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一个什么样的唐山
大地震摧毁的是一个陈旧的唐山，是一个布局不合理的城市：铁路分割市区，道路狭窄、弯曲，无法拓宽；工厂和居住区混杂，污染严重；城市地下压煤，不利开采。在建筑上，旧唐山少有楼房，以大杂院为主，在抗震性能上几乎是不设防的，这也是大地震造成如此惨重伤亡的最主要原因。事实上，一些采取了抗震设计的建筑经受住了地震的冲击，比如唐山启新水泥厂的办公楼，其设计者谢宗辅曾在地震频仍的日本留学，所以注重了建筑的抗震性能。该办公楼只在地震中受到了一些破坏，震后经修复后至今仍在使用。
吞噬了20多万条生命的大地震是一场空前的大灾难，但从另一个方面看，它也为重建一座新的唐山城市提供了一个机遇。虽然在一场灾难面前谈论机遇会让人有些不安，但不能否认，这确实是事情的另一个侧面。
重建唐山的讨论一开始，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将原有的城市放弃，异地进行建设；一种是立足于原有城市，原地进行建设。前一种主张主要考虑了这样几个因素：避开市区底下的活动断裂带，减少地震的威胁；解放出市区地下的数亿吨压煤；节省原地重建所需的清理废墟的费用。后一种则认为，原地重建可以保留唐山作为一个重工业城市的产业体系以及自身的社会经济文化特色；减少搬迁征地费用，节约土地资源；有利于城市原有基础设施的利用。此外，原地重建还能给人一种心理上的感觉，即唐山真正地重新屹立起来了，这种感觉在“文革”尚未结束的时代是很有号召力的。
这两项意见的分歧很快以后者占上风而告终。来自国家建委和全国各地研究机构和高校的专家在震后3个多月就编制出《唐山市恢复建设总体规划》，1977年5月14日经中共中央、国务院原则批准。后来，有关部门又组织专家学者于1978年3月和1979年9月对该规划两度进行修订。在时间上，当时提出的目标是“一年准备初步开展，三年大干，一年扫尾，到1982年全部建成”，但重建的过程要比预计的漫长，正式的重建从1979年下半年正式开始，历时7年多，到1986年底才基本完成。
按照这个时期的重建规划，震中所在的路南区由于破坏严重和地下大量压煤，将把原有的工厂和居民全部搬迁出来，将采煤塌陷区改为绿化风景区，只保留部分有代表性的地震遗迹；市区则在路北区的基础上建设；在丰润县城附近建设新区，将原来位于路南区的大部分工厂迁过去，并建立若干新工厂。在调整城市区划的同时，重建规划还包括搬迁大多数原来在市区内有污染的企业。
这些良好的计划后来多数没有实现，主要是因为在重建开始后对原有规划的数次调整。“文革”结束后，中央针对国民经济提出了“调整、改造、整顿、提高”的方针，唐山的重建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也做了改变。1982年1月的《唐山市恢复建设贯彻收缩方针的调整方案》确定了重建的基本原则：控制中心区、缩小新区、利用路南区。原计划从路南区迁出的企业由92个减少到9个，并且规划了13个住宅小区。
今年已经83岁的白玉生，当时在唐山市建委下属的设计处（现在的唐山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前身）工作，震后调入重建指挥部参与城市规划，像他这样的唐山本地的工作人员只能给来自全国各地的权威专家提供些服务性的工作，在决策上是没有发言权的。在他的回忆中，重建计划改动过多少次已经记不清了，“反正领导来一次就调整一次，领导说怎么办咱们就怎么办呗”。
唐山重建的10年是中国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时期，从动乱到稳定、从封闭到开放、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处于特殊历史时期的唐山重建深刻地打下了那个时代的烙印。在“收缩方针”的指导下，重建后的唐山建筑形式单调，多数建筑标准过低，一些房屋不久之后就不得不再次花费人力物力进行改造，地方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没有得到发挥。
“解决有和无的问题”
大地震过后，唐山人首先要解决住的问题。在解放军的帮助下，唐山人在废墟中捡起整砖、木材等，加上外地支援的油毡等建筑材料，盖起了一座座简易住房，整个唐山进入了“简易城市”阶段，一直持续到震后10年，简易房才彻底退出视线。
当时唐山有一个顺口溜，“登上凤凰山，放眼望唐山，遍地简易房，砖头压油毡”。这种临时搭建的房屋只能勉强遮风避雨，夏天太阳一晒屋里热得跟蒸笼一般，冬天则冷得像冰窟。恢复建设的最紧要任务就是让数百万在简易房里生活的人尽快搬进永久住房。
为了制定住宅建设方案，来自北京、上海等地建筑设计院和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的专家聚集在一起，对征集上来的28个住宅小区规划方案和86个住宅设计方案进行比较研究，筛选出4个小区规划方案和25个住宅设计方案。后来做过唐山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现在已经退休的韩自治还清楚记得，恢复建设后的第一个住宅区“河北一号小区”的建筑方案是清华大学的吴良镛教授在凤凰山第一招待所主持开会确定的，“可以说是集中了大家的智慧”。
以河北一号小区为代表的住宅，每户建筑面积均在40多平方米，户型设计分别为一室一厅、二室一厅和三室一厅，以适应不同结构的家庭。
