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汉卿，最著名的为窦娥冤，第一部分：
开折，通过监斩官和其他人的行为，描写了一副阴森肃杀的刑场气氛。窦娥便在这种气氛下以犯人的身份上场了。一上场，窦娥便唱了两只曲子：[端正好]、[滚绣球]窦娥首先把自己的冤枉呈现出来，说明自己无辜被判死刑，冤屈惊天动地，临死之前，把控诉的对象指向了天和地。窦娥控诉天地一场戏，极具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好文章，千古流传。我们来看一看这段唱词：“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一句是说现实世界有它固有的统治秩序，人们的命运掌握在天地的秩序之中。下一句，一个“天地也！”一声感叹，蕴涵着窦娥无限的感情。有愤激，有委屈，有埋怨，有抗争，有指责，有期待。下一句“只合”“可怎生”两个表强烈反问语气的词，表达了窦娥对天地强烈的质问。作为主宰万物、维持现实世界秩序的最高统治者——天地，本应该使社会清明，公正无私，却是非不分，曲直不明。“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福贵又寿延。”用非常肯定的语气直接指明现实中存在的不公平现象：坏人得志，好人受欺。这种现实世界的不公平和天地间应该存在的公理形成鲜明的对比，不禁使人对主宰万物的天地产生怀疑。“天地也！作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这一句是对前几句的总括性结论，指明了天地并不象人们期望或相信的那样维持现实的公平合理，相反，却和社会上的邪恶残暴的坏人一样，助纣为虐，为虎作伥，残害善良弱小的平民百姓。这句指责，推翻了天地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而神圣的地位，对人们现实和精神世界的最高统治者——天地——作了深刻的批判。紧接下来，悲愤之气达到极点，便是对天地的直接而强有力的指责和痛斥。“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这不仅是要推翻天地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更进一步要推翻天地在现实世界中的地位。这种对天地的大胆的指责批判在古代以天为上的社会里是不多见的，中国古代人民因为以农业为生，特别重视“天”。现实世界的最高统治者皇帝被认为是承接天的命令，代替天来行使统治权。因此被称为“天子”。窦娥的这一段唱词，把自己受冤屈的原因直接归结到了天的身上，矛头直指封建统治者所赖以维系的精神支柱。既是对整个封建专制制度的彻底否定，也是对传统的封建专制思想的否定。具有很强的民主主义精神。这种思想也是关汉卿借窦娥之口抒一己之愤。最后一句“哎，只落得两泪涟涟。”是愤怒的控诉达到极点之后的转折，无法改变自己命运的悲愤而又无奈的叹息。
这段话之所以具有非常高的艺术感染力，是因为它用精辟而非常概括的语言表达了长期以来人们对社会不平等的强烈愤慨。表达了普通老百姓要求维持社会公平，惩恶扬善的愿望。在句式上，几乎全用口语，既贴近老百姓的语言，又自然流畅，气势充沛，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因此，千百年来盛传不衰。
