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经历了一个重要时期，尤其在明代，文化交流呈现出调适与会通的特点。
在第一章中，我们回顾了早期的交流情况。汉代的丝绸贸易开启了中欧交往，景教在唐代虽有传播，但随后衰落；元代的也里可温教兴盛又衰败；中国的四大发明如造纸术、火药等西传，对欧洲文艺复兴产生了深远影响，马可·波罗及《游记》则带来了更为直接的文化交流。
第二章讨论了新时期的背景，殖民势力东渐，欧洲的科学革命和人文主义思潮兴起，耶稣会的建立为大规模的中西文化交流铺平道路。这一时期，中西文化开始深入接触。
第三章至第六章聚焦于适应性传教策略的酝酿和实践。沙勿略和范礼安等传教士采取适应性策略，如罗明坚和利玛窦的传教活动，展示了他们如何调整方法以适应中国社会。
第七章揭示了适应性与军事征服传教路线的分歧，利玛窦在北京的工作成为这一路线的高峰，他的著作与理论总结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明末，社会动荡与西学传播的氛围中，如经济发展、王学、东林学派和科学思潮的兴起，士大夫们对西学有着浓厚兴趣，徐光启和利玛窦在调适基督教义与儒家思想上做出了独特贡献。