韩自治说，像他这样亲身经历了大地震的恐怖的建筑工作者，对房屋的设计、抗震性能有自己的想法。起初他们只是被指派配合外地来的专家做一些资料提供性的工作，但他们不甘于只做服务性的工作，经过争取，他们在重建10年间先后承担了十来个小区的设计任务。他们设计的住宅，面积全部在52平方米以上，所以很受欢迎。
出于防震的考虑，重建时的建筑原则上不超过6层，路南区以二三层楼房和平房为主。在抗震性能上按照8度设防，只有部分重要的建筑物按照9度设防。“8度”是个地震烈度的概念，唐山大地震烈度最大的地区达到了12度，但设防标准太高的话，建筑成本将使国家负担不起，重建抗震的基本原则是“大震不倒、中震可修、小震不坏”。建筑设计对结构很注意，要求横墙纵墙对正贯通，以增强抗震性。这种设计在平面上规整，施工也容易，但对后来房间结构调整留下了不便。
若干套住宅建筑方案反复使用的结果是，重建后的唐山在建筑风格上高度雷同，被人称为一排排的火柴盒，甚至有人戏言小孩放学后找不到家。对于这样的批评，韩自治不以为然，他认为要从当时的环境出发，让唐山人从简易的抗震棚里尽快搬出来是当时的第一要务，速度是最重要的，所以建筑风格不可能五花八门。
并非没有人在建筑外观上求新。来自建设部的一位老专家曾设计了一个圆桶形的方案，房间形状为扇形，从抗震性能上讲，这种结构是好的。可是当时人们的观念对这种外观的房子没办法接受，于是便放弃了。
短暂的自豪
回顾那段经过的时候，韩自治和白玉生不约而同地提到同一个印象深刻的细节，即关于主干道宽度的争论。新华道、建设路、北新道等道路的规划宽度为50米，当时有很多人表示反对，因为觉得太宽了。但是到了现在，50米的新华道已经让人觉得窄了。“当时谁也想不到我们会发展得这么快啊，”白玉生老人说，“小区里的道路设计也窄了，当时没有现代交通意识。”
指出唐山城市重建的不足之处，完全是站在今天的角度得出的结论。1986年底初步完成恢复建设的唐山，以当时的城建标准来看，给人的是耳目一新的感觉，用白玉生的话说，“像个城市的样子，在全国来看也绝不落后”。
重建的成果曾经带给唐山人骄傲。《唐山劳动日报》副刊部主任潘石说，1986年唐山重建基本完成后，他曾经陪同北京来采访的同行在唐山跑了几天，那时北京来的人对唐山的新面貌也是感到惊讶和羡慕的，“连街边的树都是新种的”。传统的大杂院在唐山看不到了，宽阔的街道、整齐的楼房让唐山在全国的城市中鹤立鸡群。新的住宅小区铺设了煤气管道、采用集中供暖，一座以煤为主要支柱的城市，煤作为燃料居然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消失了，那种感觉只能用震撼来形容。自豪混杂着对灾难本身的痛苦回忆，五味杂陈。
1986年作为唐山恢复重建基本完成的一个节点，也是整个国家迎来第一个改革开放高潮的时间。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其他城市的建设步伐提速，而唐山城市建设的速度慢了下来，相对地，唐山渐渐地又落后了。河北理工大学土木工程学院院长苏幼坡说，唐山重建的遗憾是没能把国外城市规划的思想引进来，指导思想不够解放，作为一个城市，唐山在1986年时看是不错的，但到了2006年就落后了。别的城市在按现代化的思路发展，如果老房子太多，可以拆了再建，但唐山的房子正处于“年轻时候”，不可能拆迁。
记者采访过的唐山人中，多数对近年来的城市建设感到不满，唐山目前有的为数不多的高层建筑，多是大地震20周年前后兴建的，最近10年里来，城市的外观几乎没有什么改变。
住过大杂院、简易房的唐山人，重建后搬进楼房时俨如搬进天堂，但20多年过去后，曾经的天堂已经过时了。“年轻人都出去买大平米了，现在住着的差不多都是上了岁数的。”红星楼居委会主任李长英说。
畸重结构积重难返
唐山是个资源型城市，煤炭、建材、冶金等重工业是其支柱产业，轻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薄弱，“轻工业过轻、重工业过重”一直是其明显的弊病，轻重工业比例1949年为28.8∶71.2，1975年为32.4∶67.6，1994年为29∶71，“畸重”格局多年来基本上不但没有改变，且呈现逐渐强化的趋势。根据世界范围内的经验，长远地看，这种产业结构不利于一个城市在经济社会诸方面的良性发展。尤其到了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时代，重工业城市的竞争力越来越薄弱。
在唐山，这个问题其实早已经被意识到了，而大地震曾经为改变这种畸形的工业产业格局提供了一次“代价巨大却也十分难得”的机遇。1980年代早期，唐山在恢复建设的过程中，唐山市方面多次提出要改变产业结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这些目标可见于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提目标的同时，唐山市也做了一些具体的工作，比如在全国较早地建立了电视机制造厂和汽车制造厂。但是唐山在新型产业建设上的努力最终都无果而终，电视机厂等在建立几年后便在竞争中倒闭。“凡是有一点高新色彩的，不是没建，就是建了没有发展起来。”这是王子平教授的概括。
一直持续到今天，唐山的畸重型产业结构仍在继续强化中，2000年轻重工业比例达到17.87∶82.13，此后几年仍在连年攀升，2005年达到了7.3∶92.7。
虽然目前看来，唐山的发展势头良好，但隐忧也很多。长远地说，唐山的自然资源不可能永远支持这种发展模式；相对短期来看，唐山的支柱产业均以基本建设为主要消费对象，这就容易受国家基本建设规模变化的制约。