在去刑场的途中，窦娥向刽子手提出一个小小的请求，要求从后街走，原因是怕婆婆看见伤心难过，这个小小的细节显示了窦娥的善良细心。在蔡婆婆将张驴儿父子领回家中，劝说窦娥答应张驴儿父子招亲的要求时，窦娥宁死不从，而且批评了蔡婆婆的软弱和苟且行径。窦娥被张驴儿陷害，又被贪官桃杌不分青红皂白问成死罪，经受残酷拷打，拒不承认，当贪官要拷打蔡婆婆时，窦娥顾念到婆婆年迈，经不起酷刑，就含冤承认了贪官要她承认的药死公公的罪行（这在重视纲常伦理的封建社会是十恶不赦的大罪）。在将要赴刑场处斩的路上，窦娥还牵挂着婆婆，怕她看见自己受刑而伤心难过，经不起打击。这个细节虽小，却充分反映了窦娥的善良、孝顺。也是对造成冤案的贪官桃杌的强烈讽刺，象这样一个在临死都记挂着婆婆的孝顺媳妇，怎么可能犯下药死公公的大罪呢？而贪官桃杌却是非不明，连这样一个简单的案子都审不明白，糊里糊涂就用酷刑把善良的百姓判成死罪，如此草菅人命的狗官在后文中竟然得到升迁，可见社会是多么黑暗无道。
第二部分：
刑场哭别一场戏，是表现窦娥的性格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内容，也是本剧悲剧因素组成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刑场上，窦娥再次重申了事实真相和自己的冤情。最后，窦娥向蔡婆婆提出了请求，希望婆婆能在自己死后看在婆媳情分上祭奠一下自己的坟墓。这段哭诉，哀哀怨怨，与前面的愤怒控诉形成鲜明的对比，是窦娥性格的另一方面的体现。也是窦娥在现实中的真实生活和真实性格的写照。它说明窦娥在日常生活中，只是一个勤劳善良，命运孤苦，没有过多要求的普通劳动妇女。她忍受了命运最艰难困苦的打击，从小失去母亲，七岁时又与相依为命的父亲分离，作了蔡婆婆家的童养媳。结婚两年后丈夫又去世。在这种种的命运打击面前，窦娥都忍受了，她只希望能够和婆婆相依为命，过安安稳稳的日子。但现实是如此黑暗，即使这样对生活最起码的要求也难以得到满足，最后落得个无辜受刑的结局。窦娥的请求，体现了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最基本的要求，也增强了人们对窦娥的同情，对社会黑暗的愤怒。最后，窦娥劝解婆婆，说自己是“没时没运”才落得“不明不暗，负屈衔冤。”这只是窦娥安慰婆婆的话，并不是说窦娥自己没有怨恨了。因为她的冤屈完全是人为造成的，是因为社会的黑暗，官吏的腐败，邪恶势力的横行。窦娥也从自己身上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在临刑时提出了三桩誓愿。
第三部分：
关汉卿从“东海孝妇”的传说中得到启示，由之生发开来，采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概括丰富的现实社会内容，大胆而精巧地构思出三桩誓愿。这三桩誓愿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一步步递升，创造出浓厚的悲剧气氛。
窦娥是无辜的，是冤大屈深的，她不甘心屈从于现实的压迫，她坚信自己的死定会“感天动地”，在人间以奇迹的方式显示出来。第一桩，“血飞白练”，通过这种方式，窦娥向世人显示她的清白无辜。在唱词中，窦娥提到两个典故：苌弘化碧、望帝啼鹃。表明她死得和苌弘一样冤屈，和望帝一样凄惨。第二桩，“六月飞雪”，如果说第一桩是通过她自身的奇迹来表明她的冤屈，第二桩则是通过违反常规的自然现象来证明社会的不公平，社会上人为制造的黑暗。“飞霜六月因邹衍”的冤狱故事，更表明了窦娥所遭受的是人间冤狱。第三桩，亢旱三年。引用“东海孝妇”的故事，矛头更直接地对准昏聩的官府，“这都是官吏们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窦娥希望通过第三桩誓愿，直接惩诫残暴昏聩的官府，也希望有一天自己的冤屈能够象“东海孝妇”一样，得到昭雪。