间的最后一道闸,便是这位曾短暂带给他希望的“傻妻”。
这之后,他彻底妥协了,又或者说以另一种形式“反抗生活了”——他开始流浪,开始拾荒,也开始以女装示人。
刘培麟9岁那一年,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喜欢女装。参加文艺节时,他看着身边的小女孩都打扮得花枝招展很是羡慕。
也许是出于好奇,也许是真的渴望,成长过程中他断断续续地偷偷尝试过女装扮相,但因为在意别人的眼光,他从不穿出门,只躲在家中自己欣赏。
后来,父母不在了,兄弟闹掰了,婚姻结束了,刘培麟觉得是时候要“拨开乌云见太阳了”,因为没有“别人”了,世间只剩下自己了。
只有以“不寻求意义”的角度去看待刘培麟,才能意识到他隐藏在“女装”背后的矛盾与无奈。
“我从小便喜欢打扮,也喜欢穿女装。”
“我以为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发展了,如果是,我肯定坚决不穿女装了。”
这两句看似截然相反的话全部出自刘培麟之口。这样的自相矛盾不能被定义为说谎,因为谁都有正常生活的权利,因为谁都可能被生活一再戏弄。
这种所谓的“正常”,既包括灵魂与肉体的一致,也包括爱好与现实的契合,但显然无论哪一种对于刘培麟来讲都太过困难。
如若能了解刘培麟的人生,哪怕只是丁点的片段,旁观者都能在其中找到共鸣。
委屈、无奈、孤独、冷漠、遗憾、意外……他的人生组成和所有人一样复杂。
稍有不同的是,某些最普通的事情在他的身上都变得异常困难,“我对得起这个世界,但它总让我难过”,刘培麟说“这或许就是命吧。”
04
哑巴、“死亡”、没有名字的人
在刘培麟的回忆中,自己前前后后有过21个伴侣。其中印象最深的,应该是那个对他很好的哑巴。
与哑巴相识时,刘培麟已以女装示人近12年了。那天午后,他正在住所收拾着之前捡来的废品,忽然一个男人从后面紧紧地抱住了他。他试着挣脱,无果,便回头与男人交流起来。
因为不能说话,二人的谈话全靠“比划”,刘培麟不懂手语,只能通过哑巴的肢体动作和写下的纸条拼凑出对方的来意。“我很欣赏你”、“一起住吧”,这是刘培麟为数不多能“听”懂的话,“当时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刘培麟和哑巴开始同居。印象中那个男人很顾家,“搞到钱就会往家里买吃的喝的”,还会给刘培麟添置一些化妆品和衣服。
在此之前刘培麟的生活所需品全部靠拾荒,这种可以消费、选择的行为隐约让他找回了一些对生活的掌控感,他再一次开始渴望安稳。
也就是2年的光景,哑巴失踪了,没有任何征兆和理由。刘培麟只知道他是“惹了事儿,被关起来了”。至于惹了什么事儿,被关在了哪里,还会不会重获自由,这些他都一概不知。
在刘培麟的世界里,所有的离别都没有“再见”这个说法,“我不计划什么了,什么时候死,什么时候就算结束了。”
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如果说人生的终点是遗忘,那哑巴消失的那一刻,便是刘培麟走到世界尽头的瞬间。
这世间最后一个记得他的人不见了,刘培麟“死掉了”,取而代之的是“大喜哥”。
成为“大喜哥”之前,刘培麟度过了一段没有名字的时间。那时候他在街上拾荒,身上是颜色极为鲜艳的女装,脸上是并不精致的妆容。留了许久的长发没有打理,乱糟糟地被编成两根粗细不一的麻花辫搭在他的肩上。
这样的装扮够不上“正常”的标准,于是他成了街上的“怪物”。恐惧、厌恶、好奇,这些都是他曾收获的目光,没有人愿意上前与他交流。
邻居们叫他“穿女人衣服的男人”,附近居民称其为“捡破烂的精神病”,路人则是无声无息地观望拍照,然后便匆匆走过。
“我倒是想交流,没人搭理我”,直到2012年那场火灾来临。
火灭了,人火了。
05
火灾、“大喜哥”、网红
媒体对于刘培麟最初的认识,全部来自那场突如其来的火灾。
“我是灭了火才走的,我真的灭了火。”他慌忙解释道。
看了当年的画面不难想象,当事人这样的形象,会给观众朋友带来多大冲击。
回看当时的新闻,那天刘培麟的装扮与平常穿女装的他并没有不同。但在毫无防备的看客来讲,他足够“奇葩”,也足够引起讨论。