河北理工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杨洁在大地震20周年之即的研究中即以实在的数字来说明这个问题，“90年代初期，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全国经济迅速高涨，基建项目大量上马，唐山经济也随之迅速膨胀。1993年，全市乡以上工业企业实行利税46亿元，比1992年增长105％，比1991年增长239％。1994年国家压缩基本建设，唐山经济又随之迅速下滑，实现利税比上年减少10％，1995年又比1994年减少13.3％。”
唐山经济近几年的快速增长得益于国家从1998年开始实施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政策，全国各地重大工业项目投资、居民家庭投资、房地产投资等纷纷上马，投资数额不断攀升，加大了对建筑材料的需求。而中央政府自2003年开始的新一轮宏观调控，看起来并未如上一次一样影响唐山的增长速度，2003年到2005年，重工业增加值的增速分别为29.3％、29.4％、21.5％。现实需求的旺盛固然是保持高速增长的原因之一，另外，这一次是因为唐山在“公关”上做得比较好，每当中央有新精神出台，某中央级媒体就会在显着位置发表文章，赞扬唐山如何与中央精神保持一致。
走好明天的路
谁应该为唐山留下的遗憾负责？找不到具体的人，只能从体制上寻找原因，这也是我们这个体制的特征之一。已经从河北理工大学经济管理系退休的王子平教授参与市政协的工作多年，参加过唐山从“七五”到“十五”四个五年计划的讨论，深感地方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短视现象。
近20年来，唐山经历了约10任市委书记，任职两三年就算比较长时间了，新一任领导有理由延续前任制订的发展规划，也有理由进行改变。这就导致没有人为这个地方做长久的谋划。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杨立元教授在谈到唐山在文化建设上的迟滞时也从这个角度进行解读：文化建设是长期的任务，考虑文化是升不了官的。
上个世纪90年代，民营资本开始在唐山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但民营资本关心的只是利润，于是大量涌入小钢铁、小煤窑、小水泥等“五小产业”，高峰时期，唐山一度有上千家炼钢厂并存，有的小钢厂就建在县城的中心区。这些小钢铁厂以高能耗和高污染为最主要特征，同时占有了大量耕地。唐山市土地局的崔光华说，小钢厂进入门槛低，不到100万的成本就可以建成进行最简易的生产，但产品质量极差，有些小钢厂生产的罗纹钢很脆，装卸的时候摔到地上就能摔断。地方政府在GDP的刺激下，为这些小钢铁厂提供保护，每一级政府跟上面顶着干，上级勒令关停，就改在晚上开工。
唐山年钢产量超过4000万吨，唐钢在其中不过占了1000多万，可见民营资本在唐山的支柱产业中所占比重是相当高的，但是民营经济在唐山的发展造就了一批暴发的富人，并没有真正起到“富民”的作用。
唐山师范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孙秋生教授认为，唐山市的发展模式源于资源型城市对数字扩张的本能迷恋，改革开放以来的超强度开发让这种发展模式对三个极限提出了考验：资源极限、生态极限和人们对于改革信心的极限。国家的“十一五规划”明确规定了唐山在环渤海经济区的定位，他担忧唐山在“市场需求”、“角色分工”等理论的光环下，再次激发数量扩张的冲动，忽视或掩盖其它风险，如国内经济发展的大走势，国家宏观控制力度的加大及产业政策的不断变化都会使房地产业、制造业等对原材料的需求产生巨大波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之变化纷繁复杂也会对原材料进口（如铁矿石、石油等）及原材料制成品出口价格、运输价格产生巨大影响。
根据官方数据，唐山市的钢铁企业目前已经整合到30家左右，关停小钢厂的标准不断提高。官方提出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分依赖资源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市委书记张和提出“用蓝色思路改变黑色煤都历史”。其中最重要的步骤莫过于曹妃甸深水港的建设。
作为开发曹妃甸的最初倡议者，孙秋生教授认为，生态环境承受力早已不堪重负的唐山现在需要的不是粗放的量的扩张与增长，而是以曹妃甸工业园区为契机、以循环经济为突破口，充分发挥大港口、大带动的优势，优化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他特别强调发展优质第三产业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发展三产是使唐山经济的发展能惠及全体百姓，缩小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的最佳之选。
参考资料：http://baike.baidu.com/view/2337.htm#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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