三桩誓愿，从时间的延续上，一桩比一桩更久长；从空间范围上，一桩比一桩更扩大。三桩誓愿依次递进的过程，也是窦娥反抗精神依次上升的过程，是她斗争的矛头更加明确的过程。行刑尚未开始，第二桩誓愿就已显示出预兆，更说明了窦娥的冤屈感天动地，社会的黑暗已引起上天的震怒。三桩誓愿的实现是窦娥反抗的最终结果，也是悲剧高潮的结束。窦娥死去了，但给人间留下了一个勤劳善良、坚强不屈、富于反抗精神的感人形象。也给人间留下了一曲对黑暗社会以死抗争的回肠荡气的悲壮歌曲。
马致远，最著名的是汉宫秋， 汉元帝因后宫寂寞，听从毛延寿建议，让他到民间选美。王昭君美貌异常，但因不肯贿赂毛延寿，被他在美人图上点上破绽，因此入宫后独处冷宫。汉元帝深夜偶然听到昭君弹琵琶，爱其美色，将她封为明妃，又要将毛延寿斩首。毛延寿逃至匈奴，将昭君画像献给呼韩邪单于，让他向汉王索要昭君为妻。元帝舍不得昭君和番，但满朝文武怯懦自私，无力抵挡匈奴大军入侵，昭君为免刀兵之灾自愿前往，元帝忍痛送行。单于得到昭君后大喜，率兵北去，昭君不舍故国，在汉番交界的黑龙江里投水而死。单于为避免汉朝寻事，将毛延寿送还汉朝处治。汉元帝夜间梦见昭君而惊醒，又听到孤雁哀鸣，伤痛不已，后将毛延寿斩首以祭奠昭君。《汉宫秋》全名《破幽梦孤雁汉宫秋》，流传版本有：明脉望馆藏《古名家杂剧》本、明顾曲斋刻《元人杂剧选》本、《元曲选》甲集本、《酹江集》本、《元杂剧二种》本、《元曲大观》本、《元曲四种》本、《元人杂剧全集》本。
取材于王昭君出塞的历史故事。昭君出塞的故事，从西汉到元初，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它最早见于《汉书·元帝纪》和《匈奴传》。大致情节是：西汉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元帝以宫人王嫱赐呼韩耶单于为阏氏；昭君入匈奴，生二子；呼韩耶死，从成帝敕令，复为后单于阏氏。元帝时，汉强匈奴弱，昭君出塞，是元帝主动实行民族和睦政策的具体表现。
【鉴赏】
自汉以来，笔记小说和文人诗篇，都经常提及昭君的故事。其中，晋代葛洪的《西京杂记》（一作西汉刘歆撰）记载昭君故事时，增加了画工图形及毛延寿、陈敞、刘白等画工多人，因受贿作弊而同日弃市等情节。但是，比《西京杂记》稍后的《后汉书》并未采用这一传说；而此后的笔记小说和文人诗篇，却不仅采用这一传说，而且还把受贿作弊的画工，集中到毛延寿一个人的身上。唐代敦煌的《王昭君变文》是昭君故事在民间流传过程中的重大发展。《变文》一反正史的记载，把元帝时代的民族矛盾的形势描绘为匈奴强大、汉朝虚弱；把昭君出塞看作是朝廷屈辱求和的表现。其中，叙述了画工图形，单于按图求索，以及昭君到匈奴后，因思念乡国，愁肠百结，终不可解，直至愁病身亡等情节。
马致远的《汉宫秋》显然不是取材于正史，而是在《王昭君变文》的基础上，汲取历代笔记小说、文人诗篇和民间讲唱文学的成就，然后确定自己的创作意图，构思剧本的情节和人物的。
《汉宫秋》特别渲染了强凌弱的气氛。匈奴的使臣，竟然敢于当面勒逼汉元帝：“（单于）特遣臣来，单索昭君为阏氏，以息两国刀兵；陛下若不从，俺有百万雄兵，刻日南侵，以决胜负。”强敌压境，尚书竟只能规劝“陛下割恩断爱，以社稷为念，早早发送娘娘去罢！”元帝更是束手无策。于是，王昭君只落得“待不去，又怕江山有失；没奈何，将妾身出塞和番。”把王昭君放在匈奴强大、“专事攻伐”，汉朝虚弱、“只凭佳人平定天下”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这样写，一方面有利于揭示出产生爱情悲剧的社会根源，暴露封建王朝的腐败无能；另一方面又有利于激发当时生活在金、元之际的汉人，使之回顾南宋灭亡前后的痛苦经历，便于借他人杯中酒，浇自己胸中愁。《汉宫秋》中所描写的上述形势，与金元之际国内民族斗争的形势相比，是有许多相似之处的。例如：金宣宗时，成吉思汗兵围中都，金王朝曾被迫以歧国公主和亲；元世祖时，伯颜丞相兵围临安，曾向南宋王朝强索大批宫女；灭南宋时，更是掳掠了大批后妃宫女北上。