那天之后,刘培麟有了另一个名字,“大喜哥”。网友觉得他 搞笑 ,“看起来极为喜庆”,所以便起了这个昵称,而这也成了他在草根网红届的代号。
被媒体报道之前,刘培麟没有手机,也不通晓网络,甚至很少说话。他对这个世界所有的认知都来自回忆和书本,如今忽然站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他有些手足无措。
越来越多的人找到他,采访他,刘培麟近乎来者不拒,并且面对提问知无不言。尽管有些交流并不礼貌,但他不抵触,因为“我什么都见过了”。
在刘培麟所有的故事中,最为人敬佩的莫过于他拾荒还债的事情。
多年前,刘培麟曾为此上过一档节目。在节目中他说:
为了给母亲看病,自己向一些人借了近15万元的债务。现在,他正靠着拾荒和每月600元的低保努力还债,希望各位债主能再多给他一些时间。
从内容看来,这理应是一档平平无奇的民生节目,但不知为何,节目组却在最后设置了一个让“大喜哥”回归男装的环节。舞台之上,刘培麟接受了节目组的改造。他换上了体面的男装,戴上了帽子遮盖自己的长发,他看起来“正常多了”,却没露出半个微笑,他始终沉默。
录制结束前,嘉宾和观众鼓励他献唱一首,刘培麟举起话筒没等伴奏响起,便匆匆演唱了起来。
那一刻,台下的观众在笑,他却盯着远方,眼眶泛红。
虽然参与了节目录制,但刘培麟却没有得到任何报酬。他仍会为不断上涨的房租发愁。从600到800再到最后的1000元,当房租已经成为“天文数字”时,他拨通了赵先生的电话。
赵先生是位富裕的好心人,听到了“大喜哥”的遭遇,他二话不说便将人接到了宾馆,还承诺帮其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唯一的条件是“剪掉长发,换上男装,回归正常的样子”。
为了生活,刘培麟答应了。那是2016年,按照刘培麟自己说的,当时的他60岁了,已换上女装16年。此时他没钱,没家,没朋友,就连那头长发也要没有了。
几天后,刘培麟在赵先生的陪同下走进了理发店。当两条凌乱的辫子被剪掉时,他清楚地感受到体内有什么东西被猛地抽离掉了,后来他才知道,那种感觉是“后悔”。
因为原来的头发太久没被打理,理发师只得将其全部“推”掉。刘培麟变成了寸头,“大喜哥”好像也死掉了。
06
赵先生、化妆、镜子
按照原来的计划,刘培麟在剪掉头发之后就要去办理新的身份证件和信用卡,可赵先生却在此时不见了。
10天后,刘培麟被公寓物业以“会吓到孩子”为由赶了出来,一切都很突然,却又在意料中。
日后,赵先生再也没有出现。他跟着刘培麟的长发一起消失了,忧愁再一次写满了刘培麟的脸。他再次回到了那间隐匿在青岛老街胡同里最深处的房间,一切归于平静。
因为家中没有电,刘培麟只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天清晨五点半,是他起床梳洗打扮的时间。
不同于其他女孩,刘培麟的化妆手法无章可循,却带有极强的目的性。“我要涂得厚一点,不然遮不住(面部的男性特征)。”
刘培麟爱美,之前还用600元钱为自己定做过一件旗袍。除此之外,他的衣裳都是捡来的,所以可供选择的余地不多。但他仍会用心地搭配,尝试在鞋、裙、衣中找到一种平衡与和谐。
因为没有洗头的条件,刘培麟基本不打理头发。他将捡来的彩色卡通发卡别到头上,也会佩戴手镯、项链等配饰,颜色大多会和那一天的衣服相配,这是他一天中笑容最多的时候。
一切准备就绪后,刘培麟会站在镜子前仔细看看自己,确认没有问题后,才会转身走向门口。
摸着黑,举着蜡烛,微弱的光亮划过堆在房间各个角落里的书本上。
刘培麟说自己平生只爱两件事,读书和打扮。文学作品中,他尤其喜欢老舍和巴金。近些年来,他只是买笔、本便花了超过3000元。他热爱写日记,想到什么便会记在纸上,日积月累这些日记也塞满十几个纸箱子了。
“我热爱生活,喜欢阅读,我喜欢写日记,我遵纪守法,我注重诚信,不做违法的事,人生应该如此吧。”
吹灭蜡烛,天空已经大亮,晨曦的光亮穿过狭长的胡同小心翼翼地走进凌乱的屋子。阳光打在镜子上,一行由刘培麟写下的字清晰地浮现出来:
“新的一天开始了,加油!”
