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8-04-29
1953年，爱因斯坦在一封信中曾经写下了关于近现代科学产生基础的著名论断：“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那些关注西方人眼里中国古代科学形态的人们或许会对爱因斯坦接下来的话不以为然“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发现居然(在西方)被做了出来。”
剑桥大学教授、著名科学家与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在自己的论文《中国科学传统的贫乏和胜利》中引用了这段话。李约瑟的煌煌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里处处体现出的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中心论题，亦即为国人熟知的“李约瑟难题”，也与爱因斯坦对现代科学渊源的探求大有关联：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现代科学和工业革命竟然出现于西方而不是中国？
与其追究历史上未曾发生的问题，不如去研究那些已成事实、已有共识的历史。陈方正教授新著《继承与叛逆》一书，借用内森·席文对“李约瑟难题”的洞识灼见，另辟蹊径地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
在陈教授看来，西方科学虽然历经转折、停滞、长期断裂与多次移植，但从其至为根本的方法、理念与内涵看，由古希腊至17世纪欧洲形成的是“一个前后相接续的大传统”。而且，现代科学的出现虽然必定受到李约瑟一再强调的社会、经济、技术等诸多外部因素影响，但其最为主要的动力依然是内在的这一传统本身。因此，要想回答中国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前后所提出的“为何中国科学发展落后”的大问题，就必须首先全面认识和深入了解现代科学赖以立基、传承、发展的整个西方科学传统，包括这一传统与哲学、宗教以及时代背景的互动关系。因此，这事实上是一部以叙述和讨论西方科学史为主体、却隐含着中西科学发展比较的“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妙作。
一个传统，两次革命
“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这个问题从表面上看可谓千头万绪、千丝万缕，但陈教授认为可用“它是西方科学传统经历革命后的产物”一言以蔽之。西方科学这一“大传统”所具有的历时悠久、发展中心多次转移、与宗教关系密切以及两次革命性巨变的出现，是它最终能够蜕变为现代科学的四大宏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