《汉宫秋》还别出心裁地把汉元帝作为全剧的主人公，并把发生这场爱情悲剧的根源，也归结到他的身上来。这一点，对于深化作品的主题，对于启发人们深入思考金元之际国内民族斗争的历史性变化，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汉元帝一出场，就自夸“联继位以来，四海宴然，八方宁静”，心中只为“后宫寂寞”而发愁。“百般巧诈，一味阿谀”的中大夫毛延寿投其所好，劝他“遣官遍行天下，选择室女”，正中他下怀。待毛延寿已叛国投敌，单于使者带着美人图，强索王昭君之时，元帝还在做他的太平天子、风流皇帝的美梦。只知标榜自己：“忠臣皆有用，高枕已无忧。”根本无心理政：“我虽是见宰相，似文王施礼；一头地离明妃，早宋玉悲秋”。到兵临城下之时，他又火烧眉毛干着急：骂宰相、斥武将，说什么“满朝中都做了毛延寿”！但是，朝中文臣武将都不买他的账，尚书居然假借“外国”人之口，说出了“陛下宠昵王嫱，朝纲尽废，坏了国家”的客观事实。因此，尽管元帝斥文臣、骂武将，尖锐刻薄，毕竟还是无济于事！他仍然是被迫“割恩断爱”，做了一个“别虞姬楚霸王”。
《汉宫秋》还特别创造了王昭君在番汉交界处舍身殉难的情节。由于王昭君的慷慨殉难，既保全了民族气节和对元帝的忠贞，又达到了匈奴与汉朝和好，并使毛延寿被送回汉朝处死的目的。因此，王昭君以身殉难的悲壮之举，与那“只凭佳人平定天下”的屈辱求和之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全剧用明妃一女人的正气，充分地反衬出那些以“女色败国论”来文过饰非者的怯懦与无耻。昭君既有对元帝的眷恋之情，又能为“国家大计”而毅然地“出塞和番”，并不惜以身殉国难，这就充分表现了作者对她的深切同情和高度赞扬；而对于以元帝为首的封建王朝来说，则只是深刻的揭露与辛辣的嘲讽！
在《汉宫秋》中，毛延寿不再是一般的索贿作弊的画工，而是平时“一味谄谀”取宠、当阴谋败露时又不惜叛国投敌的中大夫。因为他，单于才能够于“遣使进贡，欲请公主”之际，按图指名，强行“求索王昭君”。因此，昭君是否出塞，不仅是元帝与朝廷文臣武将之间矛盾冲突的焦点，而且还是匈奴与汉朝之间矛盾冲突的焦点。所以，元帝与昭君的爱情悲剧已由个人的悲剧而深深染上了国家的民族的历史悲剧的色彩。真挚的爱情因朝廷无力抗御外侮毁于一旦，而“朝纲尽废，坏了国家”的昏君，“只凭佳人平定天下”的庸臣，却正是导致这出爱情悲剧的元凶、祸首。昭君“为国家大计”而出塞和番，又为保全民族气节和爱情忠贞而殉难的壮举，便成了对这帮元凶、祸首的深刻揭露与辛辣嘲讽。这一方面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另一方面又是“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鲁迅全集》第一卷297页），于是在悲剧之中又渗进了喜剧的意味，使人感到以汉元帝为首的封建统治集团的狼狈相极为可笑。这两方面相互映衬，不仅使剧本的情节更生动、丰富，而且使其思想内容也更真实、深刻。