07
尾声
公众最后一次大范围讨论“大喜哥”大概是在2年前。就像是每一代“网红”更迭前最后的高光时刻,“大喜哥”也站在了被遗忘的边缘。
最后一拨找上刘培麟的人是一群志愿者,他们希望给“大喜哥”做一次专访。那之后,他们成为了朋友,志愿者满足了刘培麟出书的愿望,还将其带到福州看病,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也还清了所有的债务。
热心的志愿者们发起过捐款,也试图为其建立慈善基金会,但最终都因外界担心“捐款用处不详”而不了了之。
“我个人喜欢女装,更喜欢做女人,这是我一生的追求,无可指摘之处,可指摘的倒是那些小人。”
对此网友评论:“人的成见是一座山,不同就是他的原罪。”
可谁和谁又能相同呢?
去年3月,“大喜哥”决定离开青岛。很多相识一场的人赶到机场和他道别,同时也斩断了他作为“网红”最后的流量。
这一次,“大喜哥”也消失了。
不久前,刘培麟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些自拍照。通过定位人们得知他已回到了青岛。现在刘培麟在哪里?他还拾荒吗?他还有钱吗?他过得究竟如何?他怎样面对生命中的第64个寒冬?
问题与传说依旧存在,只是这一次已无人问津。
“如果能重来,你还会这样生活吗?“
“怎么能重来呢?我今年61岁了。已经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了。”
“这句诗歌我不太懂。”
“不懂吗?以后你就懂了。”
也是在那一次访谈中,刘培麟对着镜头朗读了一封写给父亲的家书:
“亲爱的父亲,我小的时候不懂事,没事总是惹您生气,所以我对您是有愧疚的。也许是生活对我的惩罚,使我失去了一切,但我不后悔而且生活下来了。因为我知道后悔也没用,世间本就没有后悔药。我活了下来,因为我怕死。人没有不怕死的,死对于人来说都是可怕的。鉴于此,我苟延残喘地活到了今天,不容易。
……
爸爸,我拾荒20多年,现在电视台一直在报道我的事情,我想出了名的生活会更好一些,唉,(可)还是像以前一样。谁也不会因为我的出名而对我顶礼膜拜。
爸爸,我退休了。说实话生活的压力还是没有减少……因为房子的事他们(亲戚)恨我,也不来帮助我。我一直在自食其力,没有给刘家丢人。
只不过有一件事,我不想瞒你们二老,我喜欢上了女装……也许这是病态,但他们也说这是对生活的释放。好了,话已经说到这里,这封家书我寄给你们。
希望你们地下有知,原谅我。”
读这封信时,刘培麟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语气也并无波澜。
他很平静,好像已经过完了曲折,而又悠长的一生。
生命的河流,带着所有人向前奔流。
只是,2020年的冬天过后,属于刘培麟的春天,会到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