作者在第三折、第四折，还浓墨细笔地描写了元帝与昭君的生离死别，是怎样地使元帝悲怆凄恻，愁思郁结，无可排解。作者尽力刻画了风流皇帝温柔多情的一面，让他尽情倾吐了由生离死别而郁结于胸的哀痛。风流皇帝的温柔多情，不仅仅以其真挚深沉的感情引起观众对他的同情和怜悯，而且，还能激励读者认真思索：为何堂堂天子，大汉皇帝，连自己的爱妃都无力保全？
我们还应该注意，《汉宫秋》对于元帝与昭君的爱情描写，是比较深刻准确的。《长生殿》的作者洪升曾说：“情之所钟，在帝王家罕有。”因为帝王之家，钟情总是意味着玩弄女性。就《汉宫秋》来说，元帝对昭君的倾心相爱，首先是为昭君的琵琶声所吸引，接着便是为昭君的姿色所倾倒。技艺和姿色，是元帝爱昭君的基本原因和主要内容；对于王昭君舍身赴国难的精神，元帝却毫无感动之情，更无特别器重之意。霸桥饯别之后，他之所以“委实怕宫车再过青苔巷”，也仅仅是因为“猛到椒房，那一幅菱花镜里妆，风流相，兜的又横心上”。可见，作者并没有过分美化元帝对昭君的爱情，而是如实地写出了元帝爱昭君的具体内容及其局限性。这样，元帝对昭君的温柔多情与他对于治理国家社稷的昏庸无能，便构成了复杂而又和谐的整体，自然而又逼真地刻画出元帝爱昭君的鲜明的个性特征。
显然，汉元帝这样的艺术形象，对于我们理解历史上的风流皇帝，如陈后主、宋徽宗之流，无疑是具有深刻而普遍的认识意义的。元帝一类的昏君庸帝，作为国家社稷的代表，必然会导致“朝纲尽废，坏了国家”，落得国土难保全，民族失尊严，而他们对后妃的倾心相爱，也只能落得个蒙羞受辱，毁于一旦。因为，作为风流皇帝欲保全真挚爱情的愿望与作为昏君庸帝所造成的“朝纲尽废，坏了国家”的严酷现实，这二者已构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就是《汉宫秋》所写的爱情悲剧的实质，也是产生汉元帝这样的艺术形象的社会基础。
白朴，最著名的是墙头马上，写尚书裴行俭的儿子裴少俊与总管李世隆的女儿李千金的恋爱故事。李千金独居深闺，心里苦闷，于春暖花开的季节到花园中游玩，在墙上看望，遇见品貌兼优的裴少俊坐在马上经过。两人一见倾心，私下结成夫妻，并生了子女。但裴少俊怕被父亲知道，便把李千金及子女藏在自家花园之中，住了七年。后来被裴行俭发现，斥李千金为娼妓，把她赶走。裴少俊后来进士及第，去接她回来，她坚决不肯。这时裴行俭夫妻也去恳求，她也不允。最后由于儿女的痛哭哀求，才夫妻团圆。
这篇作品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义，裴、李的自由结合反抗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礼教。他们不顾家长的压迫，坚持不屈，表现了青年要求婚姻自由的坚强意志和对爱情的忠贞。裴少俊进士及第后，他的父亲就改变了对他们的态度，这就揭露了作为封建礼教的代表者的虚伪和势力。
李千金是莺莺式的人物，生活在闺阁之中，而对自己的环境不满，要求冲破这种环境，争取婚姻自由。但与莺莺也有所不同，她的反封建要求更明确，在封建势力面前更大胆，当她在花园中被翁姑发现之后，受到多方面的刁难和辱骂，她都矢志不屈，和封建势力展开正面的斗争。可是作为一个典型性格，从它概括的社会历史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来看，却远不如莺莺这个人物。这本戏无论从人物刻画、情节安排、艺术处理方面，都是学习了《西厢记》而创作的。但又有它自己的特色。
郑光祖，倩女离魂 郑光祖在《倩女离魂》一剧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对爱情忠贞不渝，感情真挚热烈的少女形象，因而使这一剧堪与《西厢记》相媲美。也正由于此，使郑光祖“名香天下，声振闺阁”。
《倩女离魂》又称《迷青琐倩女离魂》，是郑光祖的代表作，也是元后期杂剧中最优秀的作品。剧本以唐朝陈玄佑的《离魂记》小说为素材，其大致情节是：秀才王文举与倩女指腹为婚，王文举不幸父母早亡，倩女之母遂有悔约的打算，借口只有王文举得了进士之后才能成婚，想赖掉这门婚事。不料倩女却十分忠实于爱情，就在王文举赴京应试，与倩女柳亭相别之后，由于思念王文举，倩女的魂魄便离了原身，追随王文举一起奔赴京城。而王文举却不知是倩女的魂魄与他在一起，还以为倩女本人同他一起赴京。因此，当他状元及第三年后，准备从京城启程赴官，顺便打道去探望岳母，便先修书一封告知倩女的父母，王文举偕同倩女魂魄来到了倩女身边，魂魄与身体又合一，一对恩爱夫妻得到团圆。
《倩女离魂》最为人称道的莫过于离魂这一巧妙安排。倩女的魂魄与躯体分离后，一方面可以细致的表现魂魄无拘无束的大胆和执著，写出其不愿受封建道德伦理的束缚而追求婚姻幸福的真性情：倩女的魂魄代表了女性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在当时社会情况及伦理束缚下，许多倩女想做却无法做的事倩女的魂魄却可以实现。倩女的魂魄追寻到文举时对他说的话都是很大胆很真诚的。如大胆的表白“待和伊同走天涯”“思量心，几时撇下”“我本真情，非为相唬，已决定心猿意马”；如追随文举的义无反顾“做着不怕”；又如倩女的真爱，她爱的是文举本人，不在乎文举有无功名，“你若不中阿，妾身荆钗裙布，愿同甘苦”。另一方面，则通过倩女的病体所受的折磨，反映现实中多情女子相恋的痛苦，倩女“一会家飘渺阿，忘了魂灵；一会家精细阿，使着躯壳；一会家混沌阿，不知天地。”“愁心惊一片乌啼，薄命趁一春事已，香魂逐一片花飞”自感叹，自伤情，自懊悔，被折腾得死去活来，半人半鬼。这样就把当时闺阁女子渴望恋爱却要忍受礼教禁锢的现实压抑感惟妙惟肖地表达了出来，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当文举高中状元，寄信张家，告知“同小姐一时回家”时，倩女悲痛欲绝，生不如死“气得我痛如泪血流难尽，争些魂逐东风吹不回”。显然，既渴求爱情婚姻又面对礼教禁锢，这便是封建时代女性的真实处境。她们唯有在非常的情况下，才能挣脱束缚，实现理想。而一旦“灵魂出窍”精神获得自由，她们便表现得热情似火，敢作敢为，而倩女的离魂正是这种非常情况。我们不得不肯定并佩服郑光祖的让离魂和躯体有不同表现的这种艺术处理。
全剧集中刻画了倩女追求婚姻自主，忠贞于爱情的形象和性格，在婚姻上，决不轻易任人摆布。当她的母亲想要悔约，要她与王文举兄妹相称时，她便一眼看穿了母亲的用意，表示了坚决的反对。当倩女的魂魄离开真身，追随王文举一起赴京路上，王文举以为倩女本人奔来，先是说怕倩女的母亲知道，劝她回去，倩女果敢地说：“他若是赶上咱，待怎样？常言道，做着不怕！”王文举劝阻行不通，使用礼教来教训她，说什么“聘则为妻，奔则为妾”，说她“私自赶来，有玷风化”。倩女更坚定地说：“你振色怒增加，我凝睇不归家。我本真情，非为相谑，已主定心猿意马”。表现了她对封建礼教的反抗和鄙视。
在艺术描写方面，《倩女离魂》具有浓厚的抒情气息，笔墨细腻但并不感纤巧，文词精美却不显雕琢。第二折写离魂月夜追赶王文举的情景，曲词和宾白水乳交融，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把倩女焦急盼望的心理，慌忙赶路的情形，以及江岸月夜的景色都描绘得十分细致逼真。尤其是写离魂追到江边的几支曲，充满了诗情画意。
《倩女离魂》的情节和人物形象，受到《西厢记》的启发，而又对《牡丹亭》有较大的影响。在这两大名剧之间，它似乎有一种